蔡邦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家父与罗宗洛、陈建功和苏步青伯伯等人一起，赴台湾接收台湾帝国大学，时间应是抗战胜利日本受降时的1945年秋天。当时知名文人江恒源曾写下送行诗：“秋风飒飒天气凉，送客携手上河梁。三子有行忽万里，为歌一曲湄之阳。南雍声华重回浙，三子俱是人中杰。树人已感百年功，更待琼花海外发。五十年前事可哀，悠悠遗恨满蓬莱。河山还我奇耻雪，战云消尽祥云开。三子之行何快哉，台澎学子乐天涯，乘搓使者天边来。”罗宗洛是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1940年曾应竺可桢之邀到湄潭任教，1944年刚离开浙大，他和我父亲都是学生物的，陈建功和苏步青都是浙大数学系教授，而他们均是留日的。我看过他们在台湾的照片，后来也听家父讲过他们的台湾之行，当时交通十分不便，从湄潭到重庆再到上海足足走了廿余天，再乘船去台湾又是一个星期，但他们十分兴奋，终于盼来抗战胜利，台湾回归祖国的一天。他们在台湾工作十分辛忙，罗宗洛负责全面工作，是接收后的台湾大学的首任校长，陈建功是教务长，苏步青负责理学院，家父负责农学院事宜，他们分别成为台湾大学首任的理学院和农学院院长。从现在台湾大学的网站上可查到这些史料。（本段图片说明：蔡邦华（右一）在台湾与罗宗洛（左二）、陈建功（左一）和苏步青（右五）等人一起）
他们抓紧时间完成了任务。家父说他们差点回不来，一方面台大要留他们，而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也不让他们回。而他们归心似箭要回浙大，好容易获准，但搞不到船票，后来遇到在空军工作的浙大毕业生的帮忙才得以回来。1980年家父率中国科学代表团到日本东京参加16届国际昆虫学大会时遇到台湾大学的年轻的后辈同行，当提及接收台湾大学此事时，他们都亲切地叫家父为爸爸。后来台湾方面曾通过美国索取家父的照片。大陆台湾血浓于水，台大浙大有此渊源，应该加强交流，发扬光大。
（4）抗战胜利后在浙江大学的六年半：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6月浙大农学院由贵州湄潭迁回杭州，在原址华家池重建校园。家父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浙大的重建工作中。至1948年3月底，浙江大学已发展成为拥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院、25个系、9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的综合性大学。
1947年浙江大学广大师生参加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救亡运动，农学院学生于子三被害，整个于子三事件中竺校长都将家父作为处理事件的主要助手。竺校长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牢房中见到于子三被害的惨象后，当场晕倒。醒来后就嘱咐家父和校医李天助，去现场调查。家父和李医生在现场查看后都认为于子三不可能自杀，因为所谓自杀用的玻璃片上并无血迹，而玻璃片也没尖角。保安司令部准备了两桌丰盛酒席，留他们吃饭，被家父断然拒绝了。数日后，司令部人传话说：“浙大教授真难对付！”1948年1月4日，学生准备为于子三出殡，家父赶到学校时，学校四周已被二千多军警、特务、流氓和打手包围。八时多，打手们冲进学校，学生们进行了反击，抓获了10多名打手，受到军警围攻。正在讯问时，竺校长约家父谈话。竺校长说：“光天化日之下，军警包围，捣毁学校，浙大我办不下去了！”让家父立即赶赴南京，向教育部长朱家骅请辞校长之职。家父不顾个人安危翻墙而出，连夜乘京杭直达赶往南京。车上遇《大公报》记者，于是把浙大遭受暴行的情况叙说了一遍。记者问：“可否在报上发表？”家父说：“可以发表，但不要署我名字。”次日（1948年1月5日）《大公报》将浙大“一四暴行”的消息传遍全国。在面见朱家骅时，朱劈头责问：“于子三是千真万确的共产党，你们还要为他说话？”家父回答说：“于子三是农学院的好学生，我是农学院院长，不能不为他哀悼。”父亲陈述学校被军警包围，歹徒破坏，目前搞得无法生活，无法教学，代竺可桢校长前来辞职，并向教育部请示善后。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当局派出要员前往杭州督处，使学校暂解危急。家父回杭后，向竺校长汇报经过。竺立即要他暂勿外出，因为省政府已在查问：“《大公报》消息是否蔡邦华发出的？”竺校长回答说：“不知道，但报上所载，完全是事实。”以上经过我多次听父亲讲叙过，竺可桢日记中也有所记载。
杭州临解放前，因竺可桢校长秘密离校，家父再一次临危受命，被推任为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临时主席，代行校长职务。任命公告贴在学校大学路的布告墙上，向全校师生员工公示。为保护浙大、稳定师生员工的情绪、迎接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为了加强安全，学校成立了应变会，由教授会主席严仁赓担任主席，苏步青为副主席。我记得家父曾与梁希、马寅初在家中商谈“应变”事宜，如果竺校长不能再回浙大，家父希望马寅初来接任校长职务。5月3日杭州解放，浙江军管会于6月6日起派林乎加等军事代表二人，由严仁赓、陈立、许良英、包洪枢等九人组成接管小组，召集临时校务会议。“指出嗣后浙江大学是人民的学校，担负着培养人材的重大任务。目前工作仍由临时校务会议执行，但一切措施，应有军事代表签署始能生效力。”（注4）家父欣然接受党的领导，处理竺校长离后的校务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家父参加了7月13日在北平举行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到会的除285名筹委中的205名外，还有党政领导、各民主党派代表及各界人士和新闻记者等近百人。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出席了会议。家父被推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科学界的十五名代表之一。在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曾经问家父，是愿来北京工作，还是仍回浙大工作？父亲说，他与浙大有深厚的感情，还是回浙大。7月17日，在北平科学会议期间举行的浙大校友会上，家父见到了竺可桢，校友们纷纷发言，恳切希望他能再回浙大。使竺甚为感动，回答时几乎不能言语。1949年7月27日，杭州市军管会发布命令，公布了学校新的校、院、处领导人员名单。第一届校务委员会由刘潇然等19人组成，由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刘潇然任副主任委员；孟宪承教授任文学院院长，贝时璋教授任理学院院长，王国松教授任工学院院长，蔡邦华教授任农学院院长，王季午教授任医学院院长，李浩培教授任法学院院长；严仁赓教授任教务长，范绪箕教授任总务长。1949年8月2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任命马寅初为浙大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家父终于完成了解放前后浙大的交接工作，在参加完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后，仍回到浙大继续工作。对于浙大接管后，停聘60多名教授，包括原理学院院长胡刚复等都在其中，还有些职员，他只能很无奈地告诉竺可桢先生，竺感叹浙大接管情形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注5）。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由教育部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做出拆分浙大的决定，按教育部的方案，最强的文理学院基本整体转往复旦，浙江大学的农学院单独分出成立浙江农学院，而调整后的浙江大学成了一所仅留四个工科系的工科大学。此时家父奉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任副所长，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浙江大学。家父对浙大和浙大的莘莘学子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他喜爱杭州，更热爱母校，母校送他到德国深造，他为浙大倾注了全部心血，也在浙大度过了他人生中二十余年最美好的岁月。
他们抓紧时间完成了任务。家父说他们差点回不来，一方面台大要留他们，而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也不让他们回。而他们归心似箭要回浙大，好容易获准，但搞不到船票，后来遇到在空军工作的浙大毕业生的帮忙才得以回来。1980年家父率中国科学代表团到日本东京参加16届国际昆虫学大会时遇到台湾大学的年轻的后辈同行，当提及接收台湾大学此事时，他们都亲切地叫家父为爸爸。后来台湾方面曾通过美国索取家父的照片。大陆台湾血浓于水，台大浙大有此渊源，应该加强交流，发扬光大。
（4）抗战胜利后在浙江大学的六年半：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6月浙大农学院由贵州湄潭迁回杭州，在原址华家池重建校园。家父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浙大的重建工作中。至1948年3月底，浙江大学已发展成为拥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院、25个系、9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的综合性大学。
1947年浙江大学广大师生参加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救亡运动，农学院学生于子三被害，整个于子三事件中竺校长都将家父作为处理事件的主要助手。竺校长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牢房中见到于子三被害的惨象后，当场晕倒。醒来后就嘱咐家父和校医李天助，去现场调查。家父和李医生在现场查看后都认为于子三不可能自杀，因为所谓自杀用的玻璃片上并无血迹，而玻璃片也没尖角。保安司令部准备了两桌丰盛酒席，留他们吃饭，被家父断然拒绝了。数日后，司令部人传话说：“浙大教授真难对付！”1948年1月4日，学生准备为于子三出殡，家父赶到学校时，学校四周已被二千多军警、特务、流氓和打手包围。八时多，打手们冲进学校，学生们进行了反击，抓获了10多名打手，受到军警围攻。正在讯问时，竺校长约家父谈话。竺校长说：“光天化日之下，军警包围，捣毁学校，浙大我办不下去了！”让家父立即赶赴南京，向教育部长朱家骅请辞校长之职。家父不顾个人安危翻墙而出，连夜乘京杭直达赶往南京。车上遇《大公报》记者，于是把浙大遭受暴行的情况叙说了一遍。记者问：“可否在报上发表？”家父说：“可以发表，但不要署我名字。”次日（1948年1月5日）《大公报》将浙大“一四暴行”的消息传遍全国。在面见朱家骅时，朱劈头责问：“于子三是千真万确的共产党，你们还要为他说话？”家父回答说：“于子三是农学院的好学生，我是农学院院长，不能不为他哀悼。”父亲陈述学校被军警包围，歹徒破坏，目前搞得无法生活，无法教学，代竺可桢校长前来辞职，并向教育部请示善后。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当局派出要员前往杭州督处，使学校暂解危急。家父回杭后，向竺校长汇报经过。竺立即要他暂勿外出，因为省政府已在查问：“《大公报》消息是否蔡邦华发出的？”竺校长回答说：“不知道，但报上所载，完全是事实。”以上经过我多次听父亲讲叙过，竺可桢日记中也有所记载。
杭州临解放前，因竺可桢校长秘密离校，家父再一次临危受命，被推任为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临时主席，代行校长职务。任命公告贴在学校大学路的布告墙上，向全校师生员工公示。为保护浙大、稳定师生员工的情绪、迎接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为了加强安全，学校成立了应变会，由教授会主席严仁赓担任主席，苏步青为副主席。我记得家父曾与梁希、马寅初在家中商谈“应变”事宜，如果竺校长不能再回浙大，家父希望马寅初来接任校长职务。5月3日杭州解放，浙江军管会于6月6日起派林乎加等军事代表二人，由严仁赓、陈立、许良英、包洪枢等九人组成接管小组，召集临时校务会议。“指出嗣后浙江大学是人民的学校，担负着培养人材的重大任务。目前工作仍由临时校务会议执行，但一切措施，应有军事代表签署始能生效力。”（注4）家父欣然接受党的领导，处理竺校长离后的校务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家父参加了7月13日在北平举行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到会的除285名筹委中的205名外，还有党政领导、各民主党派代表及各界人士和新闻记者等近百人。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出席了会议。家父被推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科学界的十五名代表之一。在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曾经问家父，是愿来北京工作，还是仍回浙大工作？父亲说，他与浙大有深厚的感情，还是回浙大。7月17日，在北平科学会议期间举行的浙大校友会上，家父见到了竺可桢，校友们纷纷发言，恳切希望他能再回浙大。使竺甚为感动，回答时几乎不能言语。1949年7月27日，杭州市军管会发布命令，公布了学校新的校、院、处领导人员名单。第一届校务委员会由刘潇然等19人组成，由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刘潇然任副主任委员；孟宪承教授任文学院院长，贝时璋教授任理学院院长，王国松教授任工学院院长，蔡邦华教授任农学院院长，王季午教授任医学院院长，李浩培教授任法学院院长；严仁赓教授任教务长，范绪箕教授任总务长。1949年8月2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任命马寅初为浙大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家父终于完成了解放前后浙大的交接工作，在参加完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后，仍回到浙大继续工作。对于浙大接管后，停聘60多名教授，包括原理学院院长胡刚复等都在其中，还有些职员，他只能很无奈地告诉竺可桢先生，竺感叹浙大接管情形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注5）。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由教育部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做出拆分浙大的决定，按教育部的方案，最强的文理学院基本整体转往复旦，浙江大学的农学院单独分出成立浙江农学院，而调整后的浙江大学成了一所仅留四个工科系的工科大学。此时家父奉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任副所长，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浙江大学。家父对浙大和浙大的莘莘学子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他喜爱杭州，更热爱母校，母校送他到德国深造，他为浙大倾注了全部心血，也在浙大度过了他人生中二十余年最美好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