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学习期间，他不仅注重基础课，而且还利用空余时间学习鉴定昆虫的方法。去日本前他曾在家乡采得桑树害虫“白蚕 ”（蚕蟥），因在国内查不出学名，便带到日本四处求助。冈岛教授看到这个中国学生如此专研，就主动帮他查找参考书，指导查考方法，不久就找到了确切的学名。
　　1924年父亲刚一毕业，就接到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章士钊先生电邀，聘任他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成为二十年代北京农业大学最年轻的教授（22岁）（注1）。当时他的学生都和他年龄相仿，有的甚至年龄都比他大。如1949年12月成为合并后的北京农业大学首任校长的九嶷山人乐天宇，革命烈士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等。父亲对昆虫学的研究重点放在昆虫生态学和病虫害的防治上。蝗害是历史上困扰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虫害，但对其分布状况和发生环境一直缺少详尽的调查研究。1927年他再度赴日，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蝗虫分类，并在镝木外歧雄专家帮助下，对竹蝗做了详细的研究，在论文“中国蝗科三新种及中国蝗虫名录”中（注2）记载了当时已知的52属112种，其中有他发现的三个新种。这是二十世纪在蝗虫研究上中国人发表的最早论文。1928年父亲拒绝日本政府的无理要求，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应浙江省昆虫局邹树文局长之邀，在该局任高级技师。不久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1930年他受学校派送到德国进修，开始在柏林德意志昆虫研究所和柏林动物博物馆研究昆虫学，并在德国农林生物科学研究院学习昆虫生态学。他借此机会对欧洲9国进行了旅行考察。随后进入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院，跟随森林昆虫学家爱雪立希教授研究实验生态学。1932年还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昆虫学大会。
　　　二、父亲和浙江大学的不解之缘
　　　（1）从1928年到1937年抗战前的八年：
　　家父是1928年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的。那年也正是国立浙江大学正式命名成立的一年。1930年他受浙江大学派送到德国进修，前后在柏林德意志昆虫研究所和柏林动物博物馆、国立农林生物科学研究院和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院研究昆虫学和昆虫生态学。回国后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因对当时的郭任远校长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十分不满，1933年与梁希、金善宝等60多位农学院教师一起愤然辞职，离开浙大，转入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这期间家父主要从事螟虫生态和防治的研究，曾应用气候图法对三化螟和飞蝗的发生分布区域进行了预测。发表专著和论文十余篇，其中《螟虫研究与防治之现状》被当时教育部指定为农学院参考教本。他于1937年又回到杭州，担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
　　　（2）浙江大学西迁，在遵义、湄潭的岁月：
　　

蔡邦华(右)摄于浙大湄潭分部文庙前

　1938年，家父在竺可桢校长邀请下重返浙江大学任教。1939年8月浙大西迁到宜山时，由于战局紧张，学校何去何从，一时众说纷纭。家父已经接受了云南大学的邀请，准备去昆明，行李都装上汽车了，竺可桢校长果断决定，任命当时年仅三十七岁的蔡邦华为农学院院长并经当时的教育部批准，他还授命家父为西迁先遣队，前往贵州选址，并上重庆将竺校长的西迁决定告知当时的教育部长以取得在经费等方面的支持。家父回宜山后，提出校址设在遵义的方案。实际当时竺校长曾得到党国密令，浙大就地解散，师生可并入中央大学。竺校长将此方案提交校务会议讨论后，拒绝了电令，最终决定浙大西迁贵州遵义办学，并在湄潭设立分部。浙大从宜山迁往贵州时，是由文理学院、工学院和农学院三学院组成的。当时学校的核心领导为校长竺可桢和教务长张绍忠、三院院长，文理学院院长是梅光迪（文）、胡刚复（理），工学院院长是王国松，农学院院长是蔡邦华等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到贵州后，学校总部、文理学院的文科各系及工学院设在遵义，而学校分部，有农学院和文理学院的理科各系设在湄潭。竺校长负责学校在遵义的大小事务（竺校长有事离开时，由工学院院长王国松代理），家父和胡刚复则负责学校在湄潭的大小事务。竺校长和家父几乎每天都有信件和电文来往。（本段图片说明：蔡邦华（右）、江恒源（左）摄于浙大湄潭分部文庙前）
　　我是1943年出生在湄潭的，同龄的有苏步青之子苏德新，卢鹤绂之子卢永亮，还有王国松之女王遵雯和李寿恒之子李福遵等，从名字上可看出后二人是在遵义出生。因当时年幼对于湄潭的状况已没有多少印象，但经常从父辈们及哥哥姊姊那里听到湄潭的往事，特别是阅读到竺可桢日记的片段和浙大西迁的回忆文章后才有了更深的感受。
　　

蔡邦华(右)摄于文庙前

　家父生前深深怀念抗战时期在遵义、湄潭的岁月，他于1939年8月被竺校长临危受命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开始，长达13年之久。这段经历是从1939年8月浙江大学在广西宜山起和1940年初浙大由广西宜山迁往贵州遵义、湄潭，在黔北办学的六年半，及抗战胜利后的次年，即从1946年秋浙大迁返杭州，在原址华家池重建农学院校园，直到1953年调往中国科学院为止的第二个六年半。在抗战前后，虽然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但精神上却是十分愉快。家父作为浙大西迁和黔北办学时竺可桢校长的主要助手，除了把大量精力忙于搬迁、建校和繁忙的行政工作外，还争取一切时机身体力行，就地开展科研工作，进行了西南山区的昆虫考察，出版《病虫知识》期刊，主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在湄潭的艰苦条件下，他和唐觉开创了我国五倍子的科学研究，查明了中国产的不同五倍子及产生不同五倍子的不同倍蚜种类和特性，为五倍子的人工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参见蔡邦华（P．H．Trai）和唐觉（C．Tang）在英国伦敦皇家昆虫学会发表的论文——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Gall Aphids with Descriptions of Three New Genera and Six New Species from Maitan Kweichow　贵州湄潭五倍子蚜虫的分类附三新属和六新种的描述）（本段图片说明：王漠显（左）、胡刚复（中）、蔡邦华（右）摄于文庙前）
　　他和李学骝的“西南各省蝗虫之分类”进一步扩展了中国蝗虫分类的研究，和陈效奎的“马铃薯蛀虫初步研究”及和张宗旺的“稻苞虫之猖獗与插秧期之关系”等（注3）学术论文，切实解决了当地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家父一贯倡导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作风，也深深地教育我们后辈在做学问、搞科研上，要脚踏实地、不浮夸、不空谈，扎扎实实做到真正实际地解决问题。
　　浙江大学在黔北办学的七年，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家父与浙大师生同甘共苦，在极度恶劣的物质条件下，坚持了教学和科学研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学术上得到蓬勃发展，被称为浙大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浙江大学迅速崛起成为国内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甚至被来访的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誉为“东方的剑桥”。
　　　（3）赴台接收台湾帝国大学：
　　

蔡邦华(右一)在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