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免耕等对比试验以及增产机理研究，逐步完善了冬水田自然免耕耕作技术。这是人们根据自然土高肥力的生理生态特征进行人工模拟而成的。
　　在技术关键中特别强调连续垄作，连续浸润，连续免耕和连续植被的配套，具有省工省水，一田多用，增产增值的优点。与冬水田常规耕作法不同，它用重建土壤垄沟生态条件的手段，改变冬水田长期淹水的水热状况，改善耕层土壤的生理机能，使水热肥气逐步与作物生长需要相谐调，为高产创造了条件，同时加强土壤与植物的抗逆力，减少了冬水田秧苗坐蔸，使作物正常生长，是发挥冬水田生产潜力一个比较可靠的方法。这个方法已在全国13个省市推广，增产效果显著。1986年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目前这项成果正向冬水田综合开发，多层次利用方向发展，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日趋显著。另一方面，水田自然免耕技术将与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及改造土体相结合，为向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农业现代化目标而努力。

为农业高产而不断进取

　　

野外观察土壤

　关于土壤科学理论与农业实践的关系，侯光炯打了一个比喻，他认为土壤肥力理论是灵魂，高产是肉体，只有灵魂附在肉体上才有生命力。早在30年代，他就提出土壤科学必须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观点。虽然30年代时在一起工作的美国专家坚持主张土壤归土壤，农业归农业，但是侯光炯仍然根据他自己的认识行事，显示出科学家应有的本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侯光炯坚持从生产中找课题，并将研究成果回到生产中去接受检验。他所进行的各项研究课题，无一不是紧紧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侯光炯坚持在为生产服务过程中发展土壤科学。他认为脱离农业生产研究土壤，就无法掌握土壤的演变，预告土壤的归宿，就难以窥测土壤的奥秘。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不是为土壤而研究土壤，而是为农业生产而研究、考察土壤的变化和发展。从1973年起，他已在农村深入研究了18个寒暑。中共四川省委、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以及西南农学院（西南大学前身之一）领导考虑到他年迈体弱，劝他回到学校从事培养青年人才的工作。他总是婉言谢绝，还幽默地说“高楼大厦是不会产生土壤科学的”。仍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
　　土壤科学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五省一高”（省水、省肥、省种、省工、省药和高产），水田自然免耕技术就是实现“五省一高”的典型实践。侯光炯反对以大水大肥的手段获取高产的作法，提倡培养土壤自调能力。这一独到的见解，正在不断完善，并逐步得到实现。
　　侯光炯除了教学和科研工作外，还十分关心国家的农业科学发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多次提出提案和建议，有的已经付诸实施。
　　侯光炯为了实现土壤科学为农业丰产服务的理想，几十年如一日地勤奋工作，显示了一个科学家的高贵品质。1976年他剧烈胃痛，医生诊断为“胃体小弯后壁溃疡型癌”，需要立即动手术抢救。侯光炯坚决不同意，给党组织写信说：“我的工作时间已经不长了，农业土壤学有许多事需要我做……我不怕疾病恶化而死，只怕不能为党为人民工作了……我绝不能牺牲最后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病情刚有所好转，又立即投入研究工作。
　　侯光炯在政治上要求是高标准，在生活要求上则是低标准的，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50年代，他拒收国家给每位学部委员每月100元的补贴经费；60年代将8000元稿费除交党费外全部交给学校；70年代将自己一半以上的工资交了党费。
　　1990年5月，在四川各界为庆祝侯光炯从事教学科研60周年及85岁寿辰的集会上，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四川省人事厅、四川省教育委员会、四川省农牧厅、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作出“关于向侯光炯同志学习的决定”。这是党、政府和人民对他数十年的忘我工作和取得的卓越成绩的最高奖赏。

报国之志，效国之行

　　年少时期，家父的义举、国家的落后、人民的贫穷、列强的横行，在侯光炯幼小的心田里就播下了报国的种子，就读南通甲种农校的选择又使他走上了从农报国的征途。
　　他一投身土壤科学，即徒步考察了大半个中国，填补了我国在一些地区土壤资源调查的空白；作为第一个登上国际土壤学术讲坛的中国人，他令世人对中国刮目相看。而会后赴欧美考察，使他深深认识到：欧美土壤研究方法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抱着走中国自己的土壤科学研究之路的决心，他谢绝外国专家的挽留；为了表示他对西方社会种族歧视的强烈不满和科技强国的赤诚之心，他脱西装，剃成光头，重新穿上中国人的蓝步长袍，毅然回返，报效祖国。
　　1950年，在第一次全国土肥工作上，朱德总司令的讲话，使他倍受鼓舞，深感把自己的土壤科学知识献给祖国和人民的夙愿可以实现了。从此，他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战斗在农业教育和土壤研究战线上，夜以继日，忘我工作。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他率领师生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橡胶宜林地的考察；五、六十年代，在完成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他还为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进行了大量地域性的土壤、区划工作及高产经验总结和土壤科学的理论研究。文化大革命后，为了更好地从我国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中汲取营养，发展土壤科学，用科学促进农业生产发展，长期扎根农村，一去就是20多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侯老，以他的赤胆忠心和辉煌的业绩谱写了一曲以土壤科学强国富民的宏伟篇章。

创建中国农业土壤学

　　侯光炯早年立志科学救国，投身农业科学。“土生万物”使他爱上了土壤科学，那时，中国土壤研究刚起步，主要靠外国专家。一开始侯光炯搞土壤地理，和外国专家一起或独自进行了考察，先后发表了大同、哈尔滨、南昌、渭河流域及中国北部、西北部、江苏东部等地区的土壤调查报告。在调查中侯光炯深感土壤科学理论基础薄弱，技术性差，脱离农业生产。于是他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着手水稻土壤的研究。
　　1935年，他在第三届国际土壤学会议上以娴熟地道的美语向世界各国与会代表宣读了自己的研究论文《江西南昌地区潴育性红壤水稻土肥力初步研究》，首次提出“水稻土”这一特殊的土类名称和水稻土形成的“三育”（即淹育、潴育、潜育）特征，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重视。其观点为各国土壤学者认可和采纳。会后，侯光炯应邀去欧美八国考察或短期研究。侯光炯深感适应机械化的欧美土壤学不符合我国传统精耕细作自然农业生产的国情。回国后坚定地走中国自己的土壤科学发展之路。
　　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中期，侯光炯从调查总结农民经验着手，开展水稻土、红壤、黄土、紫色土等多种土类的耕作土壤研究，同时开拓理化研究方法和把土壤与作物生长紧密联系起来的“土、植并析”工作，创造出土壤粘韧曲线的测定，写出了《土壤粘韧率与粘韧曲线》等三篇论文，被收入《第四届国际土壤学会论文集》，前苏联和匈牙利等国也相继转载。
　　五十年代，侯光炯接受国家任务，带领师生赴云南边陲，完成西双版纳橡胶宜林的考察规划，创造橡胶种植史上的奇迹，实现橡胶北移的世界性突破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