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光炯
任该院教授。为了使土壤科学紧密为农业规划和农业生产服务,他承担了云南橡胶宜林地考察;长江上游的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流域的土壤调查,以及后来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西南区农业土壤区划等任务。在完成这些任务的同时,写出《中国土壤粘韧性研究》,该文曾在匈牙利全国土壤学会上宣读,并译成俄文,转载入前苏联《土壤学》杂志,引起了国外行家们的共鸣;写出了《四川盆地内紫色土的分类与分区》,作为在巴黎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土壤学大会的论文;写出《利用土壤层次评价土壤肥力的研究》论文,并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八届国际土壤学大会上宣读。侯光炯认为,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问题必将带动土壤学科的发展。
1956年,侯光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兼任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室主任,集中精力研究紫色土,于1960年提出了“农业土壤生理性”的见解。“文化大革命”期间侯光炯虽处困境,长期卧床的妻子又不幸去世,家庭和精神上的遭遇丝毫没有动摇他继续研究农业土壤的决心。1973年以来,他深入广阔农村长达18年之久,在四川简阳镇全区和长宁县相岭区蹲点,进行土壤科学理论应用的研究,提出了旱地的“大窝栽培”和冬水田的“自然免耕”技术,经大面积推广,有明显的增产效果,受到广大科学工作者的重视和农民的欢迎。
侯光炯从事农业教育和土壤科学研究几十年如一日,勤于思考,敢于创新,热爱祖国、热爱科学,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曾先后被选为第一、二、三、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6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以表彰他为发展中国土壤科学所作的贡献。
侯光炯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和实践认为,静态的土壤理论无法对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作出科学的解释;也无法将农民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丰产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去认识。以死体的理论去论述活体的规律将事倍功半,甚至是徒劳的。侯光炯认为,土壤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历史体。为了证实他的这一认识,1960年,他组织人力进行了大规模的探索试验,先后在成都平原灰色水稻土,简阳、南桐、北碚等地的紫色土上,在一个昼夜周期内,定点定时用野外速测和室内测定的方法研究土壤水、热、肥、pH、CO2和微生物变化状况。结果发现,土壤各层次的土性都在不停地发生时变化现象,而且是随着太阳辐射热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土壤类型所表现的动态差异与肥力水平有一定的联系。侯光炯十分重视这些发现,他以科学事实证实土壤是“活”的历史体;初步发现了土壤的动态规律。
在这些探索性试验中,侯光炯又发现另一个问题,常规的采集土样进行室内分析的程序犹如从人体上挖一块肉进行解剖一样,是不能反映活体全貌的。对土壤而言,以一次分析结果来估价它的土壤肥力和发展趋势是不能得到正确的科学结论的。他认为必须对土壤进行原态原位测定。为此,他们研制了有关仪器,在土温、吸力段的水分测定和反映土壤溶液浓度变化的电导仪自动记录等方面获得了初步成果。当然,侯光炯也认识到,改变土壤学的某些传统观念,必须在理论上要有所创新。经过日日夜夜的劳动,侯光炯在1960年发表了《农业土壤生理》的论文,正式提出了“土壤生理性”的见解。他认为,土壤生理性是土壤在太阳辐射热影响下各种理化生物性质发生周期性变化现象的通称;土壤生理性周期性变化和植物生理作用周期性变化是否谐调,决定土壤生产力的高低。1970年,侯光炯运用土壤生理性理论解决了重庆歌乐山林场油橄榄青枯病问题取得良好效果。
威廉斯的土壤肥力学说认为,土壤肥力是在植物生长的全过程中土壤及时地、不断地满足植物水分和养分的能力,而团粒结构则是土壤肥力的基础。侯光炯在调查了中国许多农业土壤后发现,除黑土、沼泽土、泥炭土等以外,基本上都属于矿质土,特别是四川盆地紫色土水土流失严重,腐殖质很少,团粒结构更少,但仍具有一定的肥力,因而觉得威廉斯的论断有一定的局限性,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为了探索土壤肥力的秘密,尽管土壤科学工作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始终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特别是威廉斯本人对土壤肥力的动力、物质基础、肥力实质和动态规律都没有明确的结论。侯光炯决心为揭开这个奥秘而拼搏。
广阔的农村和试验田是侯光炯探索这个问题的场所。他深入到农村,发现农民评定土壤类型的标准主要是热性土、冷性土的差异,而冷、热是太阳辐射热不同所引起的。如果从时间序列上连续观察土温和胶体活性,则可洞察出二者之间的联系。大量田间测定结果表明,肥沃土壤的土温和胶体活性的日变化都比较小,瘦土则相反。这个事实启发了侯光炯:土壤肥力还应当包含土壤自我调节的功能。于是,关于土壤具有生理代谢性和自调力两大功能的设想产生了。根据这一设想,他把农民的“三看”(看天、看地、看庄稼)经验上升为土壤肥力的生物热力学观点。根据大量测定数据,提出土温是产生土壤生理功能的唯一动力,太阳辐射热是土温最丰富的能源。土壤肥力是土壤水热肥气的周期性时变化和植物生理作用周期性时变化谐调的程度。肥土谐调性好,瘦土差。所谓谐调性是指土壤能够稳、匀、足、适地满足植物水肥气热需要的能力。土壤肥力的实质就是土壤生理性。产生这种谐调性的机制是土壤无机——有机——微生物——酶复合胶体体系,这是土壤具有代谢、调节功能的物质基础。根据上述认识,土壤的研究内容与方法都应随之而改变。侯光炯认为,在内容上应着重研究胶体活性及活化温度以及稳、均、足、适的定量指标及谐调方式;在研究方法上则提出土壤肥力的短期鉴定法和田块立体土壤图的结合。以上观点集中反映在他的《农民群众的生产斗争经验开辟了发展土壤科学的广阔道路》的论文中。此文受到许多国外同行的关注,并已译成日文出版。比利时有关部门还邀请他参加有机肥料会议。此项成果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是侯光炯从事科学研究的座右铭。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土壤肥力观点应用到实践中去,以检验、修正和丰富他提出的观点。因此,他不只一次地组织人员到四川盆地典型地区进行农业生产综合考察,力图查明该地区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症结,找出培肥土壤的良方。考察中他们看到了水土林综合治理的富饶景象和无林地带的衰竭情景,又用土壤肥力理论研究了水土林之间的有机联系,对比林地和无林地的水热状况,从大气——土壤——植物——人类系统的角度,把农民朴素的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培肥土壤的新途径。
侯光炯提出的改造环境与改造土体相结合,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壤培肥问题。改造环境是通过林网化稳定低空大气层的水热状况,通过立体作物种植稳定近地面的水热状况;通过田间渠系工程稳定土壤层次的水热状况;而土体改造,即腐殖化、浸润化和细菌化,可以稳定土壤内水肥气热的状况。这样以区域水热状况的稳定为前提,以保证土壤内部水热状况的稳定,加上合理的耕作措施,可以实现土壤肥力稳、匀、足、适的要求,以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这种从生态系统观点提高土壤肥力的作法,无疑是一种创新。
农业生产实践证明了侯光炯提出的土壤培育途径的正确性。很多典型地区进行了水土林综合治理,实现了林茂粮丰的新局面,农业系统抗逆力增强,系统生产力提高,由原来旱涝频仍,生产歉收,转化为水肥基本平衡,农业增产增收的新气象。农业生产实践使侯光炯土壤肥力观点不断趋于完善,其提高土壤肥力的新途径正在为广大农民所接受,实际上这也是农业的一项基本建设。为此,他在1979年向四川省有关领导建议,要特别重视土水林综合治理研究基地建设,受到了重视。

1956年,侯光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兼任中国科学院重庆土壤室主任,集中精力研究紫色土,于1960年提出了“农业土壤生理性”的见解。“文化大革命”期间侯光炯虽处困境,长期卧床的妻子又不幸去世,家庭和精神上的遭遇丝毫没有动摇他继续研究农业土壤的决心。1973年以来,他深入广阔农村长达18年之久,在四川简阳镇全区和长宁县相岭区蹲点,进行土壤科学理论应用的研究,提出了旱地的“大窝栽培”和冬水田的“自然免耕”技术,经大面积推广,有明显的增产效果,受到广大科学工作者的重视和农民的欢迎。
侯光炯从事农业教育和土壤科学研究几十年如一日,勤于思考,敢于创新,热爱祖国、热爱科学,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曾先后被选为第一、二、三、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6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以表彰他为发展中国土壤科学所作的贡献。
提出土壤生理性的新观点
侯光炯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和实践认为,静态的土壤理论无法对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作出科学的解释;也无法将农民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丰产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去认识。以死体的理论去论述活体的规律将事倍功半,甚至是徒劳的。侯光炯认为,土壤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历史体。为了证实他的这一认识,1960年,他组织人力进行了大规模的探索试验,先后在成都平原灰色水稻土,简阳、南桐、北碚等地的紫色土上,在一个昼夜周期内,定点定时用野外速测和室内测定的方法研究土壤水、热、肥、pH、CO2和微生物变化状况。结果发现,土壤各层次的土性都在不停地发生时变化现象,而且是随着太阳辐射热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土壤类型所表现的动态差异与肥力水平有一定的联系。侯光炯十分重视这些发现,他以科学事实证实土壤是“活”的历史体;初步发现了土壤的动态规律。在这些探索性试验中,侯光炯又发现另一个问题,常规的采集土样进行室内分析的程序犹如从人体上挖一块肉进行解剖一样,是不能反映活体全貌的。对土壤而言,以一次分析结果来估价它的土壤肥力和发展趋势是不能得到正确的科学结论的。他认为必须对土壤进行原态原位测定。为此,他们研制了有关仪器,在土温、吸力段的水分测定和反映土壤溶液浓度变化的电导仪自动记录等方面获得了初步成果。当然,侯光炯也认识到,改变土壤学的某些传统观念,必须在理论上要有所创新。经过日日夜夜的劳动,侯光炯在1960年发表了《农业土壤生理》的论文,正式提出了“土壤生理性”的见解。他认为,土壤生理性是土壤在太阳辐射热影响下各种理化生物性质发生周期性变化现象的通称;土壤生理性周期性变化和植物生理作用周期性变化是否谐调,决定土壤生产力的高低。1970年,侯光炯运用土壤生理性理论解决了重庆歌乐山林场油橄榄青枯病问题取得良好效果。
开拓土壤肥力研究的新领域
威廉斯的土壤肥力学说认为,土壤肥力是在植物生长的全过程中土壤及时地、不断地满足植物水分和养分的能力,而团粒结构则是土壤肥力的基础。侯光炯在调查了中国许多农业土壤后发现,除黑土、沼泽土、泥炭土等以外,基本上都属于矿质土,特别是四川盆地紫色土水土流失严重,腐殖质很少,团粒结构更少,但仍具有一定的肥力,因而觉得威廉斯的论断有一定的局限性,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为了探索土壤肥力的秘密,尽管土壤科学工作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始终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特别是威廉斯本人对土壤肥力的动力、物质基础、肥力实质和动态规律都没有明确的结论。侯光炯决心为揭开这个奥秘而拼搏。广阔的农村和试验田是侯光炯探索这个问题的场所。他深入到农村,发现农民评定土壤类型的标准主要是热性土、冷性土的差异,而冷、热是太阳辐射热不同所引起的。如果从时间序列上连续观察土温和胶体活性,则可洞察出二者之间的联系。大量田间测定结果表明,肥沃土壤的土温和胶体活性的日变化都比较小,瘦土则相反。这个事实启发了侯光炯:土壤肥力还应当包含土壤自我调节的功能。于是,关于土壤具有生理代谢性和自调力两大功能的设想产生了。根据这一设想,他把农民的“三看”(看天、看地、看庄稼)经验上升为土壤肥力的生物热力学观点。根据大量测定数据,提出土温是产生土壤生理功能的唯一动力,太阳辐射热是土温最丰富的能源。土壤肥力是土壤水热肥气的周期性时变化和植物生理作用周期性时变化谐调的程度。肥土谐调性好,瘦土差。所谓谐调性是指土壤能够稳、匀、足、适地满足植物水肥气热需要的能力。土壤肥力的实质就是土壤生理性。产生这种谐调性的机制是土壤无机——有机——微生物——酶复合胶体体系,这是土壤具有代谢、调节功能的物质基础。根据上述认识,土壤的研究内容与方法都应随之而改变。侯光炯认为,在内容上应着重研究胶体活性及活化温度以及稳、均、足、适的定量指标及谐调方式;在研究方法上则提出土壤肥力的短期鉴定法和田块立体土壤图的结合。以上观点集中反映在他的《农民群众的生产斗争经验开辟了发展土壤科学的广阔道路》的论文中。此文受到许多国外同行的关注,并已译成日文出版。比利时有关部门还邀请他参加有机肥料会议。此项成果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
提出培育土壤肥力的新途径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是侯光炯从事科学研究的座右铭。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土壤肥力观点应用到实践中去,以检验、修正和丰富他提出的观点。因此,他不只一次地组织人员到四川盆地典型地区进行农业生产综合考察,力图查明该地区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症结,找出培肥土壤的良方。考察中他们看到了水土林综合治理的富饶景象和无林地带的衰竭情景,又用土壤肥力理论研究了水土林之间的有机联系,对比林地和无林地的水热状况,从大气——土壤——植物——人类系统的角度,把农民朴素的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培肥土壤的新途径。侯光炯提出的改造环境与改造土体相结合,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壤培肥问题。改造环境是通过林网化稳定低空大气层的水热状况,通过立体作物种植稳定近地面的水热状况;通过田间渠系工程稳定土壤层次的水热状况;而土体改造,即腐殖化、浸润化和细菌化,可以稳定土壤内水肥气热的状况。这样以区域水热状况的稳定为前提,以保证土壤内部水热状况的稳定,加上合理的耕作措施,可以实现土壤肥力稳、匀、足、适的要求,以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这种从生态系统观点提高土壤肥力的作法,无疑是一种创新。
农业生产实践证明了侯光炯提出的土壤培育途径的正确性。很多典型地区进行了水土林综合治理,实现了林茂粮丰的新局面,农业系统抗逆力增强,系统生产力提高,由原来旱涝频仍,生产歉收,转化为水肥基本平衡,农业增产增收的新气象。农业生产实践使侯光炯土壤肥力观点不断趋于完善,其提高土壤肥力的新途径正在为广大农民所接受,实际上这也是农业的一项基本建设。为此,他在1979年向四川省有关领导建议,要特别重视土水林综合治理研究基地建设,受到了重视。
制定冬水田的自然免耕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