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甚至片面接受苏联部门统计学派的观点，对人文地理学进行地理虚无主义的批判，使这门学科受到了摧残。另一方面，我国的地理科学同世界各国一样，专业分化越来越细，一度忽视了地理学综合研究。“文化大革命”后，吴传钧和李旭旦为扭转我国地理学重自然、轻人文的不平衡局面，于1979年率先提出要复兴和发展人文地理学，并做了大量促进工作。他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人文地理分支，分别兼任全国第一个人文地理研究所和第一个人文地理学术刊物的名誉所长和顾问，受国家教委委托主持全国人文地理学研讨班等。
　　1986年他在全国地理学大会上宣读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学”的论文，指出“协调好人地关系是当前最迫切的全球问题。研究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学的立足点，也是人文地理工作者的用武之地，更是这门学科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这一见解已被全国地理学界所认同，从而使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大大加强，并促使整个地理学的综合研究向纵深发展。
　　吴传钧积极组织国内与国际学术活动，或短期讲学，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多次单独或率团出访英、法、苏、美、日等近20个国家或地区，多次卓有成效地组织双边、多边、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向国外介绍我国地理学的进展，增强与各国的学术交往，做了许多沟通我国和其他国家友好关系的工作。1984年，他率领中国地理学代表团参加在巴黎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理学大会期间，同各国代表团团长进行协商。经过他的努力，终于恢复了我国在该会的会籍，为中国地理学界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开辟了道路。吴传钧还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在繁忙的工作中，特别重视培养又红又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中青年地理学工作者这件大事，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经常到大学讲课，指导地理爱好者撰写论文，辅导身边的年轻同志，带助手，而且作为硕士、博士、博士后导师，从1961年起，先后为地理学输送了国土整治、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专业的高层次中青年科技人才。这些人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地理教育和研究的骨干和中坚。
　　吴传钧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160多篇论著。曾获得中国科协“周培源国际科技交流大奖”。他参与编写的《中国海岸带与海涂资源调查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地图集》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主编的《中国农业地理总论》、《1∶1000000 中国土地利用图集》、《中国土地利用》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专著《国土开发整治与规划》、《中国经济地理》等，对国土研究与规划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
　　吴传钧早年回国后，受地处南京的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林超教授聘请，到该所工作。1953年，这个所被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并于1958年由南京迁到北京，吴传钧历任该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等全国性学会的正副理事长、秘书长，一些兄弟研究所和大学地理系的研究员、教授，《地理学报》等7个全国性学术刊物的顾问、主编、副主编，以及《中国地理学家》等3个外国出版的学术刊物的编委、联合国大学科学研究协调员、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主席等数十个职务。
　　吴传钧作为一名科学家，具有崇高的思想品格。虽然他身居高位、成绩卓著，但虚怀若谷，从不居功自傲、盛气凌人，受到同行们的尊敬和爱戴。吴先生以他的高尚品德，在全国范围内培养和凝聚了大量的科学人才以及能够继往开来的学科队伍。吴先生晚年仍旧关心地理学事业的发展和地理学人才的成长，热心参与各种学术活动。

吴传均的夫人

　　吴传钧的夫人是长期任中国地理学会秘书长的瞿宁淑先生。在二三十年间，吴传钧和夫人把他们的家变成中国地理学家的“家”，接待了无数海内外的地理学家和地理工作者，也使中国地理学会成为全国广大地理学家和地理学工作者及海外华裔地理学家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