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家

　　男，1918年4月2日生，别号任之。生于江苏苏州。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3月13日16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生平介绍
　　吴传钧出生于书香门弟。父亲是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法律系教授，当过法官和律师，还是著名书法家。母亲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家庭妇女。吴传钧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出于朴素的爱国愿望，立志走“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
　　1936年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地理系。
　　1941年7月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后，考入本校研究生院，成为该院地理学专业第一位硕士生。
　　1943年7月获得理科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当讲师。
　　1945年，进入英国利物浦大学研究生院深造。
　　1948年7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毅然返回到正处于动乱之中的祖国。
　　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综合经济地理（包括国土开发整治）和农业地理（包括土地利用）研究。
　　提出经济地理学是与自然科学及技术科学密切交错的具有自然－技术－经济三结合特点的边缘科学；
　　地理学的中心研究课题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发展过程、机理和结构特征、发展趋向和优化调控，这些学术见解推进了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所主编的《中国农业地理总论》、《1：1000000中国土地利用图集》、《国土发展整治与规划》、《现代经济地理学》、《中国经济地理》等书，为国家经济建设及协调人地关系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方法。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主要贡献
　　吴传钧长期从事地理学的综合研究，是我国现代经济地理学与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带头人。20世纪50年代提出经济地理学并非一般所说的经济科学，而是与自然科学及技术科学密切交叉，具有自然—技术—经济三结合特点的边缘科学。80年代提出地理学的中心研究课题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发展过程、机理和结构特征、发展趋向和优化调控，这些学术见解推进了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吴传钧的研究是随着20世纪中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而进行的。他立足于地理学，广泛涉及人文地理学的诸多研究领域，并在学科建设、学术组织、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都有重要建树。
　　吴传钧学术研究最初侧重于农业地理和土地利用，并始终把这两者作为研究的重点，为发展我国农业地理学研究和土地利用研究奠定了基础。他认为，“人口多、耕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业有别于国民经济其他生产部门的显著特点在于，它和地理环境的关系非常密切。在我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时期，地理学为农业服务，既可以发挥学科优势，又能够在生产实践中促进学科发展。而土地利用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正是地理学着力研究的问题”。他研究农业地理就是从土地利用入手。他的“中国粮食地理”、“威远山区的土地利用”、“中国稻作经济”三篇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都属于这两个范畴。20世纪50年代初，他调查了南京市土地利用情况，并编制了我国第一幅大比例尺彩色土地利用图。随后，他参加了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进行东北地区土地利用研究。60年代他从事一系列以农业区划为中心的工作。70年代初期，他进行大兴安岭地区宜农荒地资源考察，又到东南、西北和西南各省区进行农业生产典型调查。随后，他承担全国科技发展规划第108项重点任务。期间，由他负责设计、组织全国协作完成的755万字《中国农业地理丛书》，已由美国国会图书馆译成英文。他主编该丛书的主卷《中国农业地理总论》，对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条件、特点、水平、潜力及地域差异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理论概括。其中有关对商品粮基地建设和山区综合开发的论证均被生产部门所采纳。这项成果为后来由国家农业区划委员会主持的全国农业区划工作奠定了基础。80年代初，吴传钧受中国科学院委托，主持全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编制和研究的国家重点课题。所编制的《中国1∶100万土地利用图》，是他组织全国41个单位300人历时10年完成的世界上第一本全国规模的小比例尺土地利用图集。在该图集中，他创造性地设计了用底色、线条、符号、注记来表现3个层次66个类型的方法，使图面直观地反映了我国土地利用的地域差异和分布规律，超过了美、英、日、苏等国土地利用分类和制图水平，在设计水平、分类系统、图幅载量等各个方面均位居国际领先地位，成为我国搞好国土资源管理，制定农业发展规划，进行国力综合研究的科学依据。同时，在他领导下制定的《1∶100万土地利用制图规范》成为编制土地利用图以及开展全国性土地利用研究的指南。
　　吴传钧的研究在经济地理学上不断创新，开拓了国土整治研究新领域。他在研究中不只局限于农业地理，而是顺应国家经济发展各个阶段的形势和任务，来确定各个阶段的研究方向，面向整个经济地理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承担铁道部包头—银川—兰州的经济选线调查和黄河流域规划。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他参加了中苏两国科学院合作的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华北地区工业布局和工业用水调查。90年代，他虽年逾古稀，仍在主持“中国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1949年后地理工作者虽然为国家经济建设开展了资源考察、区域开发、制定规划等工作，但未能把理论研究放在应有的位置，以致地理学本身的理论建设尚很薄弱，吴传钧倡导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在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建设中起了重大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吴传钧受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的委派，前往苏联科学院生产力研究委员会学习组织综合考察和开展经济地理研究的经验。他结合多年的潜心研究和实践体会，认为我国在当时学习苏联地理学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不同意将这门学科看作是纯经济科学的范畴。1960年他发表了论文“经济地理学——生产布局的科学”，提出“这门科学是与自然科学、经济科学、技术科学关系非常密切，具有自然—经济—技术综合特点的边缘科学，是整个科学体系中不可缺少，也是其他任何一门科学所不能代替的”新见解。20世纪80年代初，他又根据该科学的实践和发展，在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地理学的特殊研究领域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经济地理学不应只是以研究生产配置为主的狭义生产地理学，而是以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点、发展趋向和优化调控为中心，包括生产、流通、消费各个领域的广义经济地理学”的新论述。他所倡导的科学新内涵，使广大同行们明确了这门科学的性质和任务，对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传钧作为我国地理学界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在1981年我国提出进行国土开发整治的重大任务不久，就指出“国土整治所涉及的资源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大规模改造自然工程的可行性论证与后效预测，地区建设和生产力的总体布局，各项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的合理安排，以及不同地域范围环境的综合治理和保护等问题，归根结底是要理顺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而这些正是地理学研究的中心目标。国土整治和地理学两种研究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从事国土整治工作可以促进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于是，他倡导地理学要为国土整治服务，并动员地理学界去完成任务。他自己不顾年老体弱，身先士卒，亲临青海和贵州进行国土整治的考察，主编《经济大辞典—国土经济·经济地理卷》，担任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秘书长和《地理学与国土研究》学术刊物的顾问，写成《国土开发整治与规划》专著等，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与此同时，他的倡导得到全国地理学界同行们的响应和支持，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研究国土整治问题的热潮。吴传钧在复兴和发展人文地理学，深化地理学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我国现代地理学，一方面是按照苏联的模式，以自然地理学为主体20世纪50年代初期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度忽视了人文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