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孙仲逸，将农学院科学馆前原林学系的苗圃拨给该所。陈焕镛老师锐意经营，每日雇请临时工数十人，亲自指挥，严寒酷暑，风雨无间，栽植花圃树木，亲自开辟桂林植物园。

他人评价

　　　“他不是一个好父亲”（根据南方都市报记者与陈都女士的访谈整理。陈焕镛院士的女儿陈都女士现就职于某国际保险公司）
　　

1964年，陈焕镛在北京与家人合影

　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优秀的植物学家，但不是一个好父亲，他的时间、精力都投到了研究中，好像很少有空来管过我跟哥哥。也许我爸爸心底还是爱我的，只是他实在没有时间来表露，有一件事情印象很深——大概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跟他一起散步，刚下过雨，我穿着雨鞋，路旁有很深的草，还有积水，我爸一定要让我把雨鞋倒过来抖一抖再穿，我偏不听，当时他很生气。后来我才明白，爸爸在野外采集标本时，雨鞋里经常会爬进蛇、虫子什么的。很多年以后，我才懂得爸爸当时的心情。
　　我爸几乎不过问家里的事情，大大小小都是我妈妈一人操持。我妈原是父亲家里的工人，我大妈（爸爸的第一个妻子唐直珍，听长辈说大妈是富家小姐，跟父亲还算门当户对）过世后，我妈就跟我爸结了婚。我妈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一直站在爸爸背后打理家中的一切，从来没让我爸操过心，我爸才可能潜心搞研究。
　　我的童年是苦难的，从懂事之日起，就开始担惊受怕。因为我爸是“文化汉奸”、“里通外国”，所以没有人敢跟我同桌，没有人敢跟我说话。长大了，我都一直把那段苦难的岁月压得紧紧的，不想跟任何人提起，我试着忘记它。原来我被压抑得非常内向，不爱跟人说话，现在我很乐观积极。
　　我在研究所工作了18年，别人介绍我时都说“这位是陈老的女儿”。好像再多的努力与汗水都难以体现自己的价值，我只有选择离开父亲的光环。后来我到了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如今已有六年了，我觉得很满意，做得也很开心。父亲给我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学会自立”。
　　　“他是一个特别专的人”（根据南方都市报记者与张宏达教授的访谈整理。张宏达，中山大学教授，1914年出生，193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生物系，曾在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担任陈焕镛的助手）
　　

陈焕镛的中英文手稿

　1939年是我毕业前的最后一年，陈老担任我们植物系的系主任。他是一个特别“专”的人，大多数时间在标本室里搞研究，对在学术上特别认真、特别投入的学生常常刮目相看。他定下了许多新种和新属，从不急于发表，经常反复推敲求证，以观光木属为例，从发现到正式发表经过了十几年的观察。写作学术论文，必每字每句反复斟酌，有疑难处，必博考群书，方才命笔。每写成一篇论文经三四稿，甚至五次六次修改，然后定稿，从不草率行事。
　　有一次，我发现了属于“金缕梅”下面的一个新属，而且那是我第一次搞研究，我很激动地找到陈老，他很兴奋地拍着我肩膀说：“你真走运！”因为那个标本陈老用过，但陈老自己也没有发现。我想跟陈老一起发表这个新属，陈老说：“你发现的，当然你发表！”后来在论文中我便将此新属命名为“陈氏木”，以表达我对陈老的尊敬。
　　陈老很关心所里的员工，他经常请我们出去吃饭，在饭桌上谈笑风生。他其实是个很风趣的人，只是搞起研究来，就很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