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镛
…”想起相守50多年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那些通灵的生命，他的世界一片澄澈。
卧薪尝胆·归国
1915年，陈焕镛走进了哈佛大学树木系，他选择哈佛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这里收集的中国植物最多，二是要想跻身国际植物学界，必须同最强的对手抗衡，颇有些“卧薪尝胆”的精神。当时我国植物资源不断外流，世界许多著名的植物园都栽培着中国的珍稀植物，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大多被保存在外国的标本馆内，而国内却缺乏完备的植物园和标本馆，以致研究本国植物分类学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外国去寻找资料、参阅标本。目睹这些使陈焕镛深感痛心，他痛下决心：“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植物学、自己的植物园、自己的植物研究所、自己的植物志。”
1919年陈焕镛以出类拔萃的论文、出众的成绩获得哈佛大学树木系硕士学位，并获得校方奖学金，其师授意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邀陈一起去非洲调查采集，但陈谢绝了，毅然返回中国，开始了漫长的植物研究之旅。
1919年秋，陈焕镛带着一本手册，还有一颗激情澎湃的心，只身一人奔赴海南五指山，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据说，有一次在采集时偶然不慎从树上坠下，跌伤手腕继又感染恶性疟疾，他病倒了，高烧至40多摄氏度，身上布满了蚂蟥叮咬的伤口，左手肿得像带着拳击手套。陈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工作历时十个月，采集了大量珍贵标本，为日后编纂《海南植物志》奠定了基础。
此后，陈焕镛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同时还与英、美、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联系，交换得3万多份外国标本。至此他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标本，遂于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内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植物标本馆。标本馆初建，规模虽小，陈焕镛却说：“要使它与世界著名的植物标本馆相媲美。”为此，他亲自订立一套严格的科学管理方法：标本从科、属、种、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条不紊地进行分类管理，建立了三套完善的卡片系统，可根据植物的名称、采集人、标本号、地区分布等，从系统中迅速查到所需的标本。陈焕镛的这套标本管理方法，为今日的电子计算机管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陈焕镛亲手创建的这个标本馆，现已拥有100多万号标本，是我国三大植物标本馆之一。
建所·办刊·建园
1929年，陈焕镛在中山大学建立了植物研究所。建所伊始，经费不足，他除尽力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争取拨给每年大洋1000元的补助费以外，又将基金会付给他每年4000元的薪金全部捐献给研究所作为研究所的“物质建设”。在他领导下，全所人员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标本和图书资料逐渐增多，科学仪器渐渐丰富起来，并逐步建立了标本室、图书室、标本园和实验室。
1930年，他创办了以孙中山（孙逸仙）为刊名的研究所学术刊物——《中山专刊》（Sunyatsenia），该刊为英文版本，自1930—1948年共出版七卷六期，刊载以植物分类学为主的植物学专业论文。这是—本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中国植物的专业刊物，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1946—1948年间由于经费不足，《中山专刊》面临停刊的威胁，陈焕镛说服在香港开办印书馆的叔父资助，专刊才得以继续出版。
陈焕镛一向重视培植活标本，1957年他又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着手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兴建华南植物园及鼎湖山树木园。从园址的选定至园内规划均亲自主持，并邀请全国植物学家和园林专家共同进行建园规划。经40多年的精心培育，今天的华南植物园已逐步成为我国最大的南亚热带植物园，其中木兰园、丛生竹园和姜园面积之大、收集种类之丰富、研究水平之高均居世界首位。
患难·苦恋·共存亡
在陈的眼里，标本就是他的生命。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了保护研究所珍藏的标本，图书不致落入日本人手里，在粤港两地几度迁移，与标本誓死相守，其中的艰辛曲折就是一部与标本苦苦相“恋”的历史，一场令人肃然起敬的挽歌。
1938年，广州沦陷，陈冒着杀头的危险，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把7万多号标本全数运到香港，存在九龙码头围道陈家寓所内，并自己出资在此设立该所驻港办事处。当时资金匮乏，连陈焕镛发妻的妹妹把房子都抵押了，来解陈的燃眉之急。
一波末平，一波又起。太平洋战争随之爆发，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植物所驻港办事处遭日军包围搜查，由于标本、图书均有国立中山大学标志，被视为“敌产”，办事处被日军查封。危难当头，陈本可率领员工混于难民之中逃离香港，但积累20余年的标本、图书又面临被掠夺的命运，他日夜心焦如焚，哪肯离开半步，只道“只有物亡我亦随物亡，物存未敢先求去！”
几度风雨几度波折，1942年4月底陈将存港标本运回广州，安置在康乐广东大学（原岭南大学）校园内，研究所更名为广东植物研究所，他仍任所长，兼广东大学特约教授。抗战胜利后，陈焕镛以“如释重负”的愉快心情与员工清点公物，报请中山大学派人接收。对此在1945年12月31日中山大学农学院长邓植仪给校长王星拱的报告中提到：“该员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学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其志堪嘉。”
[声名鹊起]
陈焕镛识辨植物，别具天聪，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约1932年），香港有一命案，死者经解剖检查，发现有树叶之残渣碎片，但在香港地区无人能识别此种植物，使得法院无从判案，后求教于陈焕镛，方知是剧毒藤本植物胡蔓藤（又名大茶药），先生从此扬名省港。
[诗人]
陈焕镛好学博览。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工作之余，常背诵莎士比亚隽永的词句，据他的弟子蒋英说，他的英文诗“寓意深而语音谐，修辞精炼且极优雅。”1949年旅居香港时，鉴于当时国内外形势，他写了一组英文诗表达爱祖国、爱科学的意愿，曾经被香港《南华早报》登载，并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他一生诗作不少，可惜全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化为灰烬。
[演说家]
陈焕镛学识渊博，言词幽默，其演讲与授课经常能引起现场掌声雷动。如在金陵大学执教时，因为该校为教会创办，每周必循例有一次圣经布道班，全校师生都要参加。一次，校长邀先生到班，让他作一场“宗教与科学”的专题演讲，但陈焕镛绝口不谈圣经之道，反而畅谈森林之优美，其讲题为Beauty of forestry and poetry（森林与诗之美），而且采用流利的英文，演讲引人入胜，顿时轰动全场，现场掌声不绝，其才华让在座之外籍教师都油然起敬，校长亦为之动容，会后竟然公布从此取消每周例行的圣经布道班，以学术讲演会取代之。
[爱国者]
陈焕镛身陷广州时，曾为陈璧君所注视。陈璧君是汪精卫的孀妇，与陈焕镛号称同乡，因慕陈之声誉，要求陈在公众场合演讲，意欲为汪精卫的伪政权涂脂抹粉，先生于是应邀登坛宣讲，题为“植物与人生”，畅述稻麦是人之主粮，蔬果助身躯发育，森林作建筑良材，神农尝百草而知药物，时珍辨药草而著《纲目》……滔滔不绝，听众为之入神，而令事主垂头丧气，大失所望。
[美食家]
陈焕镛既系粤海世家，虽有西班牙血统，却是一位地道广东人，同时还是一位天然美食家。每次标本采集队从海南或十万大山等边远地区归来之后，他必设宴犒劳，多在李仲洛家。李系东江人，雅善制作盐焗鸡和蛇羹，脍炙人口，他不但邀请过采集队的同事“饮茶粤海”，还在一次春节，赠以家制各种芋头粉炸成的糕点，号称“芋角”。
[园艺家]
陈焕镛对庭院设计、园艺和植物栽培等方面也有深邃的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广西农学院
人物词典
卧薪尝胆·归国1915年，陈焕镛走进了哈佛大学树木系，他选择哈佛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这里收集的中国植物最多，二是要想跻身国际植物学界，必须同最强的对手抗衡，颇有些“卧薪尝胆”的精神。当时我国植物资源不断外流，世界许多著名的植物园都栽培着中国的珍稀植物，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大多被保存在外国的标本馆内，而国内却缺乏完备的植物园和标本馆，以致研究本国植物分类学不得不远涉重洋到外国去寻找资料、参阅标本。目睹这些使陈焕镛深感痛心，他痛下决心：“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植物学、自己的植物园、自己的植物研究所、自己的植物志。”
1919年陈焕镛以出类拔萃的论文、出众的成绩获得哈佛大学树木系硕士学位，并获得校方奖学金，其师授意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邀陈一起去非洲调查采集，但陈谢绝了，毅然返回中国，开始了漫长的植物研究之旅。
1919年秋，陈焕镛带着一本手册，还有一颗激情澎湃的心，只身一人奔赴海南五指山，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标本的第一位植物学家。据说，有一次在采集时偶然不慎从树上坠下，跌伤手腕继又感染恶性疟疾，他病倒了，高烧至40多摄氏度，身上布满了蚂蟥叮咬的伤口，左手肿得像带着拳击手套。陈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工作历时十个月，采集了大量珍贵标本，为日后编纂《海南植物志》奠定了基础。
此后，陈焕镛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同时还与英、美、德、法等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联系，交换得3万多份外国标本。至此他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标本，遂于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内建立起我国南方第一个植物标本馆。标本馆初建，规模虽小，陈焕镛却说：“要使它与世界著名的植物标本馆相媲美。”为此，他亲自订立一套严格的科学管理方法：标本从科、属、种、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条不紊地进行分类管理，建立了三套完善的卡片系统，可根据植物的名称、采集人、标本号、地区分布等，从系统中迅速查到所需的标本。陈焕镛的这套标本管理方法，为今日的电子计算机管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陈焕镛亲手创建的这个标本馆，现已拥有100多万号标本，是我国三大植物标本馆之一。
建所·办刊·建园
1929年，陈焕镛在中山大学建立了植物研究所。建所伊始，经费不足，他除尽力向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争取拨给每年大洋1000元的补助费以外，又将基金会付给他每年4000元的薪金全部捐献给研究所作为研究所的“物质建设”。在他领导下，全所人员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标本和图书资料逐渐增多，科学仪器渐渐丰富起来，并逐步建立了标本室、图书室、标本园和实验室。
1930年，他创办了以孙中山（孙逸仙）为刊名的研究所学术刊物——《中山专刊》（Sunyatsenia），该刊为英文版本，自1930—1948年共出版七卷六期，刊载以植物分类学为主的植物学专业论文。这是—本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中国植物的专业刊物，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1946—1948年间由于经费不足，《中山专刊》面临停刊的威胁，陈焕镛说服在香港开办印书馆的叔父资助，专刊才得以继续出版。
陈焕镛一向重视培植活标本，1957年他又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着手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兴建华南植物园及鼎湖山树木园。从园址的选定至园内规划均亲自主持，并邀请全国植物学家和园林专家共同进行建园规划。经40多年的精心培育，今天的华南植物园已逐步成为我国最大的南亚热带植物园，其中木兰园、丛生竹园和姜园面积之大、收集种类之丰富、研究水平之高均居世界首位。
患难·苦恋·共存亡
在陈的眼里，标本就是他的生命。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了保护研究所珍藏的标本，图书不致落入日本人手里，在粤港两地几度迁移，与标本誓死相守，其中的艰辛曲折就是一部与标本苦苦相“恋”的历史，一场令人肃然起敬的挽歌。
1938年，广州沦陷，陈冒着杀头的危险，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把7万多号标本全数运到香港，存在九龙码头围道陈家寓所内，并自己出资在此设立该所驻港办事处。当时资金匮乏，连陈焕镛发妻的妹妹把房子都抵押了，来解陈的燃眉之急。
一波末平，一波又起。太平洋战争随之爆发，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植物所驻港办事处遭日军包围搜查，由于标本、图书均有国立中山大学标志，被视为“敌产”，办事处被日军查封。危难当头，陈本可率领员工混于难民之中逃离香港，但积累20余年的标本、图书又面临被掠夺的命运，他日夜心焦如焚，哪肯离开半步，只道“只有物亡我亦随物亡，物存未敢先求去！”
几度风雨几度波折，1942年4月底陈将存港标本运回广州，安置在康乐广东大学（原岭南大学）校园内，研究所更名为广东植物研究所，他仍任所长，兼广东大学特约教授。抗战胜利后，陈焕镛以“如释重负”的愉快心情与员工清点公物，报请中山大学派人接收。对此在1945年12月31日中山大学农学院长邓植仪给校长王星拱的报告中提到：“该员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学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其志堪嘉。”
轶事逸闻
[声名鹊起]陈焕镛识辨植物，别具天聪，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约1932年），香港有一命案，死者经解剖检查，发现有树叶之残渣碎片，但在香港地区无人能识别此种植物，使得法院无从判案，后求教于陈焕镛，方知是剧毒藤本植物胡蔓藤（又名大茶药），先生从此扬名省港。
[诗人]
陈焕镛好学博览。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工作之余，常背诵莎士比亚隽永的词句，据他的弟子蒋英说，他的英文诗“寓意深而语音谐，修辞精炼且极优雅。”1949年旅居香港时，鉴于当时国内外形势，他写了一组英文诗表达爱祖国、爱科学的意愿，曾经被香港《南华早报》登载，并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他一生诗作不少，可惜全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化为灰烬。
[演说家]
陈焕镛学识渊博，言词幽默，其演讲与授课经常能引起现场掌声雷动。如在金陵大学执教时，因为该校为教会创办，每周必循例有一次圣经布道班，全校师生都要参加。一次，校长邀先生到班，让他作一场“宗教与科学”的专题演讲，但陈焕镛绝口不谈圣经之道，反而畅谈森林之优美，其讲题为Beauty of forestry and poetry（森林与诗之美），而且采用流利的英文，演讲引人入胜，顿时轰动全场，现场掌声不绝，其才华让在座之外籍教师都油然起敬，校长亦为之动容，会后竟然公布从此取消每周例行的圣经布道班，以学术讲演会取代之。
[爱国者]
陈焕镛身陷广州时，曾为陈璧君所注视。陈璧君是汪精卫的孀妇，与陈焕镛号称同乡，因慕陈之声誉，要求陈在公众场合演讲，意欲为汪精卫的伪政权涂脂抹粉，先生于是应邀登坛宣讲，题为“植物与人生”，畅述稻麦是人之主粮，蔬果助身躯发育，森林作建筑良材，神农尝百草而知药物，时珍辨药草而著《纲目》……滔滔不绝，听众为之入神，而令事主垂头丧气，大失所望。
[美食家]
陈焕镛既系粤海世家，虽有西班牙血统，却是一位地道广东人，同时还是一位天然美食家。每次标本采集队从海南或十万大山等边远地区归来之后，他必设宴犒劳，多在李仲洛家。李系东江人，雅善制作盐焗鸡和蛇羹，脍炙人口，他不但邀请过采集队的同事“饮茶粤海”，还在一次春节，赠以家制各种芋头粉炸成的糕点，号称“芋角”。
[园艺家]
陈焕镛对庭院设计、园艺和植物栽培等方面也有深邃的研究，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广西农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