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48年间由于经费不足，中山专刊面临停刊的威胁，陈焕镛说服在香港开办聚珍印书馆的叔父资助，使专刊能继续如期出版。研究所借中山专刊与国外交换得到大量植物学书刊，其中有部分卷册为国内迄今为止仅有的珍贵版本。有计划的书刊收集和积累，使研究所逐步发展成为我国植物学科研事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陈焕镛对经济植物尤其木本植物的研究十分重视，在科研和教学中，他向来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基础与应用兼顾。早在金陵大学和东南大学教学时，他有感于当时的树木学教科书题材多为欧美树种，因此他编写了一本《中国经济树木》（Chinese Economic Trees英文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出版）为教材，介绍国产的用材和经济树种，为我国最早一本有科学名称的树木学。他先后建立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和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从研究所的命名至科研工作内容都体现了他联系实际，重视应用研究的思想观点。在建立研究所的同时，必开辟苗圃设立树木园和植物园；在野外采集植物蜡叶标本的同时，也采集木材标本、液浸的花、果标本和种子、苗子。每当发现有经济价值的植物，如名贵材用树种蚬木、观光木，药用植物罗汉果、杜仲等，都要引种到标本园作进一步的观察，并进行生态学、生物学习性、木材力学以及栽培、加工等方面的研究和调查，为推广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园林艺术历史悠久，称著于世，但主要是观赏性质的，作为科学研究有意识地栽培各类植物，利用人工栽培、驯化、保护和发展活的植物，这一领域在20年代尚寥寥无几。陈焕镛一向重视培植活标本，早在南京教学期间，他就在郊外建了个小园林，培植了从美国带回的棉花良种，又帮助在云南的蔡希陶，从国外引种烟草良种，以后在两广兴建植物所的同时，都附设苗圃或标本园，逐渐发展成为树木园和植物园。1957年他又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着手为华南植物研究所兴建华南植物园及鼎湖山树木园。从园址的选定至园内规划均亲自主持，并邀请全国植物学家和园林专家共同进行建园规划。建园初期，植物园的具体工作由追随他工作近30年的何椿年负责，1962年又把他在金陵大学的学生、国内著名的园林植物学家陈封怀调来做园主任，经全园职工30多年的精心培育，这个位于祖国南大门、广州市东郊的华南植物园已逐步建成为从事热带、亚热带植物引种驯化和植物研究的基地。该园具热带、亚热带特色，其中棕榈植物、孑遗植物、蕨类植物、兰花、竹、木兰、姜和中草药等类植物尤为丰富，植物种类不下四千余种，在植物学知识普及和科学研究上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提高祖国学术地位

　　在农林植物研究所建设过程中，陈焕镛把标本和书刊的交换作为重点工作，几年内向国内外发出交换标本37，000余号，先后和美国哈佛大学、纽约植物园，英国邱皇家植物园、爱丁堡植物园，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德国柏林博物馆，奥国维也纳博物馆，新加坡植物园，爪哇植物园和新加坡科学院等15个机构建立了联系，通过标本交换得到一万余号标本，遍及印度、日本、南北美洲、欧洲、巴尔干半岛、非洲、新西兰、婆罗洲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研究所的世界植物标本。此外，他用《中山专刊》交换到一批外国的植物学重要书刊，如英国爱丁堡植物园期刊、邱植物园丛刊及霍氏植物图谱等。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既促进了研究所的发展，也提高了它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
　　陈焕镛不但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先驱和权威，在国际学术界也享有很高的声望。1930年他应邀参加在印尼雅加达召开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同年8月，他作为中国5人代表团的团长，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并代表中国植物学家向大会致贺词。他的讲话措词渊源于古典欧洲文学，语句精练雅洁，讲毕全场不断鼓掌。会议中他发表的专题报告为《中国近十年来植物学科学发展概况》，内容述及我国植物学的发展以及从事教学与科研的中国学者的奋斗开拓精神，博得与会者莫大的兴趣与重视，因而大会将中国植物研究列为重要议题之一。他的发言为我国在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审查委员会中争得两票选举权，会上他和胡先骕两位学者首次被选为该委员会的代表，为我国加入国际植物学会及成为命名法规委员会成员国创立了开端。
　　1935年陈焕镛又应邀出席在荷兰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植物学会，被选为该会分类组执行委员会和植物命名法规小组副主席。1936年英国爱丁堡植物园苏格兰植物学会特聘他和胡先骕为该会名誉会员。
　　1951年陈焕镛受中国科学院的委托，任中国4人代表团团长，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南亚栽培植物起源与分布”学术讨论会。会上他发表演讲，从中国古农学和遗传学的观点谈到水稻的起源。他的见解及精辟的词语使与会者无不叹服中国的古文化和科学成就，演讲也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深入农民群众、尊重老农创造的群众观点。陈焕镛在国内外学术界得到高度评价和推崇，是与他的治学严谨和学术上的成就分不开的。
　　1958年中国科学院派他出访苏联，到列宁格勒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考察并作学术访问。在他访苏期间短暂的一个月工作中，鉴定了大批采自亚洲各地的植物标本，得到苏联同行的高度评价。

历尽艰辛，保护国家珍贵标本

　　陈焕镛毕生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所以十分珍惜祖国的植物资源和植物标本。抗日战争期间，他为了保护研究所珍藏的标本、图书不致落入日本侵略军手中，历尽艰险；抗战胜利后又蒙冤受屈，事情经过颇为曲折，不易为人所理解。现根据当时中山大学有关史料记载简介于下：
　　在抗战开始后，广州时遭日机轰炸，为防避农林植物研究所的标本、图书和仪器一旦被毁于炮火，经中山大学批准，该所于1938年把全部重要标本、图书和仪器搬运至香港，储存在九龙码头围道陈家寓所三层楼房内，并在此设立该所驻港办事处。同年10月广州告急，当时陈焕镛仍留在广州，准备对该所标本园的植物作最后的营救，直到广州沦陷时才匆忙奔赴沙面英租界，但他还念念不忘标本园的植物，数日后获知标本园已遭日军蹂躏，而陈焕镛本人匿居沙面亦不安全，经多方设法与梁培基同行离穗到港，继续主持研究所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植物所驻港办事处遭日军包围搜查，由于标本、图书均有国立中山大学标志，被视为“敌产”，办事处被日军查封，陈焕镛积累20余年得之不易的标本、图书面临被掠夺的厄运，他日夕心焦如焚。就在这一筹莫展的困境中，适逢广东教育厅厅长林汝珩于1942年3月到香港，他提出将农林植物研究所迁回广州，愿协助运返标本、图书，并将前留广州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