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敦杰
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浏览了一遍，从中搜寻数学史料．仅这一年，他就发表了“清光绪年蜀刻算书”、“耶律楚材之历算学”、“宋元算书与信用货币史料”、“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元代输入中国说”等12篇论文．至1946年，不足30岁的严敦杰已发表了数学史论文三四十篇．
抗战胜利后不久，严敦杰回到上海，在上海中国石油公司会计处任副管理师，仍以业余时间从事科学史研究工作，发表了“宋元算学丛考”、“古希腊译著之介绍(明清之际西算传入我国新史料)”等论文．
1949年以后，严敦杰先后在上海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局财务组、天津燃料工业部器材室财务科、北京燃料工业部经理司财务科、北京石油工业部财务司制度组等单位任财务组长、科长等职，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工作．同时，还满怀主人翁的责任感，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展开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建议”，提出“有领导有组织地集体修订、编著中国数学史”，“出版古算书”，“普遍进行专题研究”和“翻译国外数学史著作以提高我国数学史研究水平”等灼见；并发表“近年来中算珍籍之发现”、“中算家的素数论”、“中算家的招差术”和《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等论著．
1954年，中国科学院在高等教育部的积极支持下，筹建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竺可桢任主任委员，侯外庐、叶企荪任副主任委员，严敦杰任秘书．1955年，李俨受聘来京到中国科学院筹建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他提出把钱宝琮和严敦杰二位调入．经竺可桢向石油工业部写了三封信，严敦杰于1956年8月正式调入科学院任副研究员，时年39岁，从此结束了他二十年来业余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历史．1957年元旦，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李俨任主任，严敦杰任学术秘书．1958年4月，我国科学史研究的专门刊物《科学史集刊》创刊，钱宝琮任主编，严敦杰任副主编，负责具体工作．其间，严敦杰发表了“中国古代的黄赤道差计算法”、“我国正负术历史”、“我国第一本概率论的著作”、“中国数学教育简史”、“宋金元历法中的数学知识”和《中学数学课程中的中算史材料》等论著．
“文化大革命”期间，严敦杰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到“五七干校”劳动，摔断了腿，没有接好，留下残疾．
1975年以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扩建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严敦杰虽年近花甲，却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他不分昼夜地努力工作，热心培养青年，多次为所内青年同志开科学史资料课，还把几十年积累的数学史资料毫不保留地提供给别人．
1978年，严敦杰作为自然科学史所为数极少的几位研究员之一，招收了“文革”后第一批数学史研究生．现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的王渝生，就是他指导的第一位研究生．严敦杰执教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讲授“科学史概论”和“科学史文献学”两门课程，同时又为数学史研究生开设“中国数学名著选读”和“世界数学史”课．他讲的课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听了使人觉得左右逢源，大开眼界．严敦杰在指导王渝生写学位论文时，从选题、搜集资料和初稿完成，各个环节都花费了很大的心血．王的硕士论文“李善兰尖锥术研究”，他说：“题目虽小，但要小题大作；题目集中一些，便于深入．”王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历法计算中的数学方法”，他说：“博士论文的题目要大一些，博士就要‘博’嘛；当然也要求深，既要全面，又要深入，特别是要有创见．”他把自己多年研究历法的心得和尚未发表过的手稿都毫无保留地给王作参考．王的论文写好后，他作出“体大思精”、“青出于蓝”的评语，给后学以很大的鞭策和鼓舞．
1980年3月，严敦杰担任了副所长．同年10月，又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全国数学史学会首届理事长，但他仍然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始终坚持在科研工作第一线，发表了“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特点”、“中国使用数码字的历史”等论文．
1982年4月，严敦杰作为中国传统技术展览的学术顾问赴加拿大多伦多工作，休息日都是在多伦多图书馆度过的．回国后，顾不上休息，又紧张地参加各种学术活动，12月在广州突发脑血栓致半身不遂而住院．组织上派他的研究生王渝生去当地看望和照顾他，他躺在病床上，说话很困难，还断断续续地说：“给所里添麻烦了”，“我把你给耽误了”，真是感人至深！当病情稍有好转以后，他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进行锻炼，手由不能动到能写出歪歪扭扭的一行字到完全恢复写作，经历了十分艰苦的过程．从他生病到1988年12月23日在北京病逝的六年间，他还发表了中英文数学史论文三十余篇，并主编《中国古代科技史论文索引》一书．
1989年1月4日，著名科学家钱临照、吴文俊等二百余人在八宝山为严敦杰送行．哲人其萎，风范长存，一代宗师，后世楷模．数学家孙克定送的挽联“苦学成高名，业绩与先贤并列；久病勤著书，遗志付后学继承”是对严敦杰一生的写照，也表达了我们的心声．
(二)
严敦杰在中国数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中算书的考证、中算家的评述、各种专题论文和综合性著作等．他在1936年19岁时发表的论文“中国算学家祖冲之及其圆周率之研究”、“隋唐律历志祖冲之圆率记事释”和1937年20岁时发表的论文“孙子算经研究”，一开始就表现了他在掌握资料和考据方面的深厚功力以及进行算理分析的严谨治学态度．论文一万多字，文后的注释和引用的中外文献就有62条之多．论文的算理分析精细准确，常为后人引用．论文是在有钱宝琮“孙子算经考”(1929)和李俨“孙子算经补注”(1930)的专题研究情况下，又广引博征，补充若干新的考据而成的．文中指出：“物不知数以及求一术之类，乃不定方程解法之一种，是九章所未详，此术盛用于六朝，历算家据以推算，何承天调日法一证也，算章岁章闰二证也．”文中还纠正了日本三上义夫关于《孙子算经》中有三元一次不定方程的错误论断，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古算成就．严敦杰其后的论文一直保持了这种严谨求实和言之有据的风格．
严敦杰关于算书考证的论文，以30年代末和40年代居多，计有一二十篇；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各有2篇．其重点一是宋元时期的算书，因为我国宋元算学最发达；二是四川地区的算书，因为抗战时期他久居四川．所考所论都有新材料，新观点．例如，“宋杨辉算书考”(1966)是在李俨同名论文(1954)的基础上作的．李俨的文章只有“书录”、“辑佚”两节，严敦杰的文章则还补充了“杨辉的历史”、“杨辉书中引用的数学书”和“杨辉书中所见数学新术语”各节，又对杨辉的主要著作《详解九章算法》归纳出其编著体例上的三个特点：一是详解部分分解题、细草、比类三项，由浅入深；二是编乘除诸术，以便入门；三是九章纂类，即把《九章算术》246题重新分类，这是杨辉的一项创举．另外，还据杨辉《乘降通变本末》上卷中有名的《习算纲目》归纳出杨辉的数学教育主张：(1)循序渐进与熟读精思的学习方法，(2)积极诱导培养学习者自觉的计算能力，(3)不放松在学习过程中的细小环节，并指出杨辉是中国古代数学教育家．
严敦杰关于数学家的评述，涉及刘徽、祖暅、一行、秦九韶、徐光启、程大位、梅文鼎、梅榖成、明安图、李锐、李善兰等．其中，好些人都是正史无传，其史料是严敦杰多方搜寻辑录、多年留意积累而得，不少取自笔记小说或诗文集之类人们不太注意、不大了解、不常见到也难以找到的材料．例如，“秦九韶年谱初稿”(1987)则于文末题为“1948年8月至1984年6月”，历经36个春秋，对秦氏的生平事迹旁征博引，多方印证；又如，“刘徽简传”(1984)的“后记”(1981)中说：“1941年我发表‘祖暅别传’一文后，即着手为刘徽写传．”可见前后经过了40个寒暑，其间在古书中找到了四五个同名异人的刘徽，从中甄别出数学家刘徽来．
严敦杰关于数学史专题的研究论文，要者有关于素数论、招差术、数码字和数学教育等方面．这些专题都
抗战胜利后不久，严敦杰回到上海，在上海中国石油公司会计处任副管理师，仍以业余时间从事科学史研究工作，发表了“宋元算学丛考”、“古希腊译著之介绍(明清之际西算传入我国新史料)”等论文．
1949年以后，严敦杰先后在上海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局财务组、天津燃料工业部器材室财务科、北京燃料工业部经理司财务科、北京石油工业部财务司制度组等单位任财务组长、科长等职，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工作．同时，还满怀主人翁的责任感，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展开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建议”，提出“有领导有组织地集体修订、编著中国数学史”，“出版古算书”，“普遍进行专题研究”和“翻译国外数学史著作以提高我国数学史研究水平”等灼见；并发表“近年来中算珍籍之发现”、“中算家的素数论”、“中算家的招差术”和《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等论著．
1954年，中国科学院在高等教育部的积极支持下，筹建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竺可桢任主任委员，侯外庐、叶企荪任副主任委员，严敦杰任秘书．1955年，李俨受聘来京到中国科学院筹建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他提出把钱宝琮和严敦杰二位调入．经竺可桢向石油工业部写了三封信，严敦杰于1956年8月正式调入科学院任副研究员，时年39岁，从此结束了他二十年来业余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历史．1957年元旦，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李俨任主任，严敦杰任学术秘书．1958年4月，我国科学史研究的专门刊物《科学史集刊》创刊，钱宝琮任主编，严敦杰任副主编，负责具体工作．其间，严敦杰发表了“中国古代的黄赤道差计算法”、“我国正负术历史”、“我国第一本概率论的著作”、“中国数学教育简史”、“宋金元历法中的数学知识”和《中学数学课程中的中算史材料》等论著．
“文化大革命”期间，严敦杰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到“五七干校”劳动，摔断了腿，没有接好，留下残疾．
1975年以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扩建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1976年打倒了“四人帮”，严敦杰虽年近花甲，却焕发出了青春的活力，他不分昼夜地努力工作，热心培养青年，多次为所内青年同志开科学史资料课，还把几十年积累的数学史资料毫不保留地提供给别人．
1978年，严敦杰作为自然科学史所为数极少的几位研究员之一，招收了“文革”后第一批数学史研究生．现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的王渝生，就是他指导的第一位研究生．严敦杰执教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讲授“科学史概论”和“科学史文献学”两门课程，同时又为数学史研究生开设“中国数学名著选读”和“世界数学史”课．他讲的课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听了使人觉得左右逢源，大开眼界．严敦杰在指导王渝生写学位论文时，从选题、搜集资料和初稿完成，各个环节都花费了很大的心血．王的硕士论文“李善兰尖锥术研究”，他说：“题目虽小，但要小题大作；题目集中一些，便于深入．”王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历法计算中的数学方法”，他说：“博士论文的题目要大一些，博士就要‘博’嘛；当然也要求深，既要全面，又要深入，特别是要有创见．”他把自己多年研究历法的心得和尚未发表过的手稿都毫无保留地给王作参考．王的论文写好后，他作出“体大思精”、“青出于蓝”的评语，给后学以很大的鞭策和鼓舞．
1980年3月，严敦杰担任了副所长．同年10月，又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全国数学史学会首届理事长，但他仍然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始终坚持在科研工作第一线，发表了“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特点”、“中国使用数码字的历史”等论文．
1982年4月，严敦杰作为中国传统技术展览的学术顾问赴加拿大多伦多工作，休息日都是在多伦多图书馆度过的．回国后，顾不上休息，又紧张地参加各种学术活动，12月在广州突发脑血栓致半身不遂而住院．组织上派他的研究生王渝生去当地看望和照顾他，他躺在病床上，说话很困难，还断断续续地说：“给所里添麻烦了”，“我把你给耽误了”，真是感人至深！当病情稍有好转以后，他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进行锻炼，手由不能动到能写出歪歪扭扭的一行字到完全恢复写作，经历了十分艰苦的过程．从他生病到1988年12月23日在北京病逝的六年间，他还发表了中英文数学史论文三十余篇，并主编《中国古代科技史论文索引》一书．
1989年1月4日，著名科学家钱临照、吴文俊等二百余人在八宝山为严敦杰送行．哲人其萎，风范长存，一代宗师，后世楷模．数学家孙克定送的挽联“苦学成高名，业绩与先贤并列；久病勤著书，遗志付后学继承”是对严敦杰一生的写照，也表达了我们的心声．
(二)
严敦杰在中国数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中算书的考证、中算家的评述、各种专题论文和综合性著作等．他在1936年19岁时发表的论文“中国算学家祖冲之及其圆周率之研究”、“隋唐律历志祖冲之圆率记事释”和1937年20岁时发表的论文“孙子算经研究”，一开始就表现了他在掌握资料和考据方面的深厚功力以及进行算理分析的严谨治学态度．论文一万多字，文后的注释和引用的中外文献就有62条之多．论文的算理分析精细准确，常为后人引用．论文是在有钱宝琮“孙子算经考”(1929)和李俨“孙子算经补注”(1930)的专题研究情况下，又广引博征，补充若干新的考据而成的．文中指出：“物不知数以及求一术之类，乃不定方程解法之一种，是九章所未详，此术盛用于六朝，历算家据以推算，何承天调日法一证也，算章岁章闰二证也．”文中还纠正了日本三上义夫关于《孙子算经》中有三元一次不定方程的错误论断，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古算成就．严敦杰其后的论文一直保持了这种严谨求实和言之有据的风格．
严敦杰关于算书考证的论文，以30年代末和40年代居多，计有一二十篇；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各有2篇．其重点一是宋元时期的算书，因为我国宋元算学最发达；二是四川地区的算书，因为抗战时期他久居四川．所考所论都有新材料，新观点．例如，“宋杨辉算书考”(1966)是在李俨同名论文(1954)的基础上作的．李俨的文章只有“书录”、“辑佚”两节，严敦杰的文章则还补充了“杨辉的历史”、“杨辉书中引用的数学书”和“杨辉书中所见数学新术语”各节，又对杨辉的主要著作《详解九章算法》归纳出其编著体例上的三个特点：一是详解部分分解题、细草、比类三项，由浅入深；二是编乘除诸术，以便入门；三是九章纂类，即把《九章算术》246题重新分类，这是杨辉的一项创举．另外，还据杨辉《乘降通变本末》上卷中有名的《习算纲目》归纳出杨辉的数学教育主张：(1)循序渐进与熟读精思的学习方法，(2)积极诱导培养学习者自觉的计算能力，(3)不放松在学习过程中的细小环节，并指出杨辉是中国古代数学教育家．
严敦杰关于数学家的评述，涉及刘徽、祖暅、一行、秦九韶、徐光启、程大位、梅文鼎、梅榖成、明安图、李锐、李善兰等．其中，好些人都是正史无传，其史料是严敦杰多方搜寻辑录、多年留意积累而得，不少取自笔记小说或诗文集之类人们不太注意、不大了解、不常见到也难以找到的材料．例如，“秦九韶年谱初稿”(1987)则于文末题为“1948年8月至1984年6月”，历经36个春秋，对秦氏的生平事迹旁征博引，多方印证；又如，“刘徽简传”(1984)的“后记”(1981)中说：“1941年我发表‘祖暅别传’一文后，即着手为刘徽写传．”可见前后经过了40个寒暑，其间在古书中找到了四五个同名异人的刘徽，从中甄别出数学家刘徽来．
严敦杰关于数学史专题的研究论文，要者有关于素数论、招差术、数码字和数学教育等方面．这些专题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