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严敦杰在1978年发表《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特点》一文，指出：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中在天文计算方面普遍使用内插法，中国古历法中发明内插法是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特点相关的；中国古历法所有天文数据基本上都用分数表示，分数运算成为古历法中一大项目，中国古代天文计算中由于分数运算的便利而导致“调日法”的产生；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精华就是围绕求定朔的方法由粗到精的不断发展。这是对中国古代历法的数学方法所作出的精辟概括和总结。
　　严敦杰对宋辽金元历法中的数学知识尤为关注，因为宋元时期是中国传统数学发展的高峰。他对宋历中大衍求一术、调日法，金大明历和元授时历中垛积招差、几何方法，都一一作了研究，弄清了宋元数学发达的天文历法背景。
　　对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诸多建树
　　严敦杰的科学史研究工作，主要是数学史和天文历法史，但在其他方面，如珠算史、技术史、中外科技交流史、少数民族科技史和科技通史等领域，也有诸多建树。
　　严敦杰在青年时代长期从事财务工作，对珠算非常内行。他用算盘进行历法研究中繁杂的数字运算，同时从事珠算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他从诗词曲和小说中寻找出不少珠算的旁证材料，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很谨慎地把我国珠算盘的发明定在元代，并不因宣传爱国主义而同意把珠算的发明往前提。
　　严敦杰对航海技术史经过长期研究，于1966年发表关于明代牵星术的论文，开创了对我国古代航海天文学的科学的研究。其后，不仅论及天文航海技术，也论及地文航海技术和航海仪器、针路和海图等（1978年）。
　　在中外科技交流史方面，严敦杰注重在重大科技成就方面自外国传入的内容。他提出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元代已输入中国，阿拉伯数码字13世纪才由当时伊斯兰教徒从西方带到我国来，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在明末《崇祯历书》中已大量引用，但其革命性的日心地动学直到18世纪中叶才传入中国，伽利略的天文新发现在明末已传入中国，L．欧拉（Euler）早年的数学著作在他生前已输入中国。这些都是严敦杰首次提出来的。
　　严敦杰十分重视我国少数民族科技史，他对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的研究，对藏族历算学和医药学的研究，对藏、蒙、维、哈、回、傣和纳西族等数码字的研究，都是独树一帜的。
　　严敦杰在中国科技通史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为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和《中国近代史稿》纂写科学技术史部分。这些工作都得到学术界的好评。
　　科学史研究方法的特点——首重资料
　　严敦杰从事科学史研究在方法上的一大特点是特别重视原始文献、资料和图书，特别注意研究动态和情报。他撰写的论文，一般都有新发现的史料。他不仅从科学典籍中搜集科学史料，而且从大量散见的文学作品等其他资料中搜集科学史料。他指出，“诗文集中的科学史料，尤其是关于自然现象的记录，迄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有些重要科学典故往往要在所谓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中发现”。但他又强调：“从小说中搜集科学史料，有三点要注意。第一，对写小说的时代要查清楚。第二，小说究竟不是历史。第三，小说必定有些渲染。所以小说中的科学史料只能作为旁证，我们引用时一定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些都是真知灼见。
　　1986年，严敦杰主编《中国古代科技史论文索引》一书，收录1900－1982年间国内近千种中文期刊和百多种中文报纸上的中国古代科技史论文条目近万种，是目前查找中国古代科技史论文和资料比较完备的工具书。
　　严敦杰还是我国历史自然科学理论的奠基者。他在198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所作的《历史自然科学与自然科学历史》的报告，提出“历史自然科学是研究历史上各种自然现象的记录，进行整理、排比、分析和探讨，找出带有周期性的或是可公度性的东西，为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提供历史证据”。他还提出了历史天文学、历史气候学、历史地理学、历史地震学和历史生物学等概念。
　　严敦杰在科学史园地里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足迹遍及数学史、天文学史、历法史、珠算史、技术史、少数民族科技史、科技通史、科学史学史和科学史文献学等各个领域，著述百余种，笔底百万言。他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为我们树立起了治学和为人的榜样。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学风，质朴无华的文风，诚恳待人、关怀后学的优秀品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个人传记

　　严敦杰，字季勇，1917年11月1日生于浙江省嘉兴县．早年父母双亡，幼失怙恃，靠姐姐抚养成人，生活备受艰辛．1931年9月，严敦杰就读于家乡秀州中学．这是一所具有优秀学术传统的学校，陈省身、李政道等著名学者都是该校校友．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中国处于危难之际．严敦杰深受一位历史教员的影响，立下科学救国的志向．1934年，17岁的严敦杰开始撰写学术论文，其中有“注音字母语原考”和“郑和下西洋考”等．1935年，他的数学论文“立体反形的研究”在校刊《秀州钟》上刊出，并完成了他的第一篇数学史论文“中国算学家祖冲之及其圆周率之研究”，翌年发表于上海《学艺》杂志15卷5号．他在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近来一般人，尤其是一般高等学生，读过西洋算学后，同清朝畴人见了杜氏九术后一样惊奇起来，都似乎同声地说道：‘外国人多么聪明呵！西洋人怎样会想出这种奥辟的学问来呢？’且慢，切勿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们的中国，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难道没有人懂算学，没有人有这种奥辟思想吗？有的，非但仅是一个‘有’罢了，并且有些算学上的定理和方法，还是我国畴人所发现的哩！……祖冲之的发现圆率，不独在中算史上有莫大的光荣，就是在世界算学史中也占到了地位．现在许多人研究圆理时，一定用到这π(=3.1416)的值，心中还以为外人所创，不料此值倒的的确确是本国货，不占丝毫洋气．写到这里，口中禁不住地说：‘中国人好聪明呵！’……为的是这样，所以有了动机来写这篇文章．”
　　可见严敦杰开始研究中国数学史的动机是出于爱国主义热情．
　　1935年8月，严敦杰高中毕业．因生活困难而辍学，考取上海中华书局职员训练班任实习员．1936年8月正式在编辑所作校对工作，并业余从事中国数学史的研究．1936年12月和1937年7月分别在《学艺》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隋书律历志祖冲之圆率记事释”和“孙子算经研究”，其时年不足 20岁
　　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后，严敦杰颠沛流离，饱尝战乱之苦．他先从上海乘船到香港，再经广州乘火车到汉口，又绕道贵州到重庆，投奔他的姐姐和姐夫，于1938年在重庆民生实业公司会计处任办事员．其间许多手稿毁于炮火，但他仍挥笔不辍．1939和1940年发表了“上海算学文献述略”、“四川天算艺文志略”、“南北朝算学书志”和“珠盘杂考”等论文．40年代初，严敦杰的工作即为著名中国数学史家李俨所注目，他们开始通信讨论学术问题，至50年代中期，平均一个星期一个来回，现在严敦杰家中还保存了李俨的信件七百多封．1941年12月5日，李俨致函严敦杰，把另一位著名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11月15日致李俨的信件寄给严敦杰看．钱宝琮因藏书尽毁于战乱之中，他任教的浙江大学西迁，其分校在贵州湄潭开学，缺乏中算书而向李俨求援．李俨在信中写道：“事关学术，除一面于西安代为收罗若干外，其重庆成都方面可否由兄代劳．”严敦杰接信后立即到重庆米亭子旧书铺买了些古算书给钱宝琮寄去．老一辈数学史家在动荡的战乱年代里，仍不忘科学研究，这“事关学术”四字，真是掷地有声，令人肃然起敬！
　　为了在成都访书，严敦杰于1941年到成都找工作，在西南印刷厂任会计，节假日便去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内四川省图书馆查阅地方志中的数学文献和数学史资料．一年后他又回到重庆，先后在重庆永兴场卫生所、重庆光明电器制造厂、重庆甘肃油矿局等单位任办事员、会计等职，一边承担繁重的会计财务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顽强地自学和从事研究工作．每逢午休和节假日，他都爬坡上坎到山城重庆最高处——两路口枇杷山图书馆，查阅各种数学史方面的书籍，手抄脑记，搜集了大量资料．1943年，严敦杰考取重庆中央大学数学系，兼职上学，课余时间就往图书馆跑．一年多时间，硬是把清代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