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云冈石窟
北魏云冈石窟
山西北部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舞台。大同武州塞扼据内、外长城间，是汉民族与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间的交通要道。公元一世纪末，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原居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与大兴安岭北段间的鲜卑族拓跋部，自东北向西南迁徒。西晋以来，在各部族间的长期纷战中，拓跋部乘势崛起，并逐步控制了黄河流域以北的大部份地区，建立了北魏王朝。天兴元年（公元三九八年），道武帝拓跋珪将国都自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境内）迁至平城（今大同市），迄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四九四年）再次迁都洛阳，大同作为北魏王朝政治、文化的中心，几近百年。
文献记载，鲜卑族拓跋部在中国北方一带活动时，还未信仰佛教，而流行各种杂卜巫术[一]。建立北魏政权，接触中原地区佛教后，才开始注意佛教。道武帝攻克河北、山东一带，戎马倥偬之际，「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令军旅无所犯」[二]，后又下诏于京城为沙门始建佛塔殿、讲堂和禅堂。明元帝时，「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三]。太延五年（公元四三九年），太武帝灭北凉，素称发达的凉州佛教东传，北魏佛教迎来了兴盛期。关于这一件事，《魏书·释老志》这样记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於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凉州平，北魏统一中原北方广大地区，西域各国「始遣使来就」[四]，自此北魏与西域的交通往还不绝。
以北魏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入主中原后，为解决日趋紧张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势必要从统治阶级旧有的思想武库中寻求出路。史载北魏开国诸帝，皆为佛、道并奉。这样，除经济等方面原因外，中国原有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之间，斗争日益尖锐。佛、道之争，演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佛事件。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四四六年），下诏毁灭佛法，「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五]。
文成帝即位，下诏复法，佛教以更大的势头发展起来。文成帝复法的直接结果，便是云冈石窟的大规模营造。自明元帝开始，武州塞为历代北魏皇帝祈福的神山。因而，和平初（公元四六O年），沙门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於一世。」[六] 这就是著名的云冈昙曜五窟（十六—二十窟），即云冈第一期北魏佛教依靠世俗王权的特点，尤为明显。道武帝时的道人统法果，即公开要求佛教徒礼拜皇帝，每言：「太祖明 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九]。兴安元年（公元四五二年），诏令仿照文成帝身样形象雕石像。兴光元年（公元四五四年），又命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像五身。昙曜五窟正是依照这种礼佛即拜皇帝的构想雕造的。
这五个窟中，主佛形体高大，占据窟内主要位置。根据主像和石窟布局，五窟可分为二组。十八、十九、二十窟为一组，都以佛装三世佛（过去、现在、未来佛）为主像。十九窟左右二主像分处于窟外东、西耳洞中。十九窟是这一组的中心窟，开凿的时间也最早（西耳洞主像完成于第二期）。十六、十七窟为另一组。十七窟主像也是三世佛，正中是菩萨装的未来佛交脚弥勒菩萨（主像完成于第二期）。十六窟主像是单一的释迦立像。如果依据为太祖以下五帝各造一像来考虑，主像为释迦像的十六窟，相当于当时在位的文成帝，主像是交脚弥勒菩萨的十七窟，相当于未即位就死去的景穆帝。而十八、十九、二十窟，则应分别相当於太武帝、明元帝和道武帝。
昙曜在文成帝复法后，为帝王造窟选择三世佛作为主要题材，除了为皇室祈福外，也是针对太武帝灭佛前流传的「胡本无佛的言论，而宣传佛教渊源久远，传世无穷。他在云冈石窟翻译自三世佛开始的《付法藏传》，也是为了「流通後贤，使法藏住持无绝」[十]。在这里，王权与教权的利益，正相一致。禅居与三世佛题材，是中国北方石窟的显著特点。
昙曜五窟是凉州佛教艺术的典型遗存。我国佛教石窟源自新疆库车、拜城地区（古代龟兹），传人玉门关内，形成具有浓郁西域风格的凉州佛教艺术。凉州石窟、佛寺遗存不多，现存主要有武威天梯山第一窟（可能为北凉沮渠蒙逊据凉州时期，即公元四O一年—四三九年）和酒泉北凉石塔（有承玄元年即公元四二八年等年号）。此外如炳灵寺二八九窟（西秦建弘元年，公元四二O年），敦煌二五七、二七二窟，肃南金塔寺石窟，也都属于北方早期石窟体系。太武帝灭北凉，将凉州僧徒三千人，宗族、吏民三万户迁到平城，其中不乏长于造像的工匠和著名的禅僧。凉州自前凉张轨以来，一直为中国西北的佛教中心，也是禅学最盛之地。五凉佛教到北凉沮渠蒙逊时（公元四O一年—四三九年）尤盛，在南山大开石窟。北魏征伐西北，许多石窟，开凿于文成帝时期（约公元四六O年—四六五年）[七]。
昙曜五窟的开凿，是北魏佛教具有强烈国家政治色彩的反映「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八] 河西名僧来到平城。道武帝平赫连昌，得号称白脚禅师的惠始，后到平城，多所训导。曾创建麦积山石窟的凉州禅僧玄高，太延五年（公元四三九年）到平城，受到太武帝敬重，为太子晃的老师。文成帝复佛法后任道人统的师贤和任沙门统的昙曜，都是著名的凉州禅师。昙曜向以禅业见称[十一]，文献记载北魏灵岩寺（即云冈石窟）可居三千人，东头佛寺可容千人。第一期石窟中的三世佛、释迦、弥勒和千佛，又都是一般习禅僧人禅观的主要对象。因此，这些巨大的窟室，很可能是为了广聚沙门同修禅法之用。凉州禅学对北魏佛教有着直接的影响，云冈石窟第一期造像的基本力量也应来自凉州。《魏书·释老志》还记载：「太安初（公元四五五年），有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师。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新疆喀什）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
平城作为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集中全国各地的优秀艺术工匠，汲取、融合各种艺术风格，开凿出规模宏大的云冈石窟。云冈第一期石窟即昙曜五窟、具有凉州造像的基本特征，又创造出新的风格。
昙曜五窟，平面皆作马蹄形（方形抹圆角），穹隆顶，大体上都摹拟印度椭圆形的草庐形式。五个窟主佛都高逾十数米，二十窟主佛身后还凿有低窄的隧道，很明显，这是受到了龟兹石窟中大像窟作法的启示。
这一期的佛像，高肉髻，面相丰圆，颧骨不高，鼻筋高隆，眉眼细长，蓄八字须。两肩齐挺，身躯壮硕。佛像服装，或右袒，或通肩。着袒右肩佛装者，上身内着僧祗支，外披袈裟，僧祗支上方格纹，同敦煌莫高窟及麦积山、炳灵寺早期造像相似。右肩半披袈裟，边刻联珠纹及折带纹。菩萨像圆脸，短身，头戴宝冠，宝缯翻飞。有的冠作三珠新月冠，接近龟兹壁画中的菩萨像，裸上身，佩项圈、短璎珞和蛇形饰物，下着羊肠大裙。臂饰臂钏和手镯。衣纹雕刻较浅，主要是在凸起的衣纹上刻阴线，细腻匀称，轻薄贴体，用以表现身体的起伏变化。有些造象（如二十窟主佛），身着质料厚重、衣纹凸起的服装，反映了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西部一带）造像和中亚牧区服装的特点。有些造像（如十八窟主佛），则着轻薄贴体、衣纹紧密的服装，反映了印度恒河流域一带笈多造像的某种特点。这格，融多种造像样式于一炉并加以创造的情形，正是云冈早期造像的显著特色。
总之，昙曜五窟中的草庐式窟形、后开隧道的大像、以三世佛为主的简单题材：肩宽体壮，深目高鼻，短粗身材，八字须，火焰纹背光，圆头光上雕飞天（袒上身，斜披络腋，捧菓盘，近似炳灵寺二八九窟中壁画飞天）以及浅密贴体的服装，都显示出一种挺秀劲健、浑厚朴质的造像风格。这种风格，反映出西域凉州这像以至犍陀罗造像的特点，又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这就是北魏早期造像。现存太武帝灭法前的铜石造像，如太平真君元年（公元四四O年）释迦铜坐像、三年（公元四四二年）菩萨石坐像和石塔、四年（公元四四三年）释迦铜立像等，其造型题材与昙曜五窟十分接近，说明这批北魏造像具有同一渊源。
就雕刻艺术而言，北魏雕刻艺术是我国传统雕刻艺术的延续和发展。云冈石窟雕刻，就是富有才华的北魏各族优秀艺术工匠，积累长期艺术实践的丰富经验，有选择地吸收外来、外地艺
山西北部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舞台。大同武州塞扼据内、外长城间，是汉民族与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间的交通要道。公元一世纪末，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原居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与大兴安岭北段间的鲜卑族拓跋部，自东北向西南迁徒。西晋以来，在各部族间的长期纷战中，拓跋部乘势崛起，并逐步控制了黄河流域以北的大部份地区，建立了北魏王朝。天兴元年（公元三九八年），道武帝拓跋珪将国都自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境内）迁至平城（今大同市），迄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公元四九四年）再次迁都洛阳，大同作为北魏王朝政治、文化的中心，几近百年。
文献记载，鲜卑族拓跋部在中国北方一带活动时，还未信仰佛教，而流行各种杂卜巫术[一]。建立北魏政权，接触中原地区佛教后，才开始注意佛教。道武帝攻克河北、山东一带，戎马倥偬之际，「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令军旅无所犯」[二]，后又下诏于京城为沙门始建佛塔殿、讲堂和禅堂。明元帝时，「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三]。太延五年（公元四三九年），太武帝灭北凉，素称发达的凉州佛教东传，北魏佛教迎来了兴盛期。关于这一件事，《魏书·释老志》这样记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於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凉州平，北魏统一中原北方广大地区，西域各国「始遣使来就」[四]，自此北魏与西域的交通往还不绝。
以北魏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入主中原后，为解决日趋紧张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势必要从统治阶级旧有的思想武库中寻求出路。史载北魏开国诸帝，皆为佛、道并奉。这样，除经济等方面原因外，中国原有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之间，斗争日益尖锐。佛、道之争，演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佛事件。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四四六年），下诏毁灭佛法，「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五]。
文成帝即位，下诏复法，佛教以更大的势头发展起来。文成帝复法的直接结果，便是云冈石窟的大规模营造。自明元帝开始，武州塞为历代北魏皇帝祈福的神山。因而，和平初（公元四六O年），沙门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於一世。」[六] 这就是著名的云冈昙曜五窟（十六—二十窟），即云冈第一期北魏佛教依靠世俗王权的特点，尤为明显。道武帝时的道人统法果，即公开要求佛教徒礼拜皇帝，每言：「太祖明 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九]。兴安元年（公元四五二年），诏令仿照文成帝身样形象雕石像。兴光元年（公元四五四年），又命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像五身。昙曜五窟正是依照这种礼佛即拜皇帝的构想雕造的。
这五个窟中，主佛形体高大，占据窟内主要位置。根据主像和石窟布局，五窟可分为二组。十八、十九、二十窟为一组，都以佛装三世佛（过去、现在、未来佛）为主像。十九窟左右二主像分处于窟外东、西耳洞中。十九窟是这一组的中心窟，开凿的时间也最早（西耳洞主像完成于第二期）。十六、十七窟为另一组。十七窟主像也是三世佛，正中是菩萨装的未来佛交脚弥勒菩萨（主像完成于第二期）。十六窟主像是单一的释迦立像。如果依据为太祖以下五帝各造一像来考虑，主像为释迦像的十六窟，相当于当时在位的文成帝，主像是交脚弥勒菩萨的十七窟，相当于未即位就死去的景穆帝。而十八、十九、二十窟，则应分别相当於太武帝、明元帝和道武帝。
昙曜在文成帝复法后，为帝王造窟选择三世佛作为主要题材，除了为皇室祈福外，也是针对太武帝灭佛前流传的「胡本无佛的言论，而宣传佛教渊源久远，传世无穷。他在云冈石窟翻译自三世佛开始的《付法藏传》，也是为了「流通後贤，使法藏住持无绝」[十]。在这里，王权与教权的利益，正相一致。禅居与三世佛题材，是中国北方石窟的显著特点。
昙曜五窟是凉州佛教艺术的典型遗存。我国佛教石窟源自新疆库车、拜城地区（古代龟兹），传人玉门关内，形成具有浓郁西域风格的凉州佛教艺术。凉州石窟、佛寺遗存不多，现存主要有武威天梯山第一窟（可能为北凉沮渠蒙逊据凉州时期，即公元四O一年—四三九年）和酒泉北凉石塔（有承玄元年即公元四二八年等年号）。此外如炳灵寺二八九窟（西秦建弘元年，公元四二O年），敦煌二五七、二七二窟，肃南金塔寺石窟，也都属于北方早期石窟体系。太武帝灭北凉，将凉州僧徒三千人，宗族、吏民三万户迁到平城，其中不乏长于造像的工匠和著名的禅僧。凉州自前凉张轨以来，一直为中国西北的佛教中心，也是禅学最盛之地。五凉佛教到北凉沮渠蒙逊时（公元四O一年—四三九年）尤盛，在南山大开石窟。北魏征伐西北，许多石窟，开凿于文成帝时期（约公元四六O年—四六五年）[七]。
昙曜五窟的开凿，是北魏佛教具有强烈国家政治色彩的反映「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八] 河西名僧来到平城。道武帝平赫连昌，得号称白脚禅师的惠始，后到平城，多所训导。曾创建麦积山石窟的凉州禅僧玄高，太延五年（公元四三九年）到平城，受到太武帝敬重，为太子晃的老师。文成帝复佛法后任道人统的师贤和任沙门统的昙曜，都是著名的凉州禅师。昙曜向以禅业见称[十一]，文献记载北魏灵岩寺（即云冈石窟）可居三千人，东头佛寺可容千人。第一期石窟中的三世佛、释迦、弥勒和千佛，又都是一般习禅僧人禅观的主要对象。因此，这些巨大的窟室，很可能是为了广聚沙门同修禅法之用。凉州禅学对北魏佛教有着直接的影响，云冈石窟第一期造像的基本力量也应来自凉州。《魏书·释老志》还记载：「太安初（公元四五五年），有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师。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新疆喀什）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
平城作为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集中全国各地的优秀艺术工匠，汲取、融合各种艺术风格，开凿出规模宏大的云冈石窟。云冈第一期石窟即昙曜五窟、具有凉州造像的基本特征，又创造出新的风格。
昙曜五窟，平面皆作马蹄形（方形抹圆角），穹隆顶，大体上都摹拟印度椭圆形的草庐形式。五个窟主佛都高逾十数米，二十窟主佛身后还凿有低窄的隧道，很明显，这是受到了龟兹石窟中大像窟作法的启示。
这一期的佛像，高肉髻，面相丰圆，颧骨不高，鼻筋高隆，眉眼细长，蓄八字须。两肩齐挺，身躯壮硕。佛像服装，或右袒，或通肩。着袒右肩佛装者，上身内着僧祗支，外披袈裟，僧祗支上方格纹，同敦煌莫高窟及麦积山、炳灵寺早期造像相似。右肩半披袈裟，边刻联珠纹及折带纹。菩萨像圆脸，短身，头戴宝冠，宝缯翻飞。有的冠作三珠新月冠，接近龟兹壁画中的菩萨像，裸上身，佩项圈、短璎珞和蛇形饰物，下着羊肠大裙。臂饰臂钏和手镯。衣纹雕刻较浅，主要是在凸起的衣纹上刻阴线，细腻匀称，轻薄贴体，用以表现身体的起伏变化。有些造象（如二十窟主佛），身着质料厚重、衣纹凸起的服装，反映了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西部一带）造像和中亚牧区服装的特点。有些造像（如十八窟主佛），则着轻薄贴体、衣纹紧密的服装，反映了印度恒河流域一带笈多造像的某种特点。这格，融多种造像样式于一炉并加以创造的情形，正是云冈早期造像的显著特色。
总之，昙曜五窟中的草庐式窟形、后开隧道的大像、以三世佛为主的简单题材：肩宽体壮，深目高鼻，短粗身材，八字须，火焰纹背光，圆头光上雕飞天（袒上身，斜披络腋，捧菓盘，近似炳灵寺二八九窟中壁画飞天）以及浅密贴体的服装，都显示出一种挺秀劲健、浑厚朴质的造像风格。这种风格，反映出西域凉州这像以至犍陀罗造像的特点，又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这就是北魏早期造像。现存太武帝灭法前的铜石造像，如太平真君元年（公元四四O年）释迦铜坐像、三年（公元四四二年）菩萨石坐像和石塔、四年（公元四四三年）释迦铜立像等，其造型题材与昙曜五窟十分接近，说明这批北魏造像具有同一渊源。
就雕刻艺术而言，北魏雕刻艺术是我国传统雕刻艺术的延续和发展。云冈石窟雕刻，就是富有才华的北魏各族优秀艺术工匠，积累长期艺术实践的丰富经验，有选择地吸收外来、外地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