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东西完全是我们的，至少，我们的某个部分是未受约束的，在与他人的接触中，吸收所有的一切，别人的回路通过我们循环。”“自我是一栋熊熊燃烧的房子，在你可能做到时要逃出来。”当然，就身份和意识而言，作品还提出了更深层面的问题，例如，人是否像传统上认为的那样，受到大脑——或者说灵魂——的支配？或者说，个体是否受到他人定义的影响？如果这样的定义改变，个体是否会随之改变？ 　　其次，这部作品可以促使读者思考与自我叙事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相关的问题，对大脑和记忆的封闭空间的探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面对纷繁变化的世界，人们有时候可能会处于情景性双重错觉综合征状态之中——某种短暂的心理断裂现象。人们是否被锁闭在自己的叙事之中？成为另一个人，成为另一个物种，成为自我的另一变体意味着什么？此类思考有助于使人意识到，双重错觉综合征这类状态不仅仅是一种病态，可能与人的意识之中某些稍纵即逝的瞬间具有某种相似性。如果我们承认自我的某种不确定性，我们就能在心灵深处为容纳他人的叙事腾出一定的空间，这样，我们可以拥有更多宽容，更多理解。马克的妄想症给人的感觉是，所有现实都是虚拟的。小说给人启迪，催人思考：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是否可能被人们分享？我们是否可以让别人相信我们的虚拟现实，相信我们充满希望的生活计划？我们是否能够相信他人的虚拟现实和他们的生活计划？鲍尔斯看来认为，同情是最高形式的想象力，因为同情需要将我们自己与他人大脑之间的想象连接。 　　再则，对记忆和自我的反思可以与9·11之后的社会心态联系起来。读者看到，恐怖袭击和正在进行的所谓反恐战争就像影子，在小说角色的心灵中徘徊。“9月来临，后来出现了多次袭击。”马克与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也看到了反复播放、往往在电影中才能见到的慢动作疯狂场面。在他眼里，“纽约是飘浮在远处地平线上的一片黑色羽毛”。车祸发生之前两周，马克报名参加国民警卫队，“他讲话的声音与往常判若两人，充满自豪，更加从容，仿佛他已经是士兵了”。然而，车祸发生了，“他的爱国之旅随之结束”。在小说末尾，韦博再次发现周围“弥漫着浓重的战争气氛”，感叹“他所属物种的某种东西已经失去控制”。他觉得马克说得很对：“与意识的这种不断消失的行为相比，双重错觉综合征更真实。” 　　作品暗示，9·11事件让某些美国人似乎失去了记忆，拒不承认美国宪法中 “人被上帝创造时是平等的”（或者是“受造而平等的”，而不是有人所译的“生而平等”）这个理念。美国政府就入侵他国领土的行为提出了稀奇古怪、自圆其说的妄想式辩解。我们可以套用韦博的话来评价这种说法：“没有自我不自欺。”“自我的整个目标是自我延续。”“撒谎、否认、压抑、虚谈：这些并不是病变，它们是意识试图保持完整的表现。”如果说小说中的马克苦苦寻觅的字条作者其实近在眼前，现实中的美国人或许也在寻找已经失去的“自我”，寻找国家缔造者们崇尚的价值观。小说叙述者以讽刺的口吻，用这样的比喻来描述自我：“我们认为自己是统一的、具有独立自主地位的国家，神经学却提示说，我们是盲目的元首，被困在总统套房之内，听到的只有经过专门挑选的顾问们的意见，而整个国家却正在特定的动员行动中风雨飘摇……”这一番话显然带有别样用意，读者很容易将它与现实联想起来。 　　美国的“自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真正的美国是否已被假冒的美国取代？正如韦博夫人在谈到美国企业时所说：“我们生活在群体催眠时代。”原来的美国是否类似韦博在神经学著作中提到的那些幻象肢体一样，它们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依旧让人觉得活灵活现？在呈现真实自我——或者在表现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国家身份——的要素中，哪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叙事者借卡琳的之口告诉读者：“整个人类都罹患了双重错觉综合征。” 　　鲍尔斯在谈到《回声制造者》的创作时曾说：“这本书主要探讨旷日持久、无法避开、沦入昏乱状态的过程”，旨在“展示人们试图形成的关于世界和自我的实在、连续、稳定、完美的叙事的一个侧面”。这部作品使人深知，大脑是人体尚未充分开发的部位，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我们发现需要了解的越多。在这一领域中，人类刚刚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人脑是如何形成心灵的？心灵是如何理解其他一切的？我们是否具有自由意志？自我是什么？意识的神经相关物在大脑的什么位置？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虚幻的？综观历史，对此类问题的推测性回答一直令人困惑不解。也许，通过阅读这部小说，读者可以找到某些经验性答案；也许，在聆听大自然的亘古律动时，我们可以发现一阵阵现实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