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家
个美丽的大学校园里，在外国同行面前读到这则消息的！作为一个曾经当过中国大学校长的中国人，无地自容啊……"
更有甚者，报道说18岁的郑清明是被一列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撞死的。文章作者说，郑清明的死让人"看到的是中国农村令人难以置信的贫穷，看到的是被快速向前行驶的中国经济快车落下的几亿中国农民"--这些话每一个字都像钢针刺中了杨福家的心。
郑清明之死的确有太多的遗憾：如果学校和老师多一点宽容和同情，如果社会多一些关爱和援手，如果政府多一些体恤和措施，当然最根本的如果外公外婆不是这样的贫穷，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如果郑清明可以死而复生，一定会有很多的人即刻掏出这600元。区区600元啊，不就是城里人的一顿饭吗？不就是大学城里的一砖一木吗？可是600元和一条宝贵的生命，和一个美丽的希望，和一个美好的未来，怎能划上等号？
痛定思痛，杨福家还有深一层的联想：假如悲剧没有发生，假如郑清明如愿以尝考上了大学，当他和油枯灯尽的外公外婆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又会怎样？不难想象，扑面向他们压过来的就不是600元，而可能是6万元！你能想象一个已经榨不出区区600元的家庭，怎样去筹措这笔巨款？那么接下来将会发生的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说不定，不甘心向命运低头的郑清明仍然会选择迎向那列飞驰而来的特快列车！
--这不是学者的想象，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像是为了验证杨福家的联想，不久以后，又一则消息再一次令他震撼：就在郑清明卧轨两个月后，一个名叫张溪的女孩子，以615分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这本来是一件欢天喜地的事，但母女俩却为筹不到8000元的学费而抱头痛哭。事后，母亲悄悄上街贴出一张"卖肾"的告示，此事被女儿得知，哭着说道："妈妈，我不要你卖肾，我不上大学了……"
为了得到一张大学的书桌，一个学子付出了自己鲜活的生命，一个母亲要舍弃自己身上的器官。杨福家在问自己：我们的大学怎么啦？我们的教育怎么啦？
几个月后，杨福家从英国回到了国内，当他迈入他曾经非常熟悉的大学校园，一阵阵热浪扑面而来：从并校之风开始，更名秀，圈地热，一浪高过一浪；校园一个比一个大，大楼一幢比一幢高，大学城一座比一座宏伟……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本是好事，但，这就是国家和民族所呼唤的世界一流么？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校长这样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的名言被一次次引用，但大楼还是一幢一幢地崛起。
杨福家从1996年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的会议并当选为执行理事，到2001年获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世界为他开了另外一扇窗户，使他有机会一窥国际名牌大学的堂奥。
从诺丁汉到哈佛、到耶鲁、到普林斯顿、到麻省理工、到加州理工学院，杨福家几乎踏遍了世界顶尖名牌大学的校园，而且成了许多校长的朋友。与许多人的想象完全相反，他在这些校园里没有看到值得称道的大楼、也没有人屑于称道大楼。在剑桥、牛津看到的处处是古老陈旧的建筑，而且在世界大学排名的各项指标中，既没有校园面积或校内建筑面积这类项目，也没有院系设置的"大而全"或者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之类。普林斯顿大学已连续六年荣登美国大学排名榜首，加州理工学院也总是在美国大学排名前五之列（2000年排名第一）；前者6500名学生，后者2000名学生，两校既不大，也不全，都不是综合性大学，但都培养了二三十位诺贝尔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有名的智库。加州理工学院是美国火箭设计的发源地，在世界航空航天领域占主导地位，中国航天事业创始人钱学森院士是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博士毕业生，中国遗传学创始人谈家桢院士是该校1936年博士毕业生，中国物理学泰斗周培源是该校1928年博士毕业生……
一句话，大楼的高度和争创世界一流的目标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我们把天文数字般的巨资浪掷在圈地、建摹天大楼、造容得下26座北大的大学城，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很可能把我们追赶世界一流的宝贵时机给耽误了。
面对那耸入云天的大学高楼，杨福家马上联想到那些渴望迈进大学门槛的清贫学子。他觉得有一种如鲠在喉的刺痛，有一种难以自抑的冲动，于是他写下了一篇题为《我对高等教育发展中若干现象的迷惑》的文章。在文章中，他痛心疾首地诘问："当很多贫困学生接到入学通知书，却因付不起学费无法去报到时，我们有什么理由超大规模地扩建校园，建造豪华的'标志性'大楼？"
文章尚未发表，就在高等教育界掀起了一阵接一阵的波涛。
"最近一段时间，杨福家教授写的一篇文章，在部分高校校长手中流传，并在这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跑者中引起震动和深思。"2004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的编者按如是说。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有记者采访他："您就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已经三年多了。尽管您曾经是复旦大学校长，但这几年，您在国外的时间相对更多。为什么还要写这篇文章？"
杨福家回答："我知道这篇文章会得罪一些人，但是我想讲真话。这出于一个人的责任感。"
这一份责任感，或者可以说是出于一种爱：对祖国，对人民，对教育事业。杨福家大声疾呼：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学，除了"大楼，大师"外，更需要"大爱"！何谓" 大爱"？在杨福家看来，首先是营造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充盈着一种以人为本的爱心。有了这样的环境，既能请得来、也能留得住大师，更能让他们在坦然、平和的心境下出成果。另外，这种大爱还起码应该包括两个层面：就国家和社会而言，应该建立起一种帮助所有考上大学的贫寒子弟上得起学的机制，而不再有郑清明式的悲剧；就高等教育的主体--大学而言，应该彻头彻尾地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让杨福家感到欣慰的是，他的文章得到了四面八方的回应。他平静地对笔者说："我写这篇文章是希望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现在中央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出乎我的意料，使我受到极大鼓舞。"
对中国大学来说，争创世界一流的道路是崎岖漫长的，杨福家愿做一个播火种者和传薪人，但他更愿意做一个实践者和探索者--
公元2004年9月17日，在杨福家的故乡--浙江宁波，一座崭新的国际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在鲜花、彩旗、喜气洋洋中开学，迎来了中国第一批256个不出国门而能留学的幸运的学子。
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中外合作的大学，身兼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福家又在中外教育史上创造了一个"第一"！
"我有一个梦"，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是杨福家最喜欢的一句话。在杨福家看来，人的本质不在于创造出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一种精神--看他有没有追求，有没有梦想。没有追求、没有梦想就不会有所成就。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教育的国际化。怎样把英国诺丁汉大学这样排名在世界百名之内的优质教育资源引到国内，这是杨福家2001年到英国上任伊始就在考虑的问题。
2003 年1月5日晚上，宁波万里教育集团董事长徐亚芬从宁波赶到上海，登门拜访了杨福家，要求和英国合作在宁波办一所诺丁汉大学。杨福家是万里学院的顾问，他对万里和徐
更有甚者，报道说18岁的郑清明是被一列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撞死的。文章作者说，郑清明的死让人"看到的是中国农村令人难以置信的贫穷，看到的是被快速向前行驶的中国经济快车落下的几亿中国农民"--这些话每一个字都像钢针刺中了杨福家的心。
郑清明之死的确有太多的遗憾：如果学校和老师多一点宽容和同情，如果社会多一些关爱和援手，如果政府多一些体恤和措施，当然最根本的如果外公外婆不是这样的贫穷，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如果郑清明可以死而复生，一定会有很多的人即刻掏出这600元。区区600元啊，不就是城里人的一顿饭吗？不就是大学城里的一砖一木吗？可是600元和一条宝贵的生命，和一个美丽的希望，和一个美好的未来，怎能划上等号？
痛定思痛，杨福家还有深一层的联想：假如悲剧没有发生，假如郑清明如愿以尝考上了大学，当他和油枯灯尽的外公外婆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又会怎样？不难想象，扑面向他们压过来的就不是600元，而可能是6万元！你能想象一个已经榨不出区区600元的家庭，怎样去筹措这笔巨款？那么接下来将会发生的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说不定，不甘心向命运低头的郑清明仍然会选择迎向那列飞驰而来的特快列车！
--这不是学者的想象，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
像是为了验证杨福家的联想，不久以后，又一则消息再一次令他震撼：就在郑清明卧轨两个月后，一个名叫张溪的女孩子，以615分的成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这本来是一件欢天喜地的事，但母女俩却为筹不到8000元的学费而抱头痛哭。事后，母亲悄悄上街贴出一张"卖肾"的告示，此事被女儿得知，哭着说道："妈妈，我不要你卖肾，我不上大学了……"
为了得到一张大学的书桌，一个学子付出了自己鲜活的生命，一个母亲要舍弃自己身上的器官。杨福家在问自己：我们的大学怎么啦？我们的教育怎么啦？
几个月后，杨福家从英国回到了国内，当他迈入他曾经非常熟悉的大学校园，一阵阵热浪扑面而来：从并校之风开始，更名秀，圈地热，一浪高过一浪；校园一个比一个大，大楼一幢比一幢高，大学城一座比一座宏伟……争创世界一流大学本是好事，但，这就是国家和民族所呼唤的世界一流么？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校长这样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的名言被一次次引用，但大楼还是一幢一幢地崛起。
杨福家从1996年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的会议并当选为执行理事，到2001年获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世界为他开了另外一扇窗户，使他有机会一窥国际名牌大学的堂奥。
从诺丁汉到哈佛、到耶鲁、到普林斯顿、到麻省理工、到加州理工学院，杨福家几乎踏遍了世界顶尖名牌大学的校园，而且成了许多校长的朋友。与许多人的想象完全相反，他在这些校园里没有看到值得称道的大楼、也没有人屑于称道大楼。在剑桥、牛津看到的处处是古老陈旧的建筑，而且在世界大学排名的各项指标中，既没有校园面积或校内建筑面积这类项目，也没有院系设置的"大而全"或者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之类。普林斯顿大学已连续六年荣登美国大学排名榜首，加州理工学院也总是在美国大学排名前五之列（2000年排名第一）；前者6500名学生，后者2000名学生，两校既不大，也不全，都不是综合性大学，但都培养了二三十位诺贝尔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有名的智库。加州理工学院是美国火箭设计的发源地，在世界航空航天领域占主导地位，中国航天事业创始人钱学森院士是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博士毕业生，中国遗传学创始人谈家桢院士是该校1936年博士毕业生，中国物理学泰斗周培源是该校1928年博士毕业生……
一句话，大楼的高度和争创世界一流的目标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我们把天文数字般的巨资浪掷在圈地、建摹天大楼、造容得下26座北大的大学城，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很可能把我们追赶世界一流的宝贵时机给耽误了。
面对那耸入云天的大学高楼，杨福家马上联想到那些渴望迈进大学门槛的清贫学子。他觉得有一种如鲠在喉的刺痛，有一种难以自抑的冲动，于是他写下了一篇题为《我对高等教育发展中若干现象的迷惑》的文章。在文章中，他痛心疾首地诘问："当很多贫困学生接到入学通知书，却因付不起学费无法去报到时，我们有什么理由超大规模地扩建校园，建造豪华的'标志性'大楼？"
文章尚未发表，就在高等教育界掀起了一阵接一阵的波涛。
"最近一段时间，杨福家教授写的一篇文章，在部分高校校长手中流传，并在这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跑者中引起震动和深思。"2004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的编者按如是说。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有记者采访他："您就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已经三年多了。尽管您曾经是复旦大学校长，但这几年，您在国外的时间相对更多。为什么还要写这篇文章？"
杨福家回答："我知道这篇文章会得罪一些人，但是我想讲真话。这出于一个人的责任感。"
这一份责任感，或者可以说是出于一种爱：对祖国，对人民，对教育事业。杨福家大声疾呼：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学，除了"大楼，大师"外，更需要"大爱"！何谓" 大爱"？在杨福家看来，首先是营造一种宽松、宽容的环境，充盈着一种以人为本的爱心。有了这样的环境，既能请得来、也能留得住大师，更能让他们在坦然、平和的心境下出成果。另外，这种大爱还起码应该包括两个层面：就国家和社会而言，应该建立起一种帮助所有考上大学的贫寒子弟上得起学的机制，而不再有郑清明式的悲剧；就高等教育的主体--大学而言，应该彻头彻尾地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让杨福家感到欣慰的是，他的文章得到了四面八方的回应。他平静地对笔者说："我写这篇文章是希望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现在中央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出乎我的意料，使我受到极大鼓舞。"
对中国大学来说，争创世界一流的道路是崎岖漫长的，杨福家愿做一个播火种者和传薪人，但他更愿意做一个实践者和探索者--
创建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
公元2004年9月17日，在杨福家的故乡--浙江宁波，一座崭新的国际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在鲜花、彩旗、喜气洋洋中开学，迎来了中国第一批256个不出国门而能留学的幸运的学子。
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中外合作的大学，身兼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福家又在中外教育史上创造了一个"第一"！
"我有一个梦"，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是杨福家最喜欢的一句话。在杨福家看来，人的本质不在于创造出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一种精神--看他有没有追求，有没有梦想。没有追求、没有梦想就不会有所成就。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教育的国际化。怎样把英国诺丁汉大学这样排名在世界百名之内的优质教育资源引到国内，这是杨福家2001年到英国上任伊始就在考虑的问题。
2003 年1月5日晚上，宁波万里教育集团董事长徐亚芬从宁波赶到上海，登门拜访了杨福家，要求和英国合作在宁波办一所诺丁汉大学。杨福家是万里学院的顾问，他对万里和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