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家
验室上去了，高质量的论文也出来了，国内第一批实验核物理博士也从这里培养了出来。1980年杨福家升为教授，1981年，成为复旦大学首批博士生导师，其后又担任了研究生院院长。
1986年底，中科院周光召院长诚邀杨福家去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任所长，杨福家却婉拒了半年。后来禁不住该所老党委书记巴延年"五顾茅庐"，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科技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陈至立也登门劝说，杨福家同意了，1987年8月，在陈至立同志陪同下走马上任。
相比于复旦的原子核实验室，上海原子核所是一个更大的"炉子"，是中科院第二大所。先前他之所以婉拒周光召院长的邀请，是因为他曾担心行政事务会影响自己的科研工作。但是当他上任后，想到如果把这个"炉子"烧得更旺，由于自己的工作而能够进一步调动全所1200多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那么自己的工作就会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还在杨福家走马上任之前的3个月，他突然收到一封信，来信者是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的副研究员陈茂柏。信中写道："我一直思考着在有生之年究竟干什么？怎么干？我们意欲带着本课题可能有的基金资助来投奔你处，并恭请你为本课题挂帅……"信发出3天后，陈茂柏戏剧性地得知杨福家将调任原子核所所长。不久，他接到了杨福家请人带来的口信，约他到家里聊天。见了面，杨福家认真地听了老陈关于自己进行微型回旋质谱计研究的情况介绍后，说了两句话："我支持你，但你要冒风险。"话虽然简短，但却是陈茂柏久久盼望的，这使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杨福家到任后，与所党委共同研究，积极推进"一所两制"的运行体制，提出了既要重视基础研究，又要坚决贯彻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方针。杨福家自然也没有忘记陈茂柏，为了使陈茂柏的"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课题能够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认可和支持，杨福家亲自写信为当时还只是副研究员的陈茂柏力争：超灵敏质谱计是当代最重要的核分析手段，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在我国尚属空白。陈茂柏等提出的"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含有新的想法，值得一试。结果，这个课题被立项了，负责人就是陈茂柏。一个副研究员领衔一个项目，这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1993年6月14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主持下，以陈茂柏为首的课题组所研制成功的世界上第一台"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通过了鉴定和验收，成为我国核技术研究中具有独创性的重大成果。国外耗费了大量资金，研究了近10年还没有成功的项目，被陈茂柏攻克了。
实验核物理研究室主任石双惠提出了寻找新核素的课题，立即被杨福家列为重点科研项目。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发现的2000多个核素中，没有一个是还中国人发现的。周光召院长曾经对杨福家说，你们应该争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插上去。经过漫长的攻坚，终于率先合成了新核"铂-202"。1992年7月28日，这项研究成果终于正式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五星红旗终于插上了核素的版图！
这就是杨福家的"炉子效应"。
1993 年2月，杨福家在担任副校长两年后，被国务院任命为新中国第五任复旦大学校长。自从1905年马相伯创办这所大学起，复旦就是江南名校。所以，在1993 年2月25日的就职典礼上，杨福家发表就职演说，题目就是：《找差距，创一流，振兴复旦》。杨福家说：在我一生中，真正激动的时刻并不多，当选院士算一次；现在宣布了国务院对我的任命，又是一次，我深感责任重大。
杨福家郑重地宣言："复旦的昨天是辉煌的，明天将更美好。复旦两字意味着'一个早晨接着一个早晨'。一个新的黎明已经到来。"
" 给青年人以机会"，"给复旦人以关怀"，是杨福家上任后的第一个举措。很快，古老的复旦就出现了二十几岁的教授，三十几岁、四十来岁的二级学院院长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副主任。复旦大学教师、干部的平均年龄，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是最年轻的。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编者按说："'给青年人以机会！'--复旦大学这个口号提得好，不仅对大学培养第一流人才十分重要，而且对全社会有普遍意义。""让我们各行各业都学学复旦大学领导人在培养新一代上的责任感和胸怀吧！"
启动"名教授上基础课"的计划，"首先是教学生怎样做人"等举措也相继出台。而建立一个"Think Tank"（即：智囊团、思想库）是杨福家在副校长任内就提出来的。1992年9月，杨福家给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徐匡迪写信谈了自己对高校为社会培养、输送人才的想法，并明确提出：高校应当成为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他提议：在加快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形式下，鉴于上海市在国内外的地位和作用，有必要参照国外一些高级智囊研究机构的成功经验与范例，在上海建立一个为政府与企业决策服务的"思想库"。很快，徐匡迪给杨福家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所提Think Tank一事，我已请市府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蔡来兴研究员牵头筹组，不久他即会与您联系。"
1993年2月12日，春节刚过，杨福家倡议的复旦发展研究院召开成立大会，宣告一个没有围墙、完全开放的新型研究机构在复旦园里挂牌成立了，徐匡迪欣然出任名誉院长，杨福家则被推为院长。
为什么要成立"思想库"？杨福家的解释是：复旦的目标不是要创一流吗？一流就是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烙印，像英国的剑桥、美国的哈佛那样。复旦在上海，既要打"中华牌"也要打"上海牌"，在作为龙头、带头羊的上海腾飞过程中献计献策。复旦不仅应在基础学科方面拿国际金牌，而且应该在国民经济主战场上起积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成立复旦发展研究院的缘故。"
杨福家豪迈地宣布："复旦大学应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留下她的烙印。"
复旦的"思想库"一设立，就立即显示了它的活力和实力。1993年6月，由复旦发展研究院主持召开的"上海：面向新世纪国际化大都市"战略研讨会在锦江饭店隆重举行。100多名著名专家济济一堂，共同为振兴上海、开发浦东进行决策论证。时任上海市长的黄菊称之为"拉开了21世纪上海战略研讨的序幕"，市委副书记陈至立评价说：研讨会将对上海市委、市府进行上海的战略决策提供很重要的参考。1994年3月，复旦的第一本绿皮书《重新认识中国--1993年中国发展报告》，就呈现在上海市领导的办公桌上。
尤其让复旦人自豪的是，复旦的"思想库"不但成了上海市发展建设的"高参"，还为国家输送了杰出的人才。复旦发展研究院的得力大将王沪宁，曾是复旦最年轻的教授，全国政治学、行政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很快脱颖而出，先是被江泽民总书记"借
1986年底，中科院周光召院长诚邀杨福家去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任所长，杨福家却婉拒了半年。后来禁不住该所老党委书记巴延年"五顾茅庐"，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科技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陈至立也登门劝说，杨福家同意了，1987年8月，在陈至立同志陪同下走马上任。
相比于复旦的原子核实验室，上海原子核所是一个更大的"炉子"，是中科院第二大所。先前他之所以婉拒周光召院长的邀请，是因为他曾担心行政事务会影响自己的科研工作。但是当他上任后，想到如果把这个"炉子"烧得更旺，由于自己的工作而能够进一步调动全所1200多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那么自己的工作就会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还在杨福家走马上任之前的3个月，他突然收到一封信，来信者是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的副研究员陈茂柏。信中写道："我一直思考着在有生之年究竟干什么？怎么干？我们意欲带着本课题可能有的基金资助来投奔你处，并恭请你为本课题挂帅……"信发出3天后，陈茂柏戏剧性地得知杨福家将调任原子核所所长。不久，他接到了杨福家请人带来的口信，约他到家里聊天。见了面，杨福家认真地听了老陈关于自己进行微型回旋质谱计研究的情况介绍后，说了两句话："我支持你，但你要冒风险。"话虽然简短，但却是陈茂柏久久盼望的，这使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杨福家到任后，与所党委共同研究，积极推进"一所两制"的运行体制，提出了既要重视基础研究，又要坚决贯彻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方针。杨福家自然也没有忘记陈茂柏，为了使陈茂柏的"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课题能够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认可和支持，杨福家亲自写信为当时还只是副研究员的陈茂柏力争：超灵敏质谱计是当代最重要的核分析手段，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在我国尚属空白。陈茂柏等提出的"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含有新的想法，值得一试。结果，这个课题被立项了，负责人就是陈茂柏。一个副研究员领衔一个项目，这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1993年6月14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主持下，以陈茂柏为首的课题组所研制成功的世界上第一台"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计"通过了鉴定和验收，成为我国核技术研究中具有独创性的重大成果。国外耗费了大量资金，研究了近10年还没有成功的项目，被陈茂柏攻克了。
实验核物理研究室主任石双惠提出了寻找新核素的课题，立即被杨福家列为重点科研项目。迄今为止，世界上已发现的2000多个核素中，没有一个是还中国人发现的。周光召院长曾经对杨福家说，你们应该争取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插上去。经过漫长的攻坚，终于率先合成了新核"铂-202"。1992年7月28日，这项研究成果终于正式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五星红旗终于插上了核素的版图！
这就是杨福家的"炉子效应"。
追求卓越，创造一流
1993 年2月，杨福家在担任副校长两年后，被国务院任命为新中国第五任复旦大学校长。自从1905年马相伯创办这所大学起，复旦就是江南名校。所以，在1993 年2月25日的就职典礼上，杨福家发表就职演说，题目就是：《找差距，创一流，振兴复旦》。杨福家说：在我一生中，真正激动的时刻并不多，当选院士算一次；现在宣布了国务院对我的任命，又是一次，我深感责任重大。
杨福家郑重地宣言："复旦的昨天是辉煌的，明天将更美好。复旦两字意味着'一个早晨接着一个早晨'。一个新的黎明已经到来。"
" 给青年人以机会"，"给复旦人以关怀"，是杨福家上任后的第一个举措。很快，古老的复旦就出现了二十几岁的教授，三十几岁、四十来岁的二级学院院长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副主任。复旦大学教师、干部的平均年龄，在当时全国高校中是最年轻的。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编者按说："'给青年人以机会！'--复旦大学这个口号提得好，不仅对大学培养第一流人才十分重要，而且对全社会有普遍意义。""让我们各行各业都学学复旦大学领导人在培养新一代上的责任感和胸怀吧！"
启动"名教授上基础课"的计划，"首先是教学生怎样做人"等举措也相继出台。而建立一个"Think Tank"（即：智囊团、思想库）是杨福家在副校长任内就提出来的。1992年9月，杨福家给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徐匡迪写信谈了自己对高校为社会培养、输送人才的想法，并明确提出：高校应当成为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他提议：在加快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形式下，鉴于上海市在国内外的地位和作用，有必要参照国外一些高级智囊研究机构的成功经验与范例，在上海建立一个为政府与企业决策服务的"思想库"。很快，徐匡迪给杨福家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所提Think Tank一事，我已请市府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蔡来兴研究员牵头筹组，不久他即会与您联系。"
1993年2月12日，春节刚过，杨福家倡议的复旦发展研究院召开成立大会，宣告一个没有围墙、完全开放的新型研究机构在复旦园里挂牌成立了，徐匡迪欣然出任名誉院长，杨福家则被推为院长。
为什么要成立"思想库"？杨福家的解释是：复旦的目标不是要创一流吗？一流就是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留下自己的烙印，像英国的剑桥、美国的哈佛那样。复旦在上海，既要打"中华牌"也要打"上海牌"，在作为龙头、带头羊的上海腾飞过程中献计献策。复旦不仅应在基础学科方面拿国际金牌，而且应该在国民经济主战场上起积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成立复旦发展研究院的缘故。"
杨福家豪迈地宣布："复旦大学应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留下她的烙印。"
复旦的"思想库"一设立，就立即显示了它的活力和实力。1993年6月，由复旦发展研究院主持召开的"上海：面向新世纪国际化大都市"战略研讨会在锦江饭店隆重举行。100多名著名专家济济一堂，共同为振兴上海、开发浦东进行决策论证。时任上海市长的黄菊称之为"拉开了21世纪上海战略研讨的序幕"，市委副书记陈至立评价说：研讨会将对上海市委、市府进行上海的战略决策提供很重要的参考。1994年3月，复旦的第一本绿皮书《重新认识中国--1993年中国发展报告》，就呈现在上海市领导的办公桌上。
尤其让复旦人自豪的是，复旦的"思想库"不但成了上海市发展建设的"高参"，还为国家输送了杰出的人才。复旦发展研究院的得力大将王沪宁，曾是复旦最年轻的教授，全国政治学、行政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很快脱颖而出，先是被江泽民总书记"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