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家
因为他在卢先生的严格要求下，通过做这个论文比较深刻地理解了原子核的壳层模型新理论的奥妙。5年后亦即 1963年，提出这一理论的两位科学家获诺贝尔奖。1964年，杨福家有幸在哥本哈根遇到了其中一位，因为有当年的基础，使杨福家有能力与他作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一个好的学校，它会给你一个好的氛围，让你不知不觉地接受到好的素质方面的教育，而好的老师能发现你的长处，能够引领你走上一条科学的道路。"这是杨福家的切身体会，而卢鹤绂先生当年的忠告，使杨福家懂得了做一个一流的科学家，眼睛应该时刻盯着科研的最前沿。"追求卓越"，成了他的终生信条。
1958年7月，杨福家从复旦物理系毕业，留校在原子核科学系做了一名助教。1960年，复旦史无前例地任命了一批非常年轻的副系主任，杨福家是其中之一。论资历，那时杨福家大学毕业才两年；论年龄，年仅24岁；论资格，助教也只做了两年，直到3年后也才是个讲师。
这一段经历使杨福家刻骨铭心，所以33年后，当杨福家成为复旦校长时，他满怀激情地说："1954年秋我进入复旦大学学习，第二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24岁时，我被任命为原子核科学系副主任。我亲身体验到：复旦大学有着培养青年人成长、为青年人创造机会的浓厚的政治与学术气氛。我衷心希望，我们能保持和发扬复旦这一优良传统。"所以，上任伊始，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为青年人创造更多的机会！"
1963年9月至1965年8月，杨福家有幸被选派到丹麦玻尔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从事核反应能谱方面的研究，他在物理学家"朝圣"之地、原子物理的故乡--丹麦哥本哈根度过了难忘的两年。
临出国前，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给新中国第一批出国深造的人员亲口讲了一个故事：当年陈毅留学法国期间，一次乘无轨电车，遇上一位老太太，陈毅主动为她让座，但谁也不会料到，当这位老太太知道陈毅是中国人时，竟站起来说："中国人坐过的位子我不要坐。"这个故事极大地震撼了杨福家的心灵，让他刻骨铭心了一辈子。
诚然，陈毅元帅故事里的那个年代早已过去了，中国人毕竟站起来了。但是杨福家也看到，在这个以实力排座次的世界，一个虚弱的民族纵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只是一个小脚女人和东亚病夫--不要说叫人家给你让位子，就是你想给人家让位子都没有资格！--要紧的是，怎样使我们的国家强盛起来？
玻尔研究所，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物理学大师之一的尼耳斯·玻尔于1921年创建的。玻尔一直引用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名言："丹麦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的家乡，这里就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以此来陶冶自己的思想情操，激励自己为祖国的昌盛建功立业。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杨福家深为玻尔的精神所感动，如果"丹麦"两字改成中国，玻尔的追求不就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追求吗？
杨福家一方面庆幸自己有机会在世界上第一流的实验室工作，另一方面则憧憬在不久的将来能有自己的"炼钢炉子"，即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具有国际水准的实验室，使自己的祖国在世界的现代科学殿堂里也能得到她应有的席位。
杨福家在玻尔研究所留学期间，该所来自各国的50多位学者大多有博士学位，而他只是一个本科毕业才5年的讲师，又来自科技相对落后的中国，面临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因此，杨福家总是满腔热情主动地工作和学习，夜以继日地发奋工作，连吃饭的时间也同各国同学讨论问题，仅用一年时间就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1964年夏，杨福家证实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该所所长奥格·玻尔教授和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莫特逊教授对一种核运动状态的预言。玻尔教授祝贺他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并希望他延长在丹麦工作的时间。
在此期间，杨福家的另一大收获是，亲身感受到了什么是"哥本哈根精神"。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所之所以成为"物理学界的朝拜圣地"，除了他的创始人尼耳斯·玻尔对世界物理学做出的无与伦比的不朽贡献之外，还因为他爱才如命，到处物色有希望的青年人来所工作，积极提倡国际合作，以致被人誉为"科学国际化之父"。尤其是在玻尔倡导下形成了"平等、自由地讨论和相互紧密地合作的浓厚的学术气氛"，这就是著名的"哥本哈根精神"。"哥本哈根精神"已成为物理学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世界的贡献，也许不亚于玻尔的量子力学。而对杨福家来说，在丹麦两年所感受到的"哥本哈根精神"，也许是对他日后成为一个名牌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所长时的最好的科学精神的洗礼！
1965年8月杨福家从丹麦学成回国。不久，"山雨欲来风满楼"，继之祖国陷于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在"文革"中，杨福家虽然没有遭受很大的冲击，但在中国已经找不到一间安静的实验室了，他所钟情的原子核研究也不能幸免。
不过，对一个有心人来说，机会总是有的，哪怕在夹缝中也能找到。1975年3月，杨福家带领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去一家化工厂"开门办学"。在厂里，杨福家发现该厂环境污染测试计算出来的结果，有不少是负值。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百思不得其解。杨福家找到有关部门，查核了计算公式，发现原来该厂所用的公式是盲目搬用苏联的，在我国根本不适用。再查查美国、英国等先进国家的环保测试公式，也几乎令人绝望，因为这些国家的计算公式都是有条件限制的，一个公式只能适用于一种条件。但是这个发现也使他兴奋不已，因为发现新的问题正是新的科学创造的契机。从解决这一新的难题出发，以及从控制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大计着眼，杨福家决心搞出一个普遍适用的计算公式。经过他数月的不懈努力，分析了6个微分方程，终于推导出了"核级联衰变一般公式"。这一公式可适用于所有厂矿的环保测试，而且囊括了前面提到的西方与苏联的所有相关公式，因为那些公式只是它的特例。把它运用于重离子反应、寿命测量学方面，也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这个公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迅速成为测试环境污染程度的一个基本的计算公式。
哲人说得对呀，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 文革"灾难终于过去，科技工作者又回到了实验室和课堂。杨福家被任命为原子核系主任，并且升为副教授。和"臭老九"一起香起来的，还有职称，简直成了知识分子的"通灵宝玉"。有人劝杨福家，为了"正高"，应该埋头写论文。杨福家则不这样认为，写论文固然需要，但根本的是要把实验室建起来。国外一些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很有质量，为什么？是因为那些大学有很多烧得很旺的炉子，铁丢下去就能很快地烧红。而我们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还缺少足够的好炉子。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把炉子烧起来，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这样的炉子里锻炼成好钢创造条件。杨福家在丹麦玻尔研究所的"串列静电加速器"实验室工作过，可以说是当时接触过串列加速器的少数中国学者之一，多年前他就梦想着自己的祖国能有这样一个实验室。因此，"文革"结束后杨福家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第一流的实验室。结果，"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终于建起来了，经过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实验室在1989年被国内第一流专家评定为国内领先、达到国际水平的实验室。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路走对了。实
"一个好的学校，它会给你一个好的氛围，让你不知不觉地接受到好的素质方面的教育，而好的老师能发现你的长处，能够引领你走上一条科学的道路。"这是杨福家的切身体会，而卢鹤绂先生当年的忠告，使杨福家懂得了做一个一流的科学家，眼睛应该时刻盯着科研的最前沿。"追求卓越"，成了他的终生信条。
1958年7月，杨福家从复旦物理系毕业，留校在原子核科学系做了一名助教。1960年，复旦史无前例地任命了一批非常年轻的副系主任，杨福家是其中之一。论资历，那时杨福家大学毕业才两年；论年龄，年仅24岁；论资格，助教也只做了两年，直到3年后也才是个讲师。
这一段经历使杨福家刻骨铭心，所以33年后，当杨福家成为复旦校长时，他满怀激情地说："1954年秋我进入复旦大学学习，第二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24岁时，我被任命为原子核科学系副主任。我亲身体验到：复旦大学有着培养青年人成长、为青年人创造机会的浓厚的政治与学术气氛。我衷心希望，我们能保持和发扬复旦这一优良传统。"所以，上任伊始，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为青年人创造更多的机会！"
负笈丹麦
1963年9月至1965年8月，杨福家有幸被选派到丹麦玻尔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从事核反应能谱方面的研究，他在物理学家"朝圣"之地、原子物理的故乡--丹麦哥本哈根度过了难忘的两年。
临出国前，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给新中国第一批出国深造的人员亲口讲了一个故事：当年陈毅留学法国期间，一次乘无轨电车，遇上一位老太太，陈毅主动为她让座，但谁也不会料到，当这位老太太知道陈毅是中国人时，竟站起来说："中国人坐过的位子我不要坐。"这个故事极大地震撼了杨福家的心灵，让他刻骨铭心了一辈子。
诚然，陈毅元帅故事里的那个年代早已过去了，中国人毕竟站起来了。但是杨福家也看到，在这个以实力排座次的世界，一个虚弱的民族纵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只是一个小脚女人和东亚病夫--不要说叫人家给你让位子，就是你想给人家让位子都没有资格！--要紧的是，怎样使我们的国家强盛起来？
玻尔研究所，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物理学大师之一的尼耳斯·玻尔于1921年创建的。玻尔一直引用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名言："丹麦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的家乡，这里就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以此来陶冶自己的思想情操，激励自己为祖国的昌盛建功立业。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杨福家深为玻尔的精神所感动，如果"丹麦"两字改成中国，玻尔的追求不就是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追求吗？
杨福家一方面庆幸自己有机会在世界上第一流的实验室工作，另一方面则憧憬在不久的将来能有自己的"炼钢炉子"，即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具有国际水准的实验室，使自己的祖国在世界的现代科学殿堂里也能得到她应有的席位。
杨福家在玻尔研究所留学期间，该所来自各国的50多位学者大多有博士学位，而他只是一个本科毕业才5年的讲师，又来自科技相对落后的中国，面临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因此，杨福家总是满腔热情主动地工作和学习，夜以继日地发奋工作，连吃饭的时间也同各国同学讨论问题，仅用一年时间就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1964年夏，杨福家证实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该所所长奥格·玻尔教授和另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莫特逊教授对一种核运动状态的预言。玻尔教授祝贺他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并希望他延长在丹麦工作的时间。
在此期间，杨福家的另一大收获是，亲身感受到了什么是"哥本哈根精神"。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所之所以成为"物理学界的朝拜圣地"，除了他的创始人尼耳斯·玻尔对世界物理学做出的无与伦比的不朽贡献之外，还因为他爱才如命，到处物色有希望的青年人来所工作，积极提倡国际合作，以致被人誉为"科学国际化之父"。尤其是在玻尔倡导下形成了"平等、自由地讨论和相互紧密地合作的浓厚的学术气氛"，这就是著名的"哥本哈根精神"。"哥本哈根精神"已成为物理学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世界的贡献，也许不亚于玻尔的量子力学。而对杨福家来说，在丹麦两年所感受到的"哥本哈根精神"，也许是对他日后成为一个名牌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所长时的最好的科学精神的洗礼！
蹉跎岁月不蹉跎
1965年8月杨福家从丹麦学成回国。不久，"山雨欲来风满楼"，继之祖国陷于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在"文革"中，杨福家虽然没有遭受很大的冲击，但在中国已经找不到一间安静的实验室了，他所钟情的原子核研究也不能幸免。
不过，对一个有心人来说，机会总是有的，哪怕在夹缝中也能找到。1975年3月，杨福家带领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去一家化工厂"开门办学"。在厂里，杨福家发现该厂环境污染测试计算出来的结果，有不少是负值。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百思不得其解。杨福家找到有关部门，查核了计算公式，发现原来该厂所用的公式是盲目搬用苏联的，在我国根本不适用。再查查美国、英国等先进国家的环保测试公式，也几乎令人绝望，因为这些国家的计算公式都是有条件限制的，一个公式只能适用于一种条件。但是这个发现也使他兴奋不已，因为发现新的问题正是新的科学创造的契机。从解决这一新的难题出发，以及从控制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大计着眼，杨福家决心搞出一个普遍适用的计算公式。经过他数月的不懈努力，分析了6个微分方程，终于推导出了"核级联衰变一般公式"。这一公式可适用于所有厂矿的环保测试，而且囊括了前面提到的西方与苏联的所有相关公式，因为那些公式只是它的特例。把它运用于重离子反应、寿命测量学方面，也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这个公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迅速成为测试环境污染程度的一个基本的计算公式。
哲人说得对呀，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把"炉子"砌起来
" 文革"灾难终于过去，科技工作者又回到了实验室和课堂。杨福家被任命为原子核系主任，并且升为副教授。和"臭老九"一起香起来的，还有职称，简直成了知识分子的"通灵宝玉"。有人劝杨福家，为了"正高"，应该埋头写论文。杨福家则不这样认为，写论文固然需要，但根本的是要把实验室建起来。国外一些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工作很有质量，为什么？是因为那些大学有很多烧得很旺的炉子，铁丢下去就能很快地烧红。而我们国家由于种种原因还缺少足够的好炉子。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把炉子烧起来，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这样的炉子里锻炼成好钢创造条件。杨福家在丹麦玻尔研究所的"串列静电加速器"实验室工作过，可以说是当时接触过串列加速器的少数中国学者之一，多年前他就梦想着自己的祖国能有这样一个实验室。因此，"文革"结束后杨福家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第一流的实验室。结果，"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终于建起来了，经过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实验室在1989年被国内第一流专家评定为国内领先、达到国际水平的实验室。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路走对了。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