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遥感与应用培训中心，力促遥感这项新技术在推动我国农业生产上发挥作用。经多方努力，该中心于1979年在北京农业大学成立。李连捷出任中心主任。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中心举办了20期培训班，除为我国培训了500多名农业遥感的应用人才外，还完成了国家水土保持、土壤监测、作物估产、草场监测等科研项目。
　　80年代末，李连捷已年逾八旬，仍在孜孜不倦地指导众多研究生。40载的教学生涯，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土壤科技人才，其中不少已成为专家、教授和领导干部。
　　李连捷深受学生的尊敬，不仅因为他学识渊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而且因为他为人耿直，敢于坚持真理。他坚决反对“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处世哲学。对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他都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决不趋炎附势，推波助澜。1979年，社会上盛行开会之风，大会小会比比皆是。对此，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投书报社，阐述“清谈误国”的道理。他的这一行动，受到许多人的赞扬和支持。
　　进入90年代后，他虽患有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但仍不顾年老体弱和家人、学生的阻拦，去外地视察工作或开会。这位耄耄之年的学者，每天手拿放大镜伏案挥笔修改论文，撰写书稿，编写教材，同时还孜孜不倦地研究以土壤特性为依据的土壤系统分类学，希望促进我国土壤分类学数量化和科学化，并跻身于世界先进水平之列。
　　李连捷在担任中国土壤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以后，又当选为历届理事会的副理事长、顾问。他是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国务院学位评议委员会评议组成员；《土壤学报》编委；《土壤译报》主编。对于社会工作，他总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1986年和1987年，他先后荣获北京市科协和中国土壤学会颁发的荣誉证，表彰他为科学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1992年1月11日李连捷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在土壤调查基础上提出土壤分类的新见解

　　30年代前后，我国的地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还处在研究各自分类系统问题的阶段，土壤学也不例外。土壤分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土壤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对土壤分类研究较少，而受苏、美影响较深。面对这样的现实，李连捷深信探索和实践是解决科学问题的主要途径。他积极参加野外调查，以便积累经验，增长实际知识，进而为中国的土壤分类作出贡献。
　　早在1932年，李连捷作为北平中央地质调查所调查员，参加了陇海路西北考察团，赴渭河流域为陇海铁路西延，修建潼关至兰州段而进行地质、土壤及农业环境资源的调查。当时正值关中大旱，霍乱病流行，到处新冢累累。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的悲惨情景激起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在疫病流行区完成调查工作。这次秦川之行，迈出了他考察祖国河山的第一步。关中归来后，1933年又应平民教育会的邀请到河北省定县作详细的土壤调查和分类研究，并绘制成图。1934年，他又赴江苏、安徽、浙江等长江下游近百个县进行土壤调查。这期间，他往返于大江南北，徒步万里，采集土样近千个，对太湖流域、长江三角洲进行了土壤成因及地貌的分析，还绘制了十万分之一的水稻土分布图。
　　1935年，李连捷和他的同事以及地质调查所的美籍土壤学总技师梭颇一起到两湖、江西等地调查长江两岸及湘赣支流谷地红壤的发生和分布。这是对我国这一地区最早的土壤调查。在对红壤和水稻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土壤类型。当时正值土壤科学由简单的机械论向土壤发生学过渡的阶段，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土壤学界的重视。
　　1936年，李连捷赴山西五台山山地、汾河河谷等地考察土壤。后来再度与梭颇合作，深入到福建沿海、两广等地进行细致的、长期的土壤调查。他们在广西协助建立了省土壤调查所，培训工作人员，出版了3册土壤专报。在土壤分类方面。他们提出红壤的分类、黑色石灰土的阶段发育类型、水稻土的类型及石灰粉对缓解土壤酸碱度和板结等问题的作用，同时也发现了广西水土流失严重。
　　1939年，李连捷和熊毅、侯学煜3人在贵州进行了为期1年的土壤调查。当时贵州省农业生产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极为贫困。他们在调查后写成《贵州中南部之土壤》一书，论述了该地土壤的发生分类。并对该省农林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见解。可惜，由于时代限制，研究成果未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
　　李连捷于30年代在柳州调查时发现了黑色石灰土的发生进而演变为红壤所经历的各个阶段。1940年，他再度深入广西，又发现了不同色泽的石灰岩母质演变为各种石灰土所经历的各个阶段。
　　通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李连捷发现华南数省水土流失严重。不论是沿海低地还是内陆山地，由于森林的破坏，土地利用的不当，造成水土流失。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不毛的丘陵地区，径流和河流都因载沙过多，致使河道淤塞。这种现象在降水量为1000—2000毫米的华南数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陆沉”。
　　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李连捷对红壤、黄壤的形成与第四纪地质及水文的关系提出了见解，撰写了3册有关广西、贵州土壤的著作，并首次就土壤分类提出了3个土纲，即：自型土纲（Automorphic）、水型土纲（Hydromorphic）和复成土纲（Metamorphic）。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赴西藏、新疆、青海进行综合考察；深入海南岛、雷州半岛等沿海调查橡胶宜林地；去察北考察防护林带；到东北、西北规划军垦农场；直到1985年，他已年近八旬，还带领研究生爬上北京昌平南口的山地，进行土壤和地貌的考察；1987年他再度西去新疆；1988年又南去大别山，……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汗水洒落在高原和大山之巅。他考察过上万个土壤剖面，行程达30余万公里。长期的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而升华为理论。但他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仍有“晚年盛世人不老，梦境犹希踏昆仑”的雄心。

风餐露宿征服高原，为西藏引进内地作物

　　西藏和平解放后，为了开发边疆，巩固国防，建设繁荣富强的新西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的科技人员，包括农业、地质、医药、社会和语言等方面，组成工作队，赴西藏进行科学考察和生产开发。李连捷被任命为西藏工作队农业组组长。
　　进藏初期，李连捷和他的工作队遇到重重困难。首先是交通困难。由昌都到拉萨要翻越5000米以上的山梁18个。由于高山缺氧，人马总是气喘吁吁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好似置身于云雾之中。有时又得利用滑溜铁索过江。其次是恶劣的气候。除了正常情况下的“一日分寒暑，十里异葛裘”外，还经常受到“风云突变，雨雪交加”的袭击。他们住帐篷，吃夹生饭和野果野菜，边行进，边调查，由昌都到拉萨，竟走了48天。
　　进藏后，工作组考察了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农牧业生产，并采集了许多标本和样品，帮助兵站建立农场，为他们提供种子和技术。在拉萨，李连捷和同事们还为驻藏部队举办农牧培训班，建立八一农业试验站，指导干部战士进行生产和科研。兽医人员还筹办了兽医班和血清厂。在工作队和驻藏部队的共同努力下，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他们试种的黑麦亩产达400公斤，引进的苜蓿等豆科牧草深受广大牧民的欢迎。内地的冬小麦、元白菜；大白菜、萝卜也在高原上安了家，世界屋脊上首次结出了西瓜。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唤醒了西藏这块沉睡多年的土地，开创了那里有史以来的农业科研工作。
　　从1951年到1953年，他曾两次赴西藏考察。后因积劳成疾，方绕道印度、香港返回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