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
这正如竺可桢在就任声明中所言。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培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结果，竺可桢手下，有一批“听听名字就令人神往”的教授：王季梁、胡刚复、梅光迪、张其昀、束星北、张荫麟、苏步青、贝时璋……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气度不同，却都对竺可桢服服帖帖。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的人品一如他老家绍兴的白墙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静”。也有人认为，这得益于他作为科学家所强调的“只问是非”的科学精神。
当时时局动荡，学校内有各种政治力量。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总是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就任校长时，他曾提出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
他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反对学生参加任何党派之争，也不主张各种政治派别在学校活动。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
不过，有一次，学生不顾学校阻拦，冲上街头游行。面对军警们荷枪实弹，竺可桢举起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虽然他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学生受审，他也一定要到庭旁听。
到竺可桢60岁时，浙江大学的学生送来锦旗，上写：“浙大保姆。”
书评家马勇曾感叹，在当时流乱的时局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毫无疑问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解、有能力的大学校长。
浙江大学迁址途中，每到一地，即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开出来，按时开课。学生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贫苦，但这段时间，成为许多学生一生最难忘的时光。
而当时的竺可桢，总是以高尚的道德鼓舞学生。他的一名学生年迈时接受记者采访，有些陶醉地回忆这位老校长的话，“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那样嘹亮与悠扬，将日月星辰都打开了”。
1、毛泽东
毛泽东读了竺可桢的文章后很高兴，邀他到中南海面谈，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竺可桢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确立了以“科学救国”的志向。留学回国后，他看到中国没有自己的气象站，气象预报和资料竟由各列强控制，便著文疾呼：“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在抗战爆发前的十余年间，他靠着水滴石穿的韧劲，不辞辛劳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观测站，初步奠定了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网。 此间，国内新军阀混战不息，南京政府和各省当局没有多少心思用于建设，竺可桢却在兵荒马乱中奔走。建立气象站的艰难确非和平时期的人们所能想象。在此过程中，他又同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图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竺可帧坚持全国所有气象电报都由中央气象台集中广播，并改原先用英国殖民者规定的英制记录为国际通用标准。1937年，竺可帧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港督安排晚宴时竟然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尾。竺可帧认为这是故意损害中国国格，绝不能容忍，便与另外两名中国代表一起愤然离席以示抗议。 全国解放后，竺可桢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国的农业生产，想方设法利用气象学知识增加粮食产量。
1964年，他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其中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现存的竺可桢日记从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连续38年一天未断，共计8O0多万字。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 在科学研究中，竺可桢一丝不苟，喜欢事事躬亲。抗战期间，
浙江大学几次迁移。虽条件极其艰苦，每到一地竺可帧总不忘收集资料，开展科研。学生们都知道，竺校长随身总带着四件宝：照相机、高度表、气温表和罗盘。他71岁时，还参加了南水北调考察队，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阿坝高原，下到险峻的雅砻江峡谷。他严谨的学风，深受广大学者推崇。 竺可桢自幼秉性温和，做事勤勤恳恳，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韧劲。他年轻时即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解放后，年过六十的竺可桢根据工作需要又开始学习俄语，一直坚持到70岁，终于能阅读俄文资料。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其间竟然一天未断！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 1972年增补、修订了《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基本上解决了国际上100多年的争论，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的事例已被选入小学课本。 促进气象事业统一发展。独立自主地发布国土上的天气预报，被认为是国家的主权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天气预报却操纵在帝国主义者手里。
在当时政府支持下，经过竺可桢领导的气象研究所和全国各方面共同努力，于1930年3月，取缔了上海徐家汇发布气象预报的顾家宅电台，开始了由中国人自主发布气象预报的历史，与此同时，逐步限制当时位于上海法租界内徐家汇观象台的业务范围。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初期，机构多元，体制紊乱，气象研究所只是其中一个方面。1931年在竺可桢努力下，由当时内政部出面召集会议，经过充分协商，通过了由竺可桢及其助手拟订的《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气象研究所又编印了《测候须知》《气象学名词中外对照表》《气象电码》等工具书。此外，气象研究所定期出版的资料有《气象月刊》《气象年报》等，为互相交流情况起到重要作用。。《气象月刊》所载气象资料，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内的重要台站。以后，在他亲自主持下编印出版的《中国之雨量》和《中国之温度》两本丰富的资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的明证，是我国记录年代最久，涉及台站数量最多，质量有保证，内容最完整的降水和气温资料。此外，竺可桢还通过中央研究院于1930年、1935年和1937年先后三次召开全国气象会议，针对交通、军事、航空等部门为发展气象事业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充分商讨，并作出相应决议，使全国气象工作逐步纳入统一规范. 领导浙江大学在困厄中崛起。
2、费巩
1944年3月5日凌晨，费巩前往复旦大学授课，在重庆码头失踪。9天后，一位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浙大毕业生将此事告知此时正滞留重庆的竺可桢。竺甚为吃惊，立即去找侍从室的陈布雷、教育部的朱家骅，监察院的程沧波以及救济总署费巩留英的同学高文伯，托他们打听费的下落。竺还和复旦校长联名，正式找重庆卫戍司令彻查费的下落。竺还带头浙大教授联名给教育部和蒋介石，要求维护人权，主持正义。然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咬定未逮捕费，费的下落始终未明。1950年，竺曾上书周恩来，建议查清真相，但由于种种原因，直至竺临终，此案仍未查清。 文革之后，方才查证费已被害。
比较起来，竺可桢也许是幸运的，他是中科院惟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的人品一如他老家绍兴的白墙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静”。也有人认为，这得益于他作为科学家所强调的“只问是非”的科学精神。
当时时局动荡，学校内有各种政治力量。竺可桢坚持学术独立、教育独立，总是力排政治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就任校长时，他曾提出约法三章，第二条就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
他告诫学生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反对学生参加任何党派之争，也不主张各种政治派别在学校活动。他对左派学生组织的“学潮”十分反感，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读书。
不过，有一次，学生不顾学校阻拦，冲上街头游行。面对军警们荷枪实弹，竺可桢举起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虽然他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一旦有学生被捕，他总是极力营救，一定要到狱中看望他们；如果学生受审，他也一定要到庭旁听。
到竺可桢60岁时，浙江大学的学生送来锦旗，上写：“浙大保姆。”
书评家马勇曾感叹，在当时流乱的时局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毫无疑问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解、有能力的大学校长。
浙江大学迁址途中，每到一地，即结茅架竹，搭屋建棚，图书仪器一箱箱开出来，按时开课。学生黎明即起，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贫苦，但这段时间，成为许多学生一生最难忘的时光。
而当时的竺可桢，总是以高尚的道德鼓舞学生。他的一名学生年迈时接受记者采访，有些陶醉地回忆这位老校长的话，“好似杏花疏影里响起的笛声，那样嘹亮与悠扬，将日月星辰都打开了”。
人物交往
1、毛泽东毛泽东读了竺可桢的文章后很高兴，邀他到中南海面谈，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竺可桢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确立了以“科学救国”的志向。留学回国后，他看到中国没有自己的气象站，气象预报和资料竟由各列强控制，便著文疾呼：“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在抗战爆发前的十余年间，他靠着水滴石穿的韧劲，不辞辛劳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观测站，初步奠定了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网。 此间，国内新军阀混战不息，南京政府和各省当局没有多少心思用于建设，竺可桢却在兵荒马乱中奔走。建立气象站的艰难确非和平时期的人们所能想象。在此过程中，他又同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图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竺可帧坚持全国所有气象电报都由中央气象台集中广播，并改原先用英国殖民者规定的英制记录为国际通用标准。1937年，竺可帧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港督安排晚宴时竟然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尾。竺可帧认为这是故意损害中国国格，绝不能容忍，便与另外两名中国代表一起愤然离席以示抗议。 全国解放后，竺可桢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国的农业生产，想方设法利用气象学知识增加粮食产量。
1964年，他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其中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现存的竺可桢日记从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连续38年一天未断，共计8O0多万字。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 在科学研究中，竺可桢一丝不苟，喜欢事事躬亲。抗战期间，
浙江大学几次迁移。虽条件极其艰苦，每到一地竺可帧总不忘收集资料，开展科研。学生们都知道，竺校长随身总带着四件宝：照相机、高度表、气温表和罗盘。他71岁时，还参加了南水北调考察队，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阿坝高原，下到险峻的雅砻江峡谷。他严谨的学风，深受广大学者推崇。 竺可桢自幼秉性温和，做事勤勤恳恳，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韧劲。他年轻时即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解放后，年过六十的竺可桢根据工作需要又开始学习俄语，一直坚持到70岁，终于能阅读俄文资料。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其间竟然一天未断！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 1972年增补、修订了《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基本上解决了国际上100多年的争论，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的事例已被选入小学课本。 促进气象事业统一发展。独立自主地发布国土上的天气预报，被认为是国家的主权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天气预报却操纵在帝国主义者手里。
在当时政府支持下，经过竺可桢领导的气象研究所和全国各方面共同努力，于1930年3月，取缔了上海徐家汇发布气象预报的顾家宅电台，开始了由中国人自主发布气象预报的历史，与此同时，逐步限制当时位于上海法租界内徐家汇观象台的业务范围。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初期，机构多元，体制紊乱，气象研究所只是其中一个方面。1931年在竺可桢努力下，由当时内政部出面召集会议，经过充分协商，通过了由竺可桢及其助手拟订的《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气象研究所又编印了《测候须知》《气象学名词中外对照表》《气象电码》等工具书。此外，气象研究所定期出版的资料有《气象月刊》《气象年报》等，为互相交流情况起到重要作用。。《气象月刊》所载气象资料，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内的重要台站。以后，在他亲自主持下编印出版的《中国之雨量》和《中国之温度》两本丰富的资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的明证，是我国记录年代最久，涉及台站数量最多，质量有保证，内容最完整的降水和气温资料。此外，竺可桢还通过中央研究院于1930年、1935年和1937年先后三次召开全国气象会议，针对交通、军事、航空等部门为发展气象事业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充分商讨，并作出相应决议，使全国气象工作逐步纳入统一规范. 领导浙江大学在困厄中崛起。
2、费巩
1944年3月5日凌晨，费巩前往复旦大学授课，在重庆码头失踪。9天后，一位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浙大毕业生将此事告知此时正滞留重庆的竺可桢。竺甚为吃惊，立即去找侍从室的陈布雷、教育部的朱家骅，监察院的程沧波以及救济总署费巩留英的同学高文伯，托他们打听费的下落。竺还和复旦校长联名，正式找重庆卫戍司令彻查费的下落。竺还带头浙大教授联名给教育部和蒋介石，要求维护人权，主持正义。然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咬定未逮捕费，费的下落始终未明。1950年，竺曾上书周恩来，建议查清真相，但由于种种原因，直至竺临终，此案仍未查清。 文革之后，方才查证费已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