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远东台风的新分类》（1918年）；《关于台风眼的若干新事实》（1918年）；《台风的源地与转向》（1925年）；《南宋时代我国气候之揣测》（1925年）；《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1926年）；《中国气候区域论》(1930年)；《中国气候之运行》（1933年）；《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1934年)；《中国气候概论》（1935年）；《前清北京之气象记录》（1936年）；《物候学》(和宛敏渭合著，1963、1973)；《中国的亚热带》（1958年）；《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1963年）；

临危受命

　　1935年冬，“一二·九”运动爆发，很快波及全国。浙大学生于12月10日召开全校大会表示响应，并发动杭州各校学生近万人于11日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当时，浙大校长郭任远竟秉承国民党省党部旨意，招来军警镇压学生，逮捕学生代表12人。此举非但没有阻止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反倒使广大学生积压已久的愤怒如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他们当即决定罢课，发表驱郭宣言，学生的行动得到大多数教职员的同情和支持，要求撤换校长，成了浙大全体师生的共同呼声。
　　

　为了平息家乡的学潮，蒋介石于1936年1月12日亲自到校训话，但形势并没有得到缓和，不得已，蒋介石只得同意更换校长。在陈布雷、翁文灏等人的推荐下，蒋介石最终将新校长的人选圈定为竺可桢，个中原因除了竺可桢学术成就卓著、富有人望以外，同为浙籍的身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36年1月28日，在一次私人宴会上，竺可桢碰上了地质学家翁文灏。翁文灏透露，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已经辞职，有人主张派他前往；对此，竺未置可否。2月11日，翁又登门造访，说陈布雷想提议让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竺在表达了相反的意愿之后，又补充道：“若能于浙大有所补益，余亦愿竭全力以赴之”。2月16日，陈布雷托人给竺可桢捎来口信，说蒋介石约他见面。竺可桢随即去蔡元培处请教，蔡言，最好不去浙大，但蒋不可不见，可见面时予以婉拒。当2月21日蒋介石召见他时，竺可桢没有马上允诺，只说要与蔡元培商议后再定。
　　竺可桢之所以犹豫不决，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放不下气象研究所的工作，自1928年气象所创办以来他一直任所长，刚有起色，他不愿分散精力；其二是他担心“大学校长其职务之繁重10倍于研究所所长”，而自己不善于也不屑于繁杂琐碎的官场应酬，他更愿意将时间花在科学研究上。因此，接任校长一职意味着要在某种程度上牺牲自己献身科学的理想。
　　正在竺可桢踌躇之际，夫人张侠魂却鼓励他出任校长，张的二姐、当时任立法委员的张默君也如是言，她们认为，现在的大学教育问题很多，风气不正，若竺可桢任校长，正好可以为整顿教育、转变学风干一番事业。这时，陈布雷的弟弟陈训慈来函劝他：“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这句话让竺可桢心头懔然为之一动。
　　经过再三考虑，竺可桢决定接任浙大校长职务。3月8日，他将此意告诉陈布雷，并提出三项条件：第一，财政须源源接济；第二，校长有用人全权，不受政党干涉；第三，时间以半年为限。4月7日，行政院政治会议正式通过由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的决定。
　　4月25日，竺可桢正式走马上任。他上任后重点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改革学校管理，二是吸纳贤才。

求是精神

　　“求是”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也是竺可桢为浙大制定的校训。早在1936年的9月18日，竺可桢在对学生讲话时，就把浙大精神概括为“诚”和“勤”两个字，“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1938年11月，在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正式提议将“求是”定为浙大校训。在他的心目中，“求是”的精神应包括：(1)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他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对学术自治的坚持、对大学生人格理想的阐释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校系科的调整，均源于此。
　　在这三条中，竺可桢又特别强调第一条，他说：“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他常常举布鲁诺、伽利略等人为例：“当时意大利的布鲁诺倡议地球绕太阳而被烧死于十字架；物理学家伽利略以将近古稀之年亦下狱，被迫改正学说。但教会与国会淫威虽能生杀予夺，而不能减损先知先觉的求是之心。结果开普勒、牛顿辈先后研究，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而真理卒以大明。”
　　由此，竺可桢又进一步引申出他关于大学生人格理想的论述。他明确地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而“唯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大学生应发扬先哲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经常用孟子“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名言来激励学生担当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去做各界的领袖。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在全校学生大会上第一次发表讲话，表明了他办学思想的主旨。他指出：“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借中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培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需要。”他一再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作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他为“领导人才”提出了四项条件，即：
　　(1)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
　　(2)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
　　(3)明辩是非，而不恂利害的气概；
　　(4)健全的体格。
　　为了培养这样的人才，竺校长对学生要求严格，对新入学的学生注重人生观教育。他在和新生谈话时提醒大家：“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竺可桢为这两个问题提出了答案。他说：“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在竺可桢看来，当时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是能“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要能担负起“拯救中华”的重任。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此。

浙大保姆

　　在任校长之前和之后，竺可桢一直是以气象学者为人所知。因此，1936年受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被视为他人生路上一次意外的拐弯，而且“一出手，就如此漂亮”。
　　这位校长，身材瘦削，举止优雅，戴一副圆圆的眼镜，看上去有点像苦行僧。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温厚光辉”的。
　　教授费巩，极有才子气，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却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
　　物理学家束星北，很有侠气，却又脾气暴躁。浙江大学因战争西迁，他对竺可桢不满，于是一路跟在这位校长后面，数说其种种不是，竺可桢也总是一笑而过。后人回忆，竺可桢虽然并不欣赏束星北这种作风，与他私交不深，却力排众议，将他聘为教授，并经常为保护这位有才华的教授而费尽周折。
　　这名校长，曾在新年之夜，全家吃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难怪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竺可桢时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