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香桐
年国际神经网络学会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他始终没有忘记弗尔顿教授对他一以贯之的关爱和教诲。
弗尔顿教授夫妇没有子女，他们把张香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和照料，张香桐在耶鲁大学学习和工作了十多年，几乎每年的圣诞节都是在弗尔顿教授家里度过的。
一代神经生理学家弗尔顿于1960年病逝。
1980年7月15日，张香桐赴美国波士顿参加1980年度的世界茨列休尔德基金会为包括他在内的4位国际科学家举行的颁奖典礼，通过基金会的精心安排，他得以与师母弗尔顿夫人在颁奖会场上重逢，一别20余年，弗尔顿夫人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非常高兴，我能看到你的帽子上又多插了一根鸡毛!”(印第安习俗：凡对本部落作出过重要贡献者，每立一次功劳，均由酋长亲自在其帽子上插一根鸡毛，以示表彰)
风雨归国路
张香桐的家就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大院里。红色外墙里，朴素中难掩书香气。餐厅的一角有一件宝贝——一只大木箱，边角裹着铁皮。看似不起眼，却是随张香桐一起从大洋彼岸历经坎坷才到中国的。这是张香桐的好朋友布克塔教授家装衣物用的，特地腾出来支援他装仪器的。在那充满风险的年月里，张香桐从美国辗转运回了六大箱仪器，自个儿的积蓄、衣物和藏书却一样都没带回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远在美国纽黑文的张香桐得知喜讯，频频给国内亲友写信，表达自己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闻国内解放后的新气象，甚感兴奋，我恨不得一步跳回去，参加这个新建国运动……我急于想报效祖国呀!”
1950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包括张香桐在内的许多中国科学家想要通过美国政府批准回国的计划成为泡影。张香桐一等就等了5年!
1955年7月，张香桐得到一个去北欧讲学的机会，一个计划在他的心中开始酝酿：取道北欧，返回祖国。他把这个打算告诉了他素所信赖的弗尔顿教授，弗尔顿凝视着眼前这个淳厚朴实的学生，十分诚挚地说：“香桐张，你应该回去，去为你的祖国服务!”
张香桐也把自己的这个打算告诉了房东休斯夫妇。这对善良的美国人显得恋恋不舍，他们一再地挽留与自己相处多年的中国房客：“这儿不是挺好的吗?这儿研究条件好，生活也安定舒服，还是不要回去吧!”
他们说的全是实话，但还是留不住张香桐。张香桐一直记着那位心理学家巴甫洛夫说的话：“无论我在做什么，我一直在想，只要精力许可，我就要首先为我的祖国服务。”
1956年，张香桐到达比利时，他将在那里参加一个国际生理学会议。自然，他在此前，已经做好了回国的一切准备。离开美国前，为了避免引起美国政府的怀疑，张香桐启程赴比利时时，在美国所有的积蓄、家具和藏书都没有动，只带了一些换洗的衣服，一套做实验用的电子仪器。颇有点故布迷阵的意思。
比利时国际生理学会议后，张香桐又继续在北欧诸国讲学，寻求回国的途径。时至金秋，瓜熟蒂落。经过不懈的努力，在欧洲的一些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张香桐终于经芬兰的赫尔辛基，转道东欧和莫斯科，顺利回到北京。
祖国和人民对冲破重重困难归来的游子表示了热忱的欢迎，张香桐刚刚回到北京，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就设下家宴招待他，而后，陈毅副总理代表周总理接见了他。党和政府的关怀，如阵阵春风拂面，温暖着这位久离故土的游子的心。
是啊，在自己的祖国，张香桐处处感受到的，是春天一样的温暖。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久，张香桐在方方面面的支持下，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建立了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实验室，这也是新中国第一个脑研究室。6年后，也就是1962年，在张香桐的带领下，又建起了神经组织培养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已经能够成功培养成活人类大脑皮层单个神经元。
惜人才
这两天阴雨连绵，出行不方便，张先生没去所里上班。到家里祝寿的人纷至沓来，他的弟子们自然来的最多。作为中国神经科学的“开山鼻祖”之一，张香桐的大师风范也包括他对后辈不遗余力的提携和细致入微的要求。
“他从来不当面表扬人，批评也是关着门的。他最忌讳夸夸其谈，他爱才，喜欢踏踏实实的学生。关键时刻，他会为我们提供很多机会。”复旦大学神经生理学研究所痛觉研究室主任赵志奇教授告诉笔者，“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留学选拔，先生把学生们一个个都送到了理想的国际实验室。我原本是要去德国进修的，但张先生把去澳大利亚的机会让给了我，那个实验室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负责的。”
弟子们都来了。有一位算不上弟子的弟子，也坚持要来。张香桐的知遇之恩，对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神经生理学研究所所长杨雄里而言，至今都是莫大的鼓励。“我不是他的学生，但我学术上几乎每一次进步，都得到过他的帮助，而且都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杨雄里的第一篇长篇综述论文，原本在专家评阅时已因“属基础研究”而被判“死刑”，若不是张先生力挽狂澜，便无法顺利发表。上世纪80年代初，杨雄里去日本留学，主要推荐人也是张香桐。从副研究员到正研究员，再到学部委员(院士)，推荐人还是张先生。
20多年前在美国哈佛大学做研究时收到的张先生的一封信，更是被杨雄里珍藏至今。“如您所知，对于您的才学和科学成就，我一向是十分赞许和钦佩的，而且予以全力支持。我虽不敢以伯乐自许，但良马终究是良马。”
严谨为学：每次实验都是工艺品
实验记录、切片图谱，张香桐的手稿总像工艺品般精美，他做实验的手法也像艺术般精细。捕捉动物时，轻手轻脚；麻醉时，不带一丝粗暴；动物外科手术，分层解剖，有效止血，做得跟医院里的临床外科手术一样。
张香桐的动手能力特别强，简单的木工活他都会，直到70多岁还坚持亲自做实验。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如此：通常，第一天当助手，仔细观察；第二天，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张先生在旁指点。他还特别强调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实验结果必须拍下原始结果，一一细核，口头汇报无效。
为了弄清楚针刺麻醉镇痛的原理，张香桐58岁时在自己身上实施了一次在针刺作用下动胸外科手术的模拟实验。除了不切开皮肤做手术外，一切都和真正的手术完全一样。
“身体不好，就不配当生理学家！”张先生不止一次说过这话。神经生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张香桐用实际行动不断为自己的科研工作注入活力。他生活很有规律，烟酒不沾，早睡早起。张先生随身携带眼罩和耳塞各一副，“文革”期间在干校住集体宿舍，全靠这套装备才保证了充足的睡眠。他不挑食，不吃补品，到如今还保持一口好牙。“平常邀他出去吃饭，先生总不答应，得说是出去走走才成。”吴建屏院士如是说。
绅士风度岁月涤不去
先生爱种花，阳台上满是彩色和清香，在深秋的雨季里显得神采奕奕。“科学家不是怪人，不是除了工作之外什么都没有兴趣的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从我们生理学神经学角度来看，他就是有毛病的。其实，科学家往往都有很广泛的兴趣。比如我，业余就喜欢写诗填词、绘画书法、读文学书籍。”
“人，尤其是学人，应当像乌贼那样，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留下一丝墨迹。”他给自己的画像这样题词。靠窗的书桌上，两筒毛笔十好几支，纸墨在旁伺候着。“现在还写吗？”“写！一个人的时候，有兴致就提笔。”
1985年，他应邀到华盛顿参加美国全国卫生研究院建院百年活动，在去拜访老朋友的途中不幸遇到车祸，需要一段时间的静卧疗养。空闲之中，他译出了语言优雅、用词押韵、小诗句式的英语版《朱子家训》，让美国人也读到了《朱子家训》。
张先生家的餐厅很简朴，靠阳台处还放着个烧煤取暖的大
弗尔顿教授夫妇没有子女，他们把张香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和照料，张香桐在耶鲁大学学习和工作了十多年，几乎每年的圣诞节都是在弗尔顿教授家里度过的。
一代神经生理学家弗尔顿于1960年病逝。
1980年7月15日，张香桐赴美国波士顿参加1980年度的世界茨列休尔德基金会为包括他在内的4位国际科学家举行的颁奖典礼，通过基金会的精心安排，他得以与师母弗尔顿夫人在颁奖会场上重逢，一别20余年，弗尔顿夫人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非常高兴，我能看到你的帽子上又多插了一根鸡毛!”(印第安习俗：凡对本部落作出过重要贡献者，每立一次功劳，均由酋长亲自在其帽子上插一根鸡毛，以示表彰)
风雨归国路
张香桐的家就在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大院里。红色外墙里，朴素中难掩书香气。餐厅的一角有一件宝贝——一只大木箱，边角裹着铁皮。看似不起眼，却是随张香桐一起从大洋彼岸历经坎坷才到中国的。这是张香桐的好朋友布克塔教授家装衣物用的，特地腾出来支援他装仪器的。在那充满风险的年月里，张香桐从美国辗转运回了六大箱仪器，自个儿的积蓄、衣物和藏书却一样都没带回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远在美国纽黑文的张香桐得知喜讯，频频给国内亲友写信，表达自己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闻国内解放后的新气象，甚感兴奋，我恨不得一步跳回去，参加这个新建国运动……我急于想报效祖国呀!”
1950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包括张香桐在内的许多中国科学家想要通过美国政府批准回国的计划成为泡影。张香桐一等就等了5年!
1955年7月，张香桐得到一个去北欧讲学的机会，一个计划在他的心中开始酝酿：取道北欧，返回祖国。他把这个打算告诉了他素所信赖的弗尔顿教授，弗尔顿凝视着眼前这个淳厚朴实的学生，十分诚挚地说：“香桐张，你应该回去，去为你的祖国服务!”
张香桐也把自己的这个打算告诉了房东休斯夫妇。这对善良的美国人显得恋恋不舍，他们一再地挽留与自己相处多年的中国房客：“这儿不是挺好的吗?这儿研究条件好，生活也安定舒服，还是不要回去吧!”
他们说的全是实话，但还是留不住张香桐。张香桐一直记着那位心理学家巴甫洛夫说的话：“无论我在做什么，我一直在想，只要精力许可，我就要首先为我的祖国服务。”
1956年，张香桐到达比利时，他将在那里参加一个国际生理学会议。自然，他在此前，已经做好了回国的一切准备。离开美国前，为了避免引起美国政府的怀疑，张香桐启程赴比利时时，在美国所有的积蓄、家具和藏书都没有动，只带了一些换洗的衣服，一套做实验用的电子仪器。颇有点故布迷阵的意思。
比利时国际生理学会议后，张香桐又继续在北欧诸国讲学，寻求回国的途径。时至金秋，瓜熟蒂落。经过不懈的努力，在欧洲的一些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张香桐终于经芬兰的赫尔辛基，转道东欧和莫斯科，顺利回到北京。
祖国和人民对冲破重重困难归来的游子表示了热忱的欢迎，张香桐刚刚回到北京，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就设下家宴招待他，而后，陈毅副总理代表周总理接见了他。党和政府的关怀，如阵阵春风拂面，温暖着这位久离故土的游子的心。
是啊，在自己的祖国，张香桐处处感受到的，是春天一样的温暖。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久，张香桐在方方面面的支持下，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建立了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实验室，这也是新中国第一个脑研究室。6年后，也就是1962年，在张香桐的带领下，又建起了神经组织培养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已经能够成功培养成活人类大脑皮层单个神经元。
张香桐-大家风范
惜人才张香桐传
：一封信被珍藏二十年这两天阴雨连绵，出行不方便，张先生没去所里上班。到家里祝寿的人纷至沓来，他的弟子们自然来的最多。作为中国神经科学的“开山鼻祖”之一，张香桐的大师风范也包括他对后辈不遗余力的提携和细致入微的要求。
“他从来不当面表扬人，批评也是关着门的。他最忌讳夸夸其谈，他爱才，喜欢踏踏实实的学生。关键时刻，他会为我们提供很多机会。”复旦大学神经生理学研究所痛觉研究室主任赵志奇教授告诉笔者，“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留学选拔，先生把学生们一个个都送到了理想的国际实验室。我原本是要去德国进修的，但张先生把去澳大利亚的机会让给了我，那个实验室是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负责的。”
弟子们都来了。有一位算不上弟子的弟子，也坚持要来。张香桐的知遇之恩，对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神经生理学研究所所长杨雄里而言，至今都是莫大的鼓励。“我不是他的学生，但我学术上几乎每一次进步，都得到过他的帮助，而且都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杨雄里的第一篇长篇综述论文，原本在专家评阅时已因“属基础研究”而被判“死刑”，若不是张先生力挽狂澜，便无法顺利发表。上世纪80年代初，杨雄里去日本留学，主要推荐人也是张香桐。从副研究员到正研究员，再到学部委员(院士)，推荐人还是张先生。
20多年前在美国哈佛大学做研究时收到的张先生的一封信，更是被杨雄里珍藏至今。“如您所知，对于您的才学和科学成就，我一向是十分赞许和钦佩的，而且予以全力支持。我虽不敢以伯乐自许，但良马终究是良马。”
严谨为学：每次实验都是工艺品
实验记录、切片图谱，张香桐的手稿总像工艺品般精美，他做实验的手法也像艺术般精细。捕捉动物时，轻手轻脚；麻醉时，不带一丝粗暴；动物外科手术，分层解剖，有效止血，做得跟医院里的临床外科手术一样。
张香桐的动手能力特别强，简单的木工活他都会，直到70多岁还坚持亲自做实验。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如此：通常，第一天当助手，仔细观察；第二天，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张先生在旁指点。他还特别强调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实验结果必须拍下原始结果，一一细核，口头汇报无效。
为了弄清楚针刺麻醉镇痛的原理，张香桐58岁时在自己身上实施了一次在针刺作用下动胸外科手术的模拟实验。除了不切开皮肤做手术外，一切都和真正的手术完全一样。
“身体不好，就不配当生理学家！”张先生不止一次说过这话。神经生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张香桐用实际行动不断为自己的科研工作注入活力。他生活很有规律，烟酒不沾，早睡早起。张先生随身携带眼罩和耳塞各一副，“文革”期间在干校住集体宿舍，全靠这套装备才保证了充足的睡眠。他不挑食，不吃补品，到如今还保持一口好牙。“平常邀他出去吃饭，先生总不答应，得说是出去走走才成。”吴建屏院士如是说。
绅士风度岁月涤不去
先生爱种花，阳台上满是彩色和清香，在深秋的雨季里显得神采奕奕。“科学家不是怪人，不是除了工作之外什么都没有兴趣的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从我们生理学神经学角度来看，他就是有毛病的。其实，科学家往往都有很广泛的兴趣。比如我，业余就喜欢写诗填词、绘画书法、读文学书籍。”
“人，尤其是学人，应当像乌贼那样，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留下一丝墨迹。”他给自己的画像这样题词。靠窗的书桌上，两筒毛笔十好几支，纸墨在旁伺候着。“现在还写吗？”“写！一个人的时候，有兴致就提笔。”
1985年，他应邀到华盛顿参加美国全国卫生研究院建院百年活动，在去拜访老朋友的途中不幸遇到车祸，需要一段时间的静卧疗养。空闲之中，他译出了语言优雅、用词押韵、小诗句式的英语版《朱子家训》，让美国人也读到了《朱子家训》。
张先生家的餐厅很简朴，靠阳台处还放着个烧煤取暖的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