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训
正常的研究工作。工作组认为这是用非所长，出力不讨好，因此建议为其增设行政副所长，使其从事务中解脱出来，更多地投入研究工作。其次，吴有训在检查中发现，许多著名科学家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下，因不知道什麼算是实际，院里也没有明确指示，所以不知如何是好，陷入彷徨苦闷之中。有的人甚至因此停止了长期的研究项目，转而去做自己并不专长的、水准亦很低的工作。如上海有机化学所所长庄长恭，放弃了擅长的甾体化合物研究，进行"只是做做实验，算不得什麼研究"的有机玻璃的研制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吴有训提出，科学院应一方面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及产业部门密切联系，瞭解哪些问题是国家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与根本性的问题；另一方面，亦应加强对本门学科发展趋势的研究，这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
科学院于1955年成立了学部，吴有训出任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主任，从此明确分工领导科学院的数、理、化、天文等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工作中，他特别关心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例如，林兰英、王守武、陈能宽、孙湘、黄量、王天眷等科学家，在归国之初，他不但亲自接见，向他们介绍国内的情况，而且细致地为他们做工作安排，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等，使他们很快就愉快地投入了工作之中。此外，吴有训对国内培养出来的青年科学工作者更是寄予厚望，希望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五十年代一些出色的年轻科学家，如于敏、章综、张乐潓等人，吴有训都很熟悉并时常关心他们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及抗美援朝的需要，由科学院出面组织国内力量，推进抗生素的研制工作， 1952年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抗生素工作会议。在会议前后，吴有训已多次会见有机化学所副所长、从事抗生素研究的有机化学家汪猷，与他商谈如何调整机构、组织力量的问题。翌年，成立了全国抗生素研究协作会，由吴有训担任主任委员，担任副主任的有汪猷先生和卫生部、轻工业部及教育部的领导等。协作会在我国的抗生素研制工作中发挥了协调组织作用。195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吴有训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包括：根据国家建设的要求及抗生素生产和研究方针，领导各单位制定计划，推动检查抗生素的研究工作，使科学更好地为生产服务。会上部署了青霉素、链霉素、氯霉素和金霉素等四种最重要抗生素的研制工作。两个月之后，吴有训又主持了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组织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抗生素学术会议。在此后短短的几年里，我国的抗生素研究与生产有了迅速进展，到五十年代末，几种主要抗生素药物的生产已可基本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求医治病的需求。
1965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生命科学领域所取得的一项具有世界水准的研究成果--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初步获得成功，这一年的11月，中国科学院在上海举行了专门的成果鉴定会。会上多数人的意见认为：研究结果已经足以证明合成工作圆满完成，应尽快向全世界公布这项成果；但也有人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有关证据还不充分，尽管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只占少数。作为鉴定主持人之一的吴有训副院长，既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充分尊重少数人的观点，决定：一方面在《科学通报》上发一个简要的报导，另一方面迅速进行再一次合成，取得必要、充分和经得起检验的证据。这个决定获得了全体鉴定委员的一致同意，第二次合成于次年的2月完成。四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鉴定会，一致通过全文向世界公布这项成果。公布之后，国际科学界，包括一些竞争对手也很快承认了我国的这项重大科学成就。吴有训在这次决策中，表现出他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宣导学术自由的精神和发扬决策民主的作风。
参与制定科学发展规划
1956年是新中国科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就是在这一年，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参与组织全国的科学家制定国家科学十二年发展远景规划，这个规划对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科学院自己的规划始于1955年，在6月召开的学部成立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吴有训已就物理学、数学和化学等学科今后的发展前景进行了一番展望。对物理学，他指出：首先应当注意到原子能和平利用的问题，由此也可推动同位素的研究以及宇宙射线等领域的研究。他还提到固体物理学的发展重点应集中在金属的力学性质、磁性材料的性能、半导体、压电晶体、电介质等各种新型材料，这些领域与许多工业部门的生产有著广泛的联系，也是国际科学界的新热点。对于数学，吴有训指出了三个应该重视的领域，即微分方程、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计算数学，其中他特别强调了计算数学。1956年初，担任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主任的吴有训，与其他几位科学家共同主持了发展规划中基本科学研究规划草案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各学科的120余位科学家，这一工作于元月底结束，提出了300多项中心问题。二月中，由学部常委会决议，邀请了24位科学家进行汇总，最后拟定了13个重大项目和4个后备专案，其中主要有：和平利用原子能、电子电脑、半导体、计算数学与统计数学、航空力学等。
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也有苏联专家的参与。苏联专家对吴有训的印象很深，说他英语流利，对科学问题有著深刻的见解。
十二年规划制定后，他为实施规划做了大量工作。该规划于1962年提前完成，之后，吴有训又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制定新的科技十年规划中去。
1962年初，已可预见十二年规划可以在1962年年底基本完成。聂荣臻副总理决定在广州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讨论制定新的十年科技远景规划。吴有训不顾年事已高，夙兴夜寐，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中。竺可桢当年9月的一则日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景："从这次规划的讨论，大家切磋琢磨，相得益彰。吴副院长始终其事。"参加规划制定工作的科学家有900多人，除了重点安排眼前急需突破的现实课题之外，还特意安排了6个重大科学技术的后备项目，其中值得在此一书的是镭射，因为这是吴有训在60年代科学领导工作中的一个杰作。
1958年12月，美国物理学家肖洛和汤斯在《物理学评论》上首次公布了一种有关新的光学激射器的理论，立即在国际物理学界和多国政府军事部门引起强烈反响，因为该理论预期的发光能量十分惊人，美国国防部甚至称其为"死光"，并投钜资进行专门研究。吴有训和王大珩、张志三等几乎同时看到了这篇论文，并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理论与技术的重大前景。为此，吴有训亲自过问物理所的镭射课题立项，当时所里经费有一些困难，对这个专案有犹豫，他坚持一定要上。并说："不及时上马，对人民将会犯错误。即使有困难，也必须去克服。"在他的大力支持下，物理所的镭射专案研究很快取得成功。1961年9月，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和长春光机所几乎同时研制成功了红宝石雷射器，虽比美、苏晚了将近一年，但仍属国际先进水准。此后，在吴有训的提议下，中国科学院调集力量在上海组建了一个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专门从事镭射及其应用研究。在制定十年科学规划时，镭射被列入重大科技后备专案。
为国际科学合作与交流作贡献
吴有训在担任副院长之前，他就已担当起中国科学院对外科学使者的角色。从整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前半叶，他每年或者率团出访，或者大量会见和接待来访的外国科学家代表团和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
1959年2月14日至5月11日，吴有训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东欧七国科学院和若干高校及产业部门的研究组织。代表团在访问期间，受到各国科学院和科学家的热情接待，并分别签订了中德、中保科学院五年科学合作协定和1959年执行计画，中捷、中罗科学院三年科学合作协定和1959年执行计画，与波兰和匈牙利科学院在原有两国科学院合作协定的基础上，签订了1959年执行计画。代表团还顺访了阿尔巴尼亚。
1960年7月，吴有训作为团长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一行五人应邀参加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三百周年庆典活动，对英国进行访问。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和全面封锁的办法，而吴有训率代表团对一个西方国家的这次访问，其意义已超出了单纯的科技交流。访英期间，吴有训还广泛地会见了与会的各国科学家和许多过去留学英国的中国学生，向他们介绍新中国的各种情况，扩大
科学院于1955年成立了学部，吴有训出任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主任，从此明确分工领导科学院的数、理、化、天文等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工作中，他特别关心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例如，林兰英、王守武、陈能宽、孙湘、黄量、王天眷等科学家，在归国之初，他不但亲自接见，向他们介绍国内的情况，而且细致地为他们做工作安排，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等，使他们很快就愉快地投入了工作之中。此外，吴有训对国内培养出来的青年科学工作者更是寄予厚望，希望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五十年代一些出色的年轻科学家，如于敏、章综、张乐潓等人，吴有训都很熟悉并时常关心他们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及抗美援朝的需要，由科学院出面组织国内力量，推进抗生素的研制工作， 1952年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抗生素工作会议。在会议前后，吴有训已多次会见有机化学所副所长、从事抗生素研究的有机化学家汪猷，与他商谈如何调整机构、组织力量的问题。翌年，成立了全国抗生素研究协作会，由吴有训担任主任委员，担任副主任的有汪猷先生和卫生部、轻工业部及教育部的领导等。协作会在我国的抗生素研制工作中发挥了协调组织作用。195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吴有训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包括：根据国家建设的要求及抗生素生产和研究方针，领导各单位制定计划，推动检查抗生素的研究工作，使科学更好地为生产服务。会上部署了青霉素、链霉素、氯霉素和金霉素等四种最重要抗生素的研制工作。两个月之后，吴有训又主持了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组织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抗生素学术会议。在此后短短的几年里，我国的抗生素研究与生产有了迅速进展，到五十年代末，几种主要抗生素药物的生产已可基本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求医治病的需求。
1965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生命科学领域所取得的一项具有世界水准的研究成果--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初步获得成功，这一年的11月，中国科学院在上海举行了专门的成果鉴定会。会上多数人的意见认为：研究结果已经足以证明合成工作圆满完成，应尽快向全世界公布这项成果；但也有人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有关证据还不充分，尽管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只占少数。作为鉴定主持人之一的吴有训副院长，既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充分尊重少数人的观点，决定：一方面在《科学通报》上发一个简要的报导，另一方面迅速进行再一次合成，取得必要、充分和经得起检验的证据。这个决定获得了全体鉴定委员的一致同意，第二次合成于次年的2月完成。四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鉴定会，一致通过全文向世界公布这项成果。公布之后，国际科学界，包括一些竞争对手也很快承认了我国的这项重大科学成就。吴有训在这次决策中，表现出他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宣导学术自由的精神和发扬决策民主的作风。
参与制定科学发展规划
1956年是新中国科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就是在这一年，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参与组织全国的科学家制定国家科学十二年发展远景规划，这个规划对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科学院自己的规划始于1955年，在6月召开的学部成立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吴有训已就物理学、数学和化学等学科今后的发展前景进行了一番展望。对物理学，他指出：首先应当注意到原子能和平利用的问题，由此也可推动同位素的研究以及宇宙射线等领域的研究。他还提到固体物理学的发展重点应集中在金属的力学性质、磁性材料的性能、半导体、压电晶体、电介质等各种新型材料，这些领域与许多工业部门的生产有著广泛的联系，也是国际科学界的新热点。对于数学，吴有训指出了三个应该重视的领域，即微分方程、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计算数学，其中他特别强调了计算数学。1956年初，担任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主任的吴有训，与其他几位科学家共同主持了发展规划中基本科学研究规划草案的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各学科的120余位科学家，这一工作于元月底结束，提出了300多项中心问题。二月中，由学部常委会决议，邀请了24位科学家进行汇总，最后拟定了13个重大项目和4个后备专案，其中主要有：和平利用原子能、电子电脑、半导体、计算数学与统计数学、航空力学等。
在制定规划的过程中，也有苏联专家的参与。苏联专家对吴有训的印象很深，说他英语流利，对科学问题有著深刻的见解。
十二年规划制定后，他为实施规划做了大量工作。该规划于1962年提前完成，之后，吴有训又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制定新的科技十年规划中去。
1962年初，已可预见十二年规划可以在1962年年底基本完成。聂荣臻副总理决定在广州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讨论制定新的十年科技远景规划。吴有训不顾年事已高，夙兴夜寐，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中。竺可桢当年9月的一则日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景："从这次规划的讨论，大家切磋琢磨，相得益彰。吴副院长始终其事。"参加规划制定工作的科学家有900多人，除了重点安排眼前急需突破的现实课题之外，还特意安排了6个重大科学技术的后备项目，其中值得在此一书的是镭射，因为这是吴有训在60年代科学领导工作中的一个杰作。
1958年12月，美国物理学家肖洛和汤斯在《物理学评论》上首次公布了一种有关新的光学激射器的理论，立即在国际物理学界和多国政府军事部门引起强烈反响，因为该理论预期的发光能量十分惊人，美国国防部甚至称其为"死光"，并投钜资进行专门研究。吴有训和王大珩、张志三等几乎同时看到了这篇论文，并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理论与技术的重大前景。为此，吴有训亲自过问物理所的镭射课题立项，当时所里经费有一些困难，对这个专案有犹豫，他坚持一定要上。并说："不及时上马，对人民将会犯错误。即使有困难，也必须去克服。"在他的大力支持下，物理所的镭射专案研究很快取得成功。1961年9月，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和长春光机所几乎同时研制成功了红宝石雷射器，虽比美、苏晚了将近一年，但仍属国际先进水准。此后，在吴有训的提议下，中国科学院调集力量在上海组建了一个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专门从事镭射及其应用研究。在制定十年科学规划时，镭射被列入重大科技后备专案。
为国际科学合作与交流作贡献
吴有训在担任副院长之前，他就已担当起中国科学院对外科学使者的角色。从整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前半叶，他每年或者率团出访，或者大量会见和接待来访的外国科学家代表团和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
1959年2月14日至5月11日，吴有训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东欧七国科学院和若干高校及产业部门的研究组织。代表团在访问期间，受到各国科学院和科学家的热情接待，并分别签订了中德、中保科学院五年科学合作协定和1959年执行计画，中捷、中罗科学院三年科学合作协定和1959年执行计画，与波兰和匈牙利科学院在原有两国科学院合作协定的基础上，签订了1959年执行计画。代表团还顺访了阿尔巴尼亚。
1960年7月，吴有训作为团长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一行五人应邀参加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三百周年庆典活动，对英国进行访问。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和全面封锁的办法，而吴有训率代表团对一个西方国家的这次访问，其意义已超出了单纯的科技交流。访英期间，吴有训还广泛地会见了与会的各国科学家和许多过去留学英国的中国学生，向他们介绍新中国的各种情况，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