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训
此外，吴有训在发展康普顿散射理论方面也有很重要的贡献，这就是他用精确的实验，解决了康普顿散射光谱中变线与不变线之间的能量或强度的比率问题。这项工作当即就得到了美国物理学界的关注和重视。1925年11月，美国物理学会第135届会议就定在吴有训所在的实验室召开。会上宣读或交流的论文共有60篇，吴有训的论文排在第一位，他报告的题目是《康普顿效应中的变线与不变线之间能量的分布》。这项工作被列为会议的重要议题， 文章后来发表于美国《物理学评论》上，是该杂志1926年2 月号的首篇论文。
吴有训亲身参与了发现和确立康普顿效应中期以后的大量实验验证工作，最后以"康普顿效应"为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获博士学位。而康普顿则在1927年因为这项工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现代物理学史上，康普顿效应占据了一个极端重要的地位。吴有训在效应的发现和实验验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本人从来都未将自己与康普顿相提并论，认为自己只是康普顿教授的学生而已。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的中国科学家的谦虚品格和坦荡胸怀。而康普顿作为一代物理学大师，则从来没有忘记吴有训在这项伟大发现中的重要贡献，在自己的多种著作和多种场合都不断地提到吴有训的实验，甚至在自己的晚年，还很有感慨地特意说道：吴有训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两个学生之一。（另一位学生是L. W.阿尔瓦莱兹，在吴有训之后十年获得博士，于196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6年秋，已近而立之年的吴有训，经过五年的一流科学研究工作的磨练，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实验物理学工作者。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吴有训打点行装，婉谢康普顿的极力挽留，踏上了归途。
现代物理学教育的一代名师
现代以来，中国物理学界的先驱者之中，很少有人不曾从事过教育工作。众所周知的中国现代物理学四大元老：胡刚复、叶企孙、饶毓泰和吴有训，皆是如此。
1926年底，吴有训回国之初，曾怀著一腔科学报国和教育救国的热忱，应家乡人士之邀，赴江西南昌协助筹办江西大学。当时正值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之际，但随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大屠杀。政治上的腥风苦雨，使吴有训有理想破灭之感，最后导致吴有训于当年夏天黯然离开故乡南昌。
吴有训来到南京，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当时已更名为"第四中山大学"），时任校中自然科学院院长的胡刚复，立即通过校方聘他为物理系的副教授兼系主任。吴有训在这里执教约有一年多，其间曾被推选为校务会议的代表，在教学之余，也参与了一些学校的管理工作。
这时，清华学校物理系主任叶企孙正在千方百计为清华延聘人才，他很快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吴有训。他力邀吴有训北上清华担任物理系教授，为表示自己的诚意，他甚至将吴有训的薪金级别定在他本人之上。这种求贤若渴的精神也很令吴有训感动，于是欣然应命，在清华园开始了自己科学生涯的一个新阶段，也开始了与叶企孙先生近半个世纪的交谊。
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吴有训就在此时应聘来到清华，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清华执教生涯。在这期间，他与叶企孙先生和其他教授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将使清华物理系人材辈出，蜚声中外。在清华期间，吴有训无论是作为物理系的教授、系主任，还是清华理学院院长，乃至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院长，他从未脱离过教学第一线，以他渊博的学识、循循善诱的方式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哺育了中国几代物理学家，成为中国现代物理学教育史上的一代名师。
吴有训在大学的物理学教育中有几个突出的特点：（1）注重基本概念、注重科学思维的条理性，启发学生从简单的事实中悟出深刻的道理来；（2）重视实验教学，大力宣导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强调理论与实验并重的观点；（3）强调培养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自学能力；（4）注意将国内外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引入课堂，尽力使学生在学习基础物理学知识的同时，能及时瞭解该学科的一些前沿情况；（5）十分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他认为，即使是物理系的学生，也不能只学物理学课程，而应学习一些相关相近的其他科目，甚至是人文课程，这样才能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
吴有训以自己极有特色的物理学教育思想和长达十几年的教学实践，为当时科学还很不发达有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工作者，为物理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
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虽然中国的物理学工作者已先后做出了一些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工作，但这些都是在国外、是借助外国的某些工作条件完成的。当时，真正立足于国内的研究工作，仅仅还处于起步阶段，吴有训关于X射线的气体散射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重要标志。对此，严济慈先生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吴有训的工作"实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
如前文所述，吴有训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时期已在康普顿效应的实验证明方面有重大建树，并且经过实际工作的磨炼，成长为一名掌握了高度精密实验技术的实验物理学家。但遗憾的是，他回国后未能充分发挥这方面的特长，原因在于受到当时我国国内实验条件落后的限制。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可能已是全国条件最好的地方了，但真的要开展具有国际前沿水准的实验物理学研究，依然存在著许多困难。吴有训在无法进行实验工作的情况下，利用清华比较丰富的文献情报资源，努力开展了理论性质的研究工作。
1930年10月，吴有训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回国后的第一项研究成果，这是中国物理学家立足于国内，最早在国际权威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之一。以此为起点，吴有训在几年当中，对X射线经单原子气体、双原子气体和晶体散射的强度、温度对散射的影响和散射系数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吴有训的这一系列研究工作，再一次引起国际物理学界对这位年轻中国物理学家的瞩目。鉴于他在这些工作中的杰出贡献，被德国哈莱(Halle)自然科学研究院推举为院士，并向他颁发了荣誉证书。1948年，吴有训以他出色的科学成就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吴有训和其他几位教授努力推动下，成为当时中国物理学研究的中心之一。
科学与教育的组织领导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下半叶，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近十年时间里，吴有训正值人生中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期。事实上，他的确在教学、科研、教育管理和其他科学活动中都达到了自己的巅峰状态。除了前文已敍述过的他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杰出贡献
吴有训亲身参与了发现和确立康普顿效应中期以后的大量实验验证工作，最后以"康普顿效应"为题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获博士学位。而康普顿则在1927年因为这项工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现代物理学史上，康普顿效应占据了一个极端重要的地位。吴有训在效应的发现和实验验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本人从来都未将自己与康普顿相提并论，认为自己只是康普顿教授的学生而已。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的中国科学家的谦虚品格和坦荡胸怀。而康普顿作为一代物理学大师，则从来没有忘记吴有训在这项伟大发现中的重要贡献，在自己的多种著作和多种场合都不断地提到吴有训的实验，甚至在自己的晚年，还很有感慨地特意说道：吴有训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两个学生之一。（另一位学生是L. W.阿尔瓦莱兹，在吴有训之后十年获得博士，于196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6年秋，已近而立之年的吴有训，经过五年的一流科学研究工作的磨练，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实验物理学工作者。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吴有训打点行装，婉谢康普顿的极力挽留，踏上了归途。
现代物理学教育的一代名师
现代以来，中国物理学界的先驱者之中，很少有人不曾从事过教育工作。众所周知的中国现代物理学四大元老：胡刚复、叶企孙、饶毓泰和吴有训，皆是如此。
1926年底，吴有训回国之初，曾怀著一腔科学报国和教育救国的热忱，应家乡人士之邀，赴江西南昌协助筹办江西大学。当时正值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之际，但随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大屠杀。政治上的腥风苦雨，使吴有训有理想破灭之感，最后导致吴有训于当年夏天黯然离开故乡南昌。
吴有训来到南京，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当时已更名为"第四中山大学"），时任校中自然科学院院长的胡刚复，立即通过校方聘他为物理系的副教授兼系主任。吴有训在这里执教约有一年多，其间曾被推选为校务会议的代表，在教学之余，也参与了一些学校的管理工作。
这时，清华学校物理系主任叶企孙正在千方百计为清华延聘人才，他很快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吴有训。他力邀吴有训北上清华担任物理系教授，为表示自己的诚意，他甚至将吴有训的薪金级别定在他本人之上。这种求贤若渴的精神也很令吴有训感动，于是欣然应命，在清华园开始了自己科学生涯的一个新阶段，也开始了与叶企孙先生近半个世纪的交谊。
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吴有训就在此时应聘来到清华，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清华执教生涯。在这期间，他与叶企孙先生和其他教授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将使清华物理系人材辈出，蜚声中外。在清华期间，吴有训无论是作为物理系的教授、系主任，还是清华理学院院长，乃至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院长，他从未脱离过教学第一线，以他渊博的学识、循循善诱的方式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哺育了中国几代物理学家，成为中国现代物理学教育史上的一代名师。
吴有训在大学的物理学教育中有几个突出的特点：（1）注重基本概念、注重科学思维的条理性，启发学生从简单的事实中悟出深刻的道理来；（2）重视实验教学，大力宣导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强调理论与实验并重的观点；（3）强调培养学生、特别是研究生的自学能力；（4）注意将国内外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引入课堂，尽力使学生在学习基础物理学知识的同时，能及时瞭解该学科的一些前沿情况；（5）十分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他认为，即使是物理系的学生，也不能只学物理学课程，而应学习一些相关相近的其他科目，甚至是人文课程，这样才能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
吴有训以自己极有特色的物理学教育思想和长达十几年的教学实践，为当时科学还很不发达有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工作者，为物理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
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虽然中国的物理学工作者已先后做出了一些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工作，但这些都是在国外、是借助外国的某些工作条件完成的。当时，真正立足于国内的研究工作，仅仅还处于起步阶段，吴有训关于X射线的气体散射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重要标志。对此，严济慈先生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吴有训的工作"实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
如前文所述，吴有训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时期已在康普顿效应的实验证明方面有重大建树，并且经过实际工作的磨炼，成长为一名掌握了高度精密实验技术的实验物理学家。但遗憾的是，他回国后未能充分发挥这方面的特长，原因在于受到当时我国国内实验条件落后的限制。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可能已是全国条件最好的地方了，但真的要开展具有国际前沿水准的实验物理学研究，依然存在著许多困难。吴有训在无法进行实验工作的情况下，利用清华比较丰富的文献情报资源，努力开展了理论性质的研究工作。
1930年10月，吴有训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回国后的第一项研究成果，这是中国物理学家立足于国内，最早在国际权威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之一。以此为起点，吴有训在几年当中，对X射线经单原子气体、双原子气体和晶体散射的强度、温度对散射的影响和散射系数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吴有训的这一系列研究工作，再一次引起国际物理学界对这位年轻中国物理学家的瞩目。鉴于他在这些工作中的杰出贡献，被德国哈莱(Halle)自然科学研究院推举为院士，并向他颁发了荣誉证书。1948年，吴有训以他出色的科学成就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吴有训和其他几位教授努力推动下，成为当时中国物理学研究的中心之一。
科学与教育的组织领导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下半叶，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近十年时间里，吴有训正值人生中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期。事实上，他的确在教学、科研、教育管理和其他科学活动中都达到了自己的巅峰状态。除了前文已敍述过的他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杰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