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承钊
生一边,参加他们的秘密集会,掩护进步学生,做了大量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同时仍坚持利用一切机会就近作些专业调查。
1948年12月底成都解放。1950年他应燕京大学的聘请到该校担任生物系主任,同时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1年夏,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又把刘承钊从北京请回成都担任政府接管后的华西大学第一任校长。1953年院系调整后,华西大学改为四川医学院,刘承钊改任院长。
50年代高等学校的工作十分繁忙,刘承钊深感为人民办教育,为国家培养高级医务人才的责任重大,他全身心地投入行政领导工作。在工作中明确自己重点抓三件事:一是坚持教学为主,做好教学组织管理工作;二是抓科研工作,努力提高全院的学术水平;三是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做好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刘承钊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工作,经常与老教师谈心,许多老教授都把他当成知心朋友;他也十分关心青年学生,经常视察学生课堂、寝室与食堂,向学生问寒问暖,尤其关心工农学生能否跟上学习,竭力主张给他们补好文化课。刘承钊一心为教育事业操劳,深受广大师生员工的崇敬与爱戴。他从事教育工作40余年,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动物学工作者,其中一些人已成为知名的科学家。他对学生谆谆善诱,严格要求,精心培养。并以自己治学严谨、踏实认真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影响着学生。他教育学生搞科学要专心致志,锲而不舍,他常说:“方向看准了一直走下去,就会有成就。”这一切都给他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1956年起,学校教学工作走上正轨。刘承钊根据党和政府的要求,除号召和组织学校师生开展科研工作外,他本人也以身作则,到云南、贵州及四川各地进行调查研究,直到1973年73岁高龄时,还亲自到大雪山麓的宝兴县作最后一次野外考察。
1961年,刘承钊与夫人胡淑琴合著的《中国无尾两栖类》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记载当时已知中国无尾两栖动物120种及未订名的11种蝌蚪,对许多属都作了讨论,指出该属分类现状及今后应研究的问题,对后学者很有启迪。此书于1987年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刘承钊晚年还曾计划撰写他构思已久的第三部专著《中国角蟾亚科的分类研究》。遗憾的是,他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一宏愿,他所领导编写的《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也还没有出版,1976年4月9日因急性心肌梗塞与世长辞。
刘承钊是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并任《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主席等职。刘承钊共发表科学论文57篇,专著2种,手册及图谱各1种。描述两栖动物新种72种及亚种、新属2个。他是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刘承钊的早期研究工作,着重于两栖动物的繁殖生物学与性行为的观察研究。1930年发表“北平蟾蜍与蛙类的第二性征与性行为”,“华北蛙类与蟾蜍类生活史的时间表”。第二年又发表“花背蟾蜍与黑斑蛙的性行为”。1932年,刘承钊与博爱理、周淑纯合写的《华北两栖爬行类手册》,与一般鉴定手册只注重形态描写不同,对多种两栖动物的繁殖习性也做了介绍。在美国求学期间,刘承钊继续这方面的工作,“‘雄性线’,无尾两栖类中一种新的第二性征”(1935),“无尾两栖类声囊的类型”(1935)以及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发表的“中国蛙类与蟾蜍类的第二性征”(1936)等,都属于这一研究范畴。其中关于“雄性线(Linea Masculina)”的发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雄性线是多数两栖动物雄性所具有的一种白色或粉红色的结缔组织结构,它位于某些腹肌的边沿,形成成对的纵线或横线,特别显著者,透过活体腹部皮肤即可见到。因为雄性线只雄性具有,可以用它极易鉴别具有这种结构的种类的性别。刘承钊解剖研究了国内外545种无尾两栖类,发现其中236种有这一结构。可是,这一普遍具有又易看到的结构,以往却没有人注意到。正如他在论文前言中所写的:“尽管有许多关于各种蛙类解剖的研究,但是却没有提到这一显而易见的结构,甚至那些最有名的蛙类解剖学手册,如Gaupp,Ecker或者魏敦瑞的《蛙类解剖学》中也没有记载。”雄性线的发现,成为无尾两栖类中与婚垫、声囊等同样重要的雄性第二性征,甚至比前二者更为重要。因为婚垫只在繁殖季节才出现,而有些种的声囊也可在非繁殖季节消失。关于声囊的研究,刘承钊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无尾两栖类声囊的类型”一文中,他根据对国内外551个种及亚种无尾两栖类的解剖研究,其中79种没有声囊,他将有声囊的划分为六大类型,因其以解剖大量物种为依据,所以被普遍采用。
四川西部(包括原西康省东部)的高山深谷,水源丰富,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茂盛且形成明显的垂直带,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孕育了动物的多样性,两栖爬行动物也不例外。刘承钊1938年初到达成都,便带领学生与助手们进行野外考察研究。他不仅发现了29个新种与1个新属,而且有机会研究各个种的生活史。从1940年到1945年,他以“华西两栖类自然史的研究”为题,连续发表12篇文章于《北平博物杂志》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自然科学辑》上,其中除第一篇是“蝌蚪与成体的适应”外,其余11篇是对山溪鲵、大蹼铃蟾、宝兴齿蟾、棘腹蛙、仙姑弹琴蛙、崇安湍蛙、杜氏泛树蛙、峨眉泛树蛙、斑腿泛树蛙、四川狭口蛙、花狭口蛙等个别种的生活史的研究。还有一些观察结果则写入1950年出版的《华西两栖类》一书。刘承钊关于某个种的生活史的描述,既全面详尽又深入细致,是近50年来关于两栖动物生活史绝无仅有的文章。他写作的特点不仅是来源于亲身观察的第一手材料,而且还来源于对若干地区、若干次及相当数量个体观察研究的总结,还要归因于他特有的洞察力与思维方式。此外,详细的量度表与精美的插图也是他文章的特色。对任何一个种,他不仅详细描写成体的各部形态、两性特征、个体与种群变异,而且对其繁殖季节、两性识别、抱握方式、产卵过程、卵的形态、孵化过程、蝌蚪的形态与变异、生长发育、变态过程等都尽可能地加以介绍。例如他关于斑腿泛树蛙的研究,指出其蝌蚪的体色随所生活的水体条件而有很大变异,蝌蚪的大小、形状亦因水体条件而有甚大影响等。他指出峨眉泛树蛙系产卵树上,水外发育。“实验发现,早期胚胎很少可能在水中正常发育,具外鳃的胚胎不可能很好地分化。晚期胚胎则可落入水中发育到孵出。卵胶膜吸水膨胀产生的压力是胚胎致死的主要因素。”在宝兴齿蟾生活史的研究一文中,对他所发现的另7种同属蝌蚪都加以详尽描述与比较。在山溪鲵生活史一文中,对在理县发现的小型种和在盐源盐边发现的长尾有斑种与山溪鲵的不同,也分别加以描述。刘承钊关于两栖类生活史的研究,为科学积累了宝贵的财富,也为后人从事研究工作提供了学习的榜样。
锄足蟾科是一类较低等的无尾两栖动物,分布于全北界,习惯上把它分为两个亚科,我国产者都隶属于角蟾亚科,所以又称我国的这类动物为角蟾亚科动物。角蟾亚科已知10属74种,我国有其中的9属50
1948年12月底成都解放。1950年他应燕京大学的聘请到该校担任生物系主任,同时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1年夏,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又把刘承钊从北京请回成都担任政府接管后的华西大学第一任校长。1953年院系调整后,华西大学改为四川医学院,刘承钊改任院长。
50年代高等学校的工作十分繁忙,刘承钊深感为人民办教育,为国家培养高级医务人才的责任重大,他全身心地投入行政领导工作。在工作中明确自己重点抓三件事:一是坚持教学为主,做好教学组织管理工作;二是抓科研工作,努力提高全院的学术水平;三是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做好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刘承钊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工作,经常与老教师谈心,许多老教授都把他当成知心朋友;他也十分关心青年学生,经常视察学生课堂、寝室与食堂,向学生问寒问暖,尤其关心工农学生能否跟上学习,竭力主张给他们补好文化课。刘承钊一心为教育事业操劳,深受广大师生员工的崇敬与爱戴。他从事教育工作40余年,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动物学工作者,其中一些人已成为知名的科学家。他对学生谆谆善诱,严格要求,精心培养。并以自己治学严谨、踏实认真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影响着学生。他教育学生搞科学要专心致志,锲而不舍,他常说:“方向看准了一直走下去,就会有成就。”这一切都给他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1956年起,学校教学工作走上正轨。刘承钊根据党和政府的要求,除号召和组织学校师生开展科研工作外,他本人也以身作则,到云南、贵州及四川各地进行调查研究,直到1973年73岁高龄时,还亲自到大雪山麓的宝兴县作最后一次野外考察。
1961年,刘承钊与夫人胡淑琴合著的《中国无尾两栖类》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记载当时已知中国无尾两栖动物120种及未订名的11种蝌蚪,对许多属都作了讨论,指出该属分类现状及今后应研究的问题,对后学者很有启迪。此书于1987年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刘承钊晚年还曾计划撰写他构思已久的第三部专著《中国角蟾亚科的分类研究》。遗憾的是,他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一宏愿,他所领导编写的《中国动物志·两栖纲》也还没有出版,1976年4月9日因急性心肌梗塞与世长辞。
刘承钊是中国共产党员和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并任《中国动物志》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主席等职。刘承钊共发表科学论文57篇,专著2种,手册及图谱各1种。描述两栖动物新种72种及亚种、新属2个。他是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