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资料，系统地研究过去200年来经济发展状况。以上这些调查研究，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所提出的课题。陶孟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从学术上继续研究这些社会问题为社会改革提供依据，这是很自然的。
　　为了将社会调查所的当时工作推到国际上去，1931年陶孟和与林颂河撰写了“Industry and Labour in China”《中国之工业与劳工》一文提交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世界社会经济会议。同年，陶孟和又撰写了“Standard of Living among Chinese Workers”《中国劳工生活程度》一文送交在上海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会议。以后此项国际学术交流，继续不断，于是使社会调查所的成就蜚声海外。
　　1930年初，社会调查所创刊了《社会科学杂志》，主编是陶孟和与曾炳钧。这也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创举。该所还创办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主编是陶孟和与汤象龙。这也是研究我国近代经济史的最早刊物。
　　1934年，中央研究院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经过商议后，决定将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5年1月改称“社会研究所”），陶孟和任所长。合并以后，调查研究工作仍然按原计划进行。
　　抗日战争期间，研究所几经转移，终至1940年秋在四川南溪李庄安顿下来。此时研究人员虽然不多，条件十分艰苦，但在陶孟和以身作则的带领下，仍然作出了几项受到有关方面重视的研究成果，其中之一是《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因为陶孟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以及和会谈判情形十分了解，所以他提出应该早日进行研究，将为以后抗战胜利和谈判赔偿问题时提供资料准备。这是一项很有预见性的重要研究工作。七十年代初在中日复交谈判中，周恩来总理曾派人了解过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过的抗战损失估计。虽然后来我国放弃了赔款要求，但在谈判时仍证明这项研究工作是有重要意义的。
　　从1914年至1949年，陶孟和除了领导组织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工作以外，自己也亲身参加了社会调查研究工作，曾先后在北平、天津、江宁、兰溪等县、市从事社会调查，后又在江苏、安徽、浙江、河南、陕西、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的若干县、市进行专题调查。编著有《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中国社会之研究》、《欧洲和议后之经济》、《中国劳工生活程度》、《社会与教育》、《公民教育》、《社会问题》、《中国之县地方财政》、《孟和文存》等。他在社会所时，录用了一些大学和大学研究院毕业的年青人员，如巫宝三、彭泽益、刘国光等，经过积极的培养，都成为经济学界的学术带头人。
　　自1935年起，陶孟和被聘任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

陶孟和-与国民党政权作斗争

　　陶孟和在青年时期，曾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因此与之有过往来。但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蒋介石反动面目的逐步暴露，陶孟和的幻想也随之破灭了。 特别是1946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刺杀后，陶孟和义愤填膺，为此曾写信给邵力子，揭露蒋介石的无耻行径。有一次，他参加国民参政会后，从重庆回到社会所，就在同事面前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还引用周贻春（抗战前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任农林部长）的话，说“国民党政府已经烂到核心了，就是说不可救药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社会研究所从四川迁回南京。没过多久，全面爆发内战，1948年，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先是奉令准备南迁，后来又要求迁往台湾。陶孟和冒着风险，正义凛然地发动社会舆论与之斗争。他的言论起到了揭露国民党政府阴谋和稳定人心的作用。当得知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以及故宫博物院的珍藏文物，都被先后搬往台湾时，陶孟和非常不满，立即在《大公报》发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图书》（1949年3月6日）。他说，对于这种搬迁，“我们积极的反对，我们严厉的予以斥责。我们主张应该由政府尽速将它运回”。他所列举的“最根本的反对理由”是，“这些古物与图书决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人民的”。
　　中央研究院当时在南京有地质所、气象所、数学所、物理所、天文所、历史语言所、社会所等。在这些所的所长中，出现了两派，一派以傅斯年为首，主张随国民党迁往台湾；一派以陶孟和为首，主张坚决不迁，留守南京，等待解放。他想，即使不能阻止整个中央研究院南迁，至少也要把社会所和尽可能多的研究所保存下来。陶孟和其时患心脏病，他不顾年老体弱，单身住在研究所办公室，照常主持所务，给所中工作人员以精神上的支持。陶孟和当时还对大家说：“朱家骅（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会把我怎么样。”陶孟和极大地鼓舞了南京各研究所反搬迁的斗争，也对中央研究院的上海各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时，中央研究院的多数研究所都留在了南京或上海。社会所工作人员，个个坚守岗位，护院护所，没有一个人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所中财产，包括图书资料没有丝毫损失。

陶孟和-新政权下的新使命

　　1949年4月23日，陶孟和以极为兴奋的心情迎接南京解放。第二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将军身着灰布军服，带一位警卫员，来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办公楼看望陶孟和。由于陶孟和事先不知道，着长袍至会客室相见，互道姓名以后，乃知是陈老总。陈毅早年在北平中法大学读书时，曾读过陶孟和发表的某些文章，受到启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了解陶孟和在解放前夕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义举。这也是两个月后，陈毅向党中央力荐陶孟和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原因。
　　5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管会文教会派赵卓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召集员工联谊会理事会，陶孟和等积极支持军管会的工作。在中央研究院各所被中国科学院接管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根据南京军管会的安排，曾成立中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维持南京各所的日常工作，共有14位委员，以陶孟和为主任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于当年9月在北京召开，陶孟和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出席会议，并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10月19日，他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为了确定办院的方针、任务和组织机构，陶孟和认真地搜集和研究各国科学院的历史及其近况资料，分析中外的异同。他在1950年6月20日第一次扩大院务会议作的报告中说：
　　我对于科学院的条例与规程，作一简单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在人民政协组织中，是一个亟重要的部门，中国科学院的组织与国外者不完全相同，例如东德研究（科学）院系由研究员与院士组成的。又如英帝国的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为一集团，按期集会。苏联科学院有研究所，一方面又与英、美、法相近，不同的是研究员约有万人。中国科学院接收了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调整后有16个研究单位，这是与苏联相同的，但是，中国科学院本身是行政机关，不与外国者相同，而是有双重任务的。中国的科学是落后的，例如中国的地质学者仅不过三百人，化学家的人数更少，中国科学院首要任务为奖励、促进及加强科学研究工作，把科学研究机构推进，使各研究人员发挥最高才能，为中国人民服务。按照共同纲领，中国科学院要为全国发展学术。过去中央研究院虽然为各所服务，多少做了点工作，但是，对于发展全国学术方面，并没有做到。现在，中国科学院要借重全国人才，完成这种任务，科学院绝不采取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也不采取命令主义，而是要采纳各地方的意见。
　　陶孟和在建院之初时，兼任联络局局长。联络局承担国内外的科学联络工作。为了能进行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陶孟和关注搜集世界各国及各国际性学术机关团体，包括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资料。注意为赴苏联及东欧国家实习及考察人员选送科学书刊，以利进行国际交流。陶孟和文字修养很高，英文、法文、日文、拉丁文都精通。他对发往国外的重要文件都仔细地审批才发出。他经常教导联络局工作人员一封信该怎样表述恰当，一封电报该怎样用字简练。他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