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献文先生传略

　　动物学家。浙江瑞安人。1921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7年获厦门大学理学士学位。1932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中国研究鱼类学和水生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对蠕虫类、甲壳类、两栖爬行类、鸟类等动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组织了渤海湾及山东半岛的海洋生物调查，这是中国组织的海洋考察的开端；领导并参加了江苏五里湖的调查工作。组织编写了《中国鲤科鱼类志》（上、下卷）。《鲤亚目鱼类分科的系统及其科间系统发育的相互关系》提出了鲤亚目鱼类的一个新的分类系统，其论点已被加拿大学者J.S.纳尔逊引用于权威性著作《世界鱼类》第二版。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伍献文（1900—1985），动物学家，鱼类学家，线虫学家。中国鱼类分类学、形态学和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鲤科鱼类志》巨著的主要撰写者。在国内率先阐明鲤亚目鱼类的系统发育，并提出了新分类系统。最早组织和进行了中国的海洋与湖泊综合调查。倾心于科研组织工作和人才培养，为中国水生生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伍献文，字显闻，1900年3月15日生于浙江省瑞安县屿头村一个小康农家。其父粗通文墨，思想开化，后弃农经商，在乡村小镇开办了一个鱼行。但由于不谙经营，以至家道中落。他不顾家境贫寒，坚持让三个儿子读书。在伍献文三弟兄相继完成中学学业后，他的两个哥哥都支持伍献文继续求学。但家庭的经济条件已无法供应他上大学，于是由他自己选择，1917年考取了既可免除学费又可供应膳食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农业专修科。1920年冬，我国近代动物学研究的创导人秉志教授从美国回国，并在南京高师执教。秉志所教的动物学及其亲自指导的动物学实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动物比较形态学等新的知识引起伍献文的极大兴趣，他暗下决心，将从事动物学研究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
　　1921年，伍献文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到福建厦门市集美学校任教。一年以后，厦门大学正式成立，他转到厦大动物学系担任助教。厦门大学的六年生活在伍献文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在这里他所接受的动物学研究的基础训练，奠定了他终生事业的基础。初到厦门大学，他跟随S．F．赖特（Light）指导学生的动物学实验。为了胜任这项工作，伍献文向赖特学习动物分类学。有一次，赖特带着伍献文到海边岩石上取下一种动物，要他自己去分类鉴定，他先从培养观察、形态解剖入手，弄清楚构造，然后从门、纲、目、科、属，一直定到种，用了一个多星期时间，终于确定这种动物是一种内肛动物的群体。这种分类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本训练，给伍献文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1925年，秉志来到厦门大学，在动物学系教授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在秉志的鼓励下，伍献文向学校注册为动物学系学生，一面给秉志当助教，一面完成自己的学业，他在组织学和胚胎学方面的坚实基础，就是这一时期在秉志直接指导下取得的。与此同时，伍献文又跟随R·何博礼（Hoeppli）学习寄生虫，并对厦门和浙江的自由生活线虫、江豚的肺寄生线虫及其引起的组织病理变化进行了研究。年青的伍献文在这里迈出了一生事业的第一步。
　　厦门大学毕业以后，伍献文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生物学系教动物学。虽然这时他已经在线虫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对鱼类学研究的志趣却始终没变。在南京只停留一年，他就辞去了中央大学的教职，于1929年接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去法国留学，在巴黎博物馆鱼类学实验室L．罗勒（Roule）的指导下学习鱼类学。经过三年含辛茹苦的刻苦努力，伍献文终于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比目鱼类的形态学、生物学和系统学的研究》（Contribution a l’Etude morphologique，biologique etsystematique des Poissons Heterosomes（pisces heterosomata）dela Chine．Theses Univ．Paris，Ser．A，no．224（1932）：1—179），于1932年取得了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从20年代初起，在秉志等动物学界先辈的努力下，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相继成立，并创建了多种科学刊物。伍献文出国前后，已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论文。1930年，中央研究院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南京成立，这是我国由政府主办的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伍献文回国后，立即被推荐主持博物馆动物学部的工作，同期在动物学部工作的还有方炳文、常麟定等人。为了调查祖国富饶的生物资源，他们深入到广西、贵州、云南等边远山区，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发现了许多在科学上未曾记载过的新的物种。在这段时间，伍献文的工作涉猎面相当宽，表现出他在动物学研究上的坚实基础。
　　1934年，自然历史博物馆改为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不久又改称动植物研究所。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的炮火迅速向南蔓延，中央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纷纷迁入内地，动植物研究所也奉命迁往湖南的长沙和衡山，几年艰辛初创的科研条件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为了起码的科研工作需要，伍献文和他的同事将显微镜和图书资料一一装箱带走，却丢掉许多私人生活用品。当时研究所已收藏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包括一些新种的模式标本，都无法带走。为了保存这些标本，他们在夹墙的地下挖了一条深沟，小心翼翼地将标本一瓶瓶埋藏起来，想在抗战胜利后取出使用。谁曾料到，八年以后，他们怎么也挖掘不出这批珍贵的标本，盗掘者可能因为挖到的不是金银珠宝而将这些“臭鱼烂虾”随手倒弃了，而伍献文他们却为丢失这批无价之宝而终身遗憾。
　　长沙大火又将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赶到了广西阳朔。艰难的跋涉、困苦的生活、拮据的科研经费，并没有动摇伍献文继续进行科学研究的决心。在阳朔的短暂停留中，伍献文完成了《漓江的鱼类》（On the fishes of Li－kiang．Sinensia，10（1—6）：92—142）一文，其中描述了发现于漓江的11个新种。1939年，动植物研究所搬迁到四川重庆北碚，才有了稍为安定的科研环境。然而，中原沦丧，烽烟四起，调查祖国自然资源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伍献文决定以室内工作为主，开展了一系列实验鱼类学研究，在形态学、组织学及生理学领域发表了许多论文。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央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搬到上海。伍献文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到1946年才登上轮船迤逦东下，在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任研究员。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然而，国民政府的腐败和通货膨胀，使已过不惑之年的伍献文对国民党的统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