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研究结果连续发表在国内的许多学术刊物上。1981年，伍献文和他的助手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题为《鲤亚目鱼类分科的系统及其科间系统发育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报告，提出了鲤亚目鱼类的一个新的分类系统。这个报告引起了国际鱼类学界的普遍关注，加拿大鱼类学家J．S．尼尔逊将此研究结果引入他所编著的《世界鱼类》一书中，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位学者纷纷来信索取有关资料，许多人建议在中国召开有关鲤亚目鱼类研究的国际科学讨论会。这项成果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除了在鱼类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外，伍献文在研究其他动物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20年代，他在厦门大学担任助教时，在秉志等几位中外著名学者的直接指导下，他广泛涉猎鸟、蛇、蛙、鱼、线虫、水母等不同种类的动物，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30年代初，伍献文主持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学部，在继续进行鱼类、蠕虫类研究的同时，又开展了对河蟹、蝎类的研究。他发表的《中国河蟹志略》和《中国之蝎及蝎珠》都是国内研究该类动物的领先之作。他在线虫形态学和分类学方面所作的贡献也深为国内外专家所推崇。他的有关线虫的研究论文曾在美国、德国和法国等权威性刊物上发表，所论述的动物寄生线虫的3个新属和23个新种和新亚种，绝大多数已为学术界所承认并收入有关专著。

科研工作的优秀组织者

　　

1980年6月伍献文向总书记胡耀邦汇报工作

　伍献文是我国组织开展海洋及湖泊综合考察的先驱。早在1935年6至11月，他就组织了渤海湾及山东半岛的海洋及海洋生物综合调查。这次调查虽然规模不大，而且许多工作因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而未能继续和整理，但它却是我国海洋科学考察的开端。1951年，伍献文领导并参加了五里湖的湖泊调查工作，这是国内首次对湖泊进行较长期的综合性科学考察。这个工作为以后的湖泊调查规范化打下了基础。伍献文还参加了三峡水库库区、丹江口水库库区的水生生物调查和渔业规划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伍献文担任了许多科研领导职务，把大半时间和精力花费到科研组织管理工作上，在他的直接指导和规划下，水生生物研究所建立了收藏有30余万号标本的亚洲最大的淡水鱼类标本室，成为国际鱼类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在他的领导下，水生生物研究所的鱼类学研究已扩大到鱼类分类学、生态学、生理学、遗传学和组织学各个领域，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水生所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一切都是与伍献文的努力分不开的。
　　伍献文一直是学术团体的热心组织者。早在1934年，他就参加发起和创立中国动物学会，历任学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又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并担任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他还担任过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1979年他又与朱元鼎教授等著名的鱼类学家共同发起组织中国鱼类学会，并被选为学会名誉理事长。他还兼任了许多学术刊物的编辑委员会委员。
　　伍献文在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方面也作出了贡献。1956年，他被聘任为中、苏、朝、越四国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的委员，数次参加在北京、莫斯科、平壤等地召开的委员会会议，为加强四国之间渔业方面的合作尽了自己的力量。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赴芬兰出席国际湖泊学年会，1964年到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古巴进行水生生物学考察。他还是国际环境毒理学会的会员，英国林奈学会客籍会员。

可贵的为人品德

　　伍献文除了在学术上有很高的声誉之外，他的为人也得到普遍的尊敬和爱戴。伍献文坦诚正直，对朋友和同事肝胆相照，助人为乐，与童第周、陈世骧、刘承钊、朱洗等老一辈的动物学家结下了极深的友谊。早年和他一起在中央研究院自然博物馆共事的方炳文，经常在他家中食宿，情同手足。后来方炳文赴法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幸在巴黎罹难，噩耗传来，伍献文为之伤痛不已，亲笔著文悼念，并介绍方炳文在中国鱼类学研究中所作的贡献。秉志教授于1965年2月21日病逝，当时伍献文正结束古巴考察，归途路过捷克，当他突然在使馆的《人民日报》上看到讣告时，不禁失声痛哭。其对师友的感情之深可见一斑。同学、同事以及故乡戚友生活上有困难，伍献文无不慷慨解囊。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自己身在幽禁之中，也还处处关心他人。
　　伍献文除早年在厦门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之外，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时，也曾在大学兼职，1934—1937年任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后兼系主任；1941—1943年任复旦大学教授，1947—1948年又兼任江苏医学院教授。在几十年的科研和教学中，伍献文直接教导和培养出大批的学生和助手。他常对学生说：“搞科学研究要有天资，但更重要的是勤奋，二者兼而有之才是难能可贵的。”他总是按这个标准去选择学生和助手。他要求自己的助手不仅要能工作，而且要能思考。他常在实际工作中启发和鼓励他们提出新颖的学术观点，并指导他们整理发表。有时有些观点与他自己的看法不一致，他就与他们展开平等的讨论，并且毫无保留地接受被证明是正确的观点。由于他知人善任，善于发现人才，善于培养人才，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人都进步很快，他的学生和助手有不少已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许多人成为我国水生生物学和水产科学技术上的骨干力量。1977年，伍献文就任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不久又兼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但他从一开始就有让贤之意，多次要求科学院选拔年富力强的人才接替他的职务。伍献文在生前就将他直接领导的鱼类分类组的工作交给了中年科学家，希望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迅速成长，使我国的鱼类学研究后继有人，进一步发展。
　　伍献文的生活十分俭朴，无特殊的业余爱好，早年在工作之余喜爱集邮和下围棋，后来因工作繁忙也就丢开了。他唯一的嗜好是读书，而且主要读科学书籍。在他的一生中几乎没有添置什么贵重财产，但却购置了数千册珍贵的图书资料。在战争环境中，他连日常用品都丢弃了，这些书籍却始终珍藏着。后来又将这批书籍资料放在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类分类组资料室，或直接赠送给所图书室，供大家阅读使用。伍献文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

伍献文先生简历

　　

　1900年3月15日　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县。
　　1918—1921年　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
　　1921—1922年　任厦门集美学校生物系教员。
　　1922—1928年　任厦门大学动物系助教。
　　1925—1927年　厦门大学生物系工读生，获理学士学位。
　　1928—1929年　任中央大学生物系助教。
　　1929—1932年　在法国巴黎博物馆鱼类学实验室深造，获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1932—1934年　任中央研究院国立自然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