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
地调查和以物价指数为主的经济统计工作,其出版的《经济周刊》、《南开指数年刊》等多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借重。1929年改科为院,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及医预科,共13个系。1931年,商学院与文学院经济系及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成立经济学院;创办化学工程系和电机工
早期的南开大学作为私立大学,其经费除政府少许补贴和学费及校产收入外,基本赖于基金团体和私人捐赠。本着“贵精不贵多,重质不重量”的原则以及投资所限,学校规模一直较小,1937年在校学生仅429人,但师资力量较强,凌冰(教育)、姜立夫、刘晋年(数学)、饶毓泰(物理)、邱宗岳、杨石先(化学)、李继侗、熊大仕(生物)、蒋廷 (历史)、李济(人类学)、肖公权、徐谟(政治学)、何廉、方显廷、陈序经、李卓敏(经济)、黄钰生(心理学)、张彭春(教育学)、柳无忌(英文)、司徒月兰(英文)、冯文潜(哲学)、张克忠、张洪元(化工)等。竺可桢(气象、地理)、汤用彤(哲学)、范文澜(历史)、罗隆基(政治)、吴大猷(物理)等也都曾在南开短期任教。
经过长期的艰苦创业,南开大学终以优越的学术环境、严谨的科学训练方针以及崇尚务实的精神而名驰南北,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是其杰出代表。
1937年7月,正处于成熟发展时期的南开大学不幸惨遭日本侵略军狂轰烂炸,三分之二的校舍被毁。同年8月,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翌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南开经济
研究所迁至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内,继续开展研究工作,并招收研究生;1942年7月,南开在昆明成立“边疆人文研究室”,并出版《边疆人文》刊物。联大期间,三校风云际会,艰苦创业,和衷共济,为国家民族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人才和革命志士,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三校复员北归,1946年南开大学迁回天津并改为国立。复校后设文学院、理学院、政治经济学院和工学院,计16个系,另设有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及边疆人文研究室。师资力量有了加强,一批学者如吴大任、卞之琳、肖采瑜、傅筑夫、高振衡、李广田、罗大冈、汪德熙、谢国桢、张清常、王玉哲、杨生茂、司徒月兰等来校任教。张伯苓在担任校长长达30年之后,于1948年离任,由 何廉代理校长。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南开大学开始了新的历程。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南开大学的发展,周恩来总理于1951年、1957年和1959年三次回母校视察;1958年毛泽东主席莅校视察;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南开;李鹏、朱鎔基等也曾先后视察南开,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南开师生以极大的鼓舞。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南开大学由一所学科比较齐全的大学变成了一所仅拥有文理学科的综合性大学,设有14个系,3个专修科。院系调整后,郑天挺、雷海宗、吴廷璆 、李何林、朱维之、李霁野、季陶达、顾昌栋、温公颐、陈仁烈、江安才、曾鼎禾、杨宗磐调入南开;王赣愚、何炳林、陈荣悌、陈茹玉、陈天池、王积涛、严志达、崔等一批国外留学者纷纷回归, 相继加入南开教席。1958年,南开大学的贸易、企业管理、会计、金融、财政、统计等系转入新组建的天津财经学院。1960年设立地质地理系(1961年停办)、物理二系(1961年转入兰州大学)和哲学系。80年代前,长期停滞于9个系的设置,即数学、物理、生物、化学、中文、外文、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系。
1966年至1976年,南开大学正常教学秩序被破坏。1966年至1971年教学、科研工作完全瘫痪,五年之久不招生、上课。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学校大部分校舍遭到不同程度损坏。
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大学焕发青春活力。1980年以后,南开大学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利用老专业基础好的优势,建立了一批新的专业和研究机构。文科重点增设了以财经类为主的应用性专业,并在此基础上于1983年恢复了经济学院,理科重点增设了交叉、边缘和高新科技类专业。到80年代中后期,南开大学发展成为一所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生命科学、管理科学及艺术等多学科的综合大学。
1994年,天津对外贸易学院并入南开大学。
“七七”事变后,南开被日军飞机炸成废墟,大学部先迁长沙,继迁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1938年7月,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45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6月,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1949年拒绝去台湾,留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苓称赞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曾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1950年5月,从重庆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
张伯苓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他在青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立志兴办教育,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以达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目的。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躅蹶,矢志不渝。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张伯苓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他从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张伯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严修(1860-1929)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也是革新封建教育
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
程系,附属于理学院;1932年设立应用化学研究所。早期的南开大学作为私立大学,其经费除政府少许补贴和学费及校产收入外,基本赖于基金团体和私人捐赠。本着“贵精不贵多,重质不重量”的原则以及投资所限,学校规模一直较小,1937年在校学生仅429人,但师资力量较强,凌冰(教育)、姜立夫、刘晋年(数学)、饶毓泰(物理)、邱宗岳、杨石先(化学)、李继侗、熊大仕(生物)、蒋廷 (历史)、李济(人类学)、肖公权、徐谟(政治学)、何廉、方显廷、陈序经、李卓敏(经济)、黄钰生(心理学)、张彭春(教育学)、柳无忌(英文)、司徒月兰(英文)、冯文潜(哲学)、张克忠、张洪元(化工)等。竺可桢(气象、地理)、汤用彤(哲学)、范文澜(历史)、罗隆基(政治)、吴大猷(物理)等也都曾在南开短期任教。
经过长期的艰苦创业,南开大学终以优越的学术环境、严谨的科学训练方针以及崇尚务实的精神而名驰南北,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是其杰出代表。
1937年7月,正处于成熟发展时期的南开大学不幸惨遭日本侵略军狂轰烂炸,三分之二的校舍被毁。同年8月,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翌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南开经济
研究所迁至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内,继续开展研究工作,并招收研究生;1942年7月,南开在昆明成立“边疆人文研究室”,并出版《边疆人文》刊物。联大期间,三校风云际会,艰苦创业,和衷共济,为国家民族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人才和革命志士,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三校复员北归,1946年南开大学迁回天津并改为国立。复校后设文学院、理学院、政治经济学院和工学院,计16个系,另设有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及边疆人文研究室。师资力量有了加强,一批学者如吴大任、卞之琳、肖采瑜、傅筑夫、高振衡、李广田、罗大冈、汪德熙、谢国桢、张清常、王玉哲、杨生茂、司徒月兰等来校任教。张伯苓在担任校长长达30年之后,于1948年离任,由 何廉代理校长。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南开大学开始了新的历程。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南开大学的发展,周恩来总理于1951年、1957年和1959年三次回母校视察;1958年毛泽东主席莅校视察;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南开;李鹏、朱鎔基等也曾先后视察南开,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南开师生以极大的鼓舞。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南开大学由一所学科比较齐全的大学变成了一所仅拥有文理学科的综合性大学,设有14个系,3个专修科。院系调整后,郑天挺、雷海宗、吴廷璆 、李何林、朱维之、李霁野、季陶达、顾昌栋、温公颐、陈仁烈、江安才、曾鼎禾、杨宗磐调入南开;王赣愚、何炳林、陈荣悌、陈茹玉、陈天池、王积涛、严志达、崔等一批国外留学者纷纷回归, 相继加入南开教席。1958年,南开大学的贸易、企业管理、会计、金融、财政、统计等系转入新组建的天津财经学院。1960年设立地质地理系(1961年停办)、物理二系(1961年转入兰州大学)和哲学系。80年代前,长期停滞于9个系的设置,即数学、物理、生物、化学、中文、外文、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系。
1966年至1976年,南开大学正常教学秩序被破坏。1966年至1971年教学、科研工作完全瘫痪,五年之久不招生、上课。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学校大部分校舍遭到不同程度损坏。
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大学焕发青春活力。1980年以后,南开大学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利用老专业基础好的优势,建立了一批新的专业和研究机构。文科重点增设了以财经类为主的应用性专业,并在此基础上于1983年恢复了经济学院,理科重点增设了交叉、边缘和高新科技类专业。到80年代中后期,南开大学发展成为一所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生命科学、管理科学及艺术等多学科的综合大学。
1994年,天津对外贸易学院并入南开大学。
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人
张伯苓
张伯苓
张伯苓(1876~1951),现代教育家,原名寿春,字伯苓。1876年4月5日(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1904年,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1907年,在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培养出不少人才。张伯苓提倡教育救国,办学方针注重理工科教育。他反对学生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但也曾保护过进步师生。“七七”事变后,南开被日军飞机炸成废墟,大学部先迁长沙,继迁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1938年7月,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45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6月,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1949年拒绝去台湾,留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苓称赞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曾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1950年5月,从重庆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
张伯苓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他在青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立志兴办教育,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以达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目的。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躅蹶,矢志不渝。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张伯苓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他从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张伯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严修
严修(1860-1929)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也是革新封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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