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凤桐
地区农作物栽培一览表。他在“前言”中写道：“我们要在今年大生产运动里，找出农业生产的一般规律，这样我们以后布置生产、领导生产，才不犯主观主义的毛病。”并要求各县、各区工作人员，“在工作中随时随地搜集材料，今年年底能作出各县各区自己的生产月历，自己的农作物播种期，明年工作就方便多了。”
１９４９年４月，陈凤桐奉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之命，在原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中央林业实验所华北林业试验场、中央畜牧实验所北平工作站、农林部兽医防治处北平分处以及河北省农业改进所等机构的基础上组建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并于当年５月１日宣告成立，他立即将全部精力和智慧，投入到该所的建设与发展中。陈凤桐在该所编印的首期《工作通讯》中指出：“这座科学机关，已经随着北平的解放，而永远为人民所有。但我们还要用大力量去改造它，及早地把我们的力量投入到新中国农业建设中去，把我国的农业提高到科学的近代化。”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综合性的农业科研机构。陈凤桐根据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发展的需要，不仅提议设置农作物系、园艺系、病虫害系（后改为植物保护系）、理化系（包括土壤、肥料、微生物和农药研制等）、畜牧系、家畜防疫系、森林系，还增设了开展遗传、生理、生化等基础研究的应用植物学系（后改为发育生物系）和开展农业小气候、气象灾害和物候学等方面研究的农业气象室。他十分重视农业科技情报和普及推广工作，专门设置了“编译委员会”和“农业推广委员会”，前者着重收集翻译国内外农业科技情报资料和编辑出版农业科学专著与学术刊物；后者主要是组织推广本所的科研成果和从事农业科技宣传普及工作。上述机构的增设，是陈凤桐具有战略意义的创举，对我国农业科学有关学科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小麦锈病是当时威胁小麦生产的重要病害，大发生年份造成数百亿斤的小麦损失。针对１９５０年在全国范围大发生的惨重教训，陈凤桐提出“全国小麦锈病研究急需统一起来”的建议，并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农业部的主持下，于当年８月召开有３０多位小麦锈病专家和育种专家参加的全国小麦锈病会议，成立了全国小麦锈病研究委员会并制定出统一的研究计划，在全国小麦锈病和育种研究工作者合作下，很快取得重大突破。由于各地相继育成一批批抗锈高产品种，从１９６５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控制了小麦条锈病的危害。这项研究成果先后获得我国自然科学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蝗虫特别是中华飞蝗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害虫，每次蝗灾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陈凤桐亲自组织科研人员深入蝗区进行调查研究，摸清了蝗虫的种类和发生规律，总结提出查卵、查蛹、查成虫的“三查”测报和“６６６”粉剂与麦麸毒饵治蝗技术，为５０年代中期在飞蝗滋生地消灭蝗害作出了贡献。这两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科研成果的取得，与陈凤桐在开始阶段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１９５３年，我国进入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陈凤桐在组织全所科研人员学习《实践论》、主持制定《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试验研究工作计划大纲》的同时，提出与河北、山西两省农业厅合作，使用双方技术力量，在两省内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农村基点，开展麦、棉区域增产技术为主的调查研究，要求在摸清生产情况的基础上，找出综合性的增产方案和技术规程。１９５３年３月，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抽出上百名高、中、初级科研人员组成河北、山西两个农村科学工作队。陈凤桐亲自带领５４名科研人员，会同河北省抽调的１３０名科技人员，在全省不同农业区建立了５４个研究基点，他和科技人员一起深入农村，进行生产全过程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在各个生产季节召开讨论会，编印《工作通讯》，交流经验，指导全队工作。１９５４年１月，他在《农业科学通迅》上发表《深入农村，为生产服务，是农业科学工作的正确道路》文章，全面总结介绍了１９５３年河北、山西两省麦、棉区域化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和取得的科研成果。这篇文章对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开展农村基点工作，起到极大推动作用。１９５５年，中央决定扩大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范围，除河北、山西外还增加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合作。陈凤桐立即召开四省农业科学工作会议，共同制定研究计划，在有代表性的地区选建农村基点，研究大面积增产方案。他继续深入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基点进行调查和指导工作，还在《农业科学通讯》上先后发表《让我们的工作向前跨进一大步》、《农业科学工作不能离开生产实践》、《加强农业科研工作》等文章，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大力推进农业区域化调查研究和增产示范工作。
陈凤桐回到北京后，本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革命精神，不愿闲着‘等死’，经与北京市委和市政府领导联系，接受北京农业劳动大学顾问名义，积极参加农业教育改革工作。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与其他许多老同志一样，经历了严峻考验。１９７０年，北京农业劳动大学撤销，陈凤桐被安排住到海淀区成府街道，成为一名普通居民。此时，他尽管年事已高，但从不气馁，表现出高洁品质，积极参加街道的社会活动，慷慨资助居民和公益事业；满腔热情地辅导居民学文化、学政治，受到街道居民的尊敬和称赞。
１９７６年，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紧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陈凤桐二十多年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回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担任顾问，并恢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职务。他义无反顾地与同志们商讨农业科研发展设想，继续为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６日，陈凤桐本着“我们搞过农业科学的人，有责任汇报工作和提出改进意见”的精神，及时向党中央提出对我国农业科学工作的十一项具体建议；１２月２５日，他再次上报《关于中国农林科学院专业研究所体制的建议》。在此前后，他还给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高惠民、李文玉，著名土壤学家侯光炯等同志写信，探讨什么是土壤
开创新中国的农业科技事业
１９４９年４月，陈凤桐奉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之命，在原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中央林业实验所华北林业试验场、中央畜牧实验所北平工作站、农林部兽医防治处北平分处以及河北省农业改进所等机构的基础上组建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并于当年５月１日宣告成立，他立即将全部精力和智慧，投入到该所的建设与发展中。陈凤桐在该所编印的首期《工作通讯》中指出：“这座科学机关，已经随着北平的解放，而永远为人民所有。但我们还要用大力量去改造它，及早地把我们的力量投入到新中国农业建设中去，把我国的农业提高到科学的近代化。”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综合性的农业科研机构。陈凤桐根据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发展的需要，不仅提议设置农作物系、园艺系、病虫害系（后改为植物保护系）、理化系（包括土壤、肥料、微生物和农药研制等）、畜牧系、家畜防疫系、森林系，还增设了开展遗传、生理、生化等基础研究的应用植物学系（后改为发育生物系）和开展农业小气候、气象灾害和物候学等方面研究的农业气象室。他十分重视农业科技情报和普及推广工作，专门设置了“编译委员会”和“农业推广委员会”，前者着重收集翻译国内外农业科技情报资料和编辑出版农业科学专著与学术刊物；后者主要是组织推广本所的科研成果和从事农业科技宣传普及工作。上述机构的增设，是陈凤桐具有战略意义的创举，对我国农业科学有关学科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小麦锈病是当时威胁小麦生产的重要病害，大发生年份造成数百亿斤的小麦损失。针对１９５０年在全国范围大发生的惨重教训，陈凤桐提出“全国小麦锈病研究急需统一起来”的建议，并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农业部的主持下，于当年８月召开有３０多位小麦锈病专家和育种专家参加的全国小麦锈病会议，成立了全国小麦锈病研究委员会并制定出统一的研究计划，在全国小麦锈病和育种研究工作者合作下，很快取得重大突破。由于各地相继育成一批批抗锈高产品种，从１９６５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控制了小麦条锈病的危害。这项研究成果先后获得我国自然科学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蝗虫特别是中华飞蝗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害虫，每次蝗灾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陈凤桐亲自组织科研人员深入蝗区进行调查研究，摸清了蝗虫的种类和发生规律，总结提出查卵、查蛹、查成虫的“三查”测报和“６６６”粉剂与麦麸毒饵治蝗技术，为５０年代中期在飞蝗滋生地消灭蝗害作出了贡献。这两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科研成果的取得，与陈凤桐在开始阶段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１９５３年，我国进入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陈凤桐在组织全所科研人员学习《实践论》、主持制定《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试验研究工作计划大纲》的同时，提出与河北、山西两省农业厅合作，使用双方技术力量，在两省内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农村基点，开展麦、棉区域增产技术为主的调查研究，要求在摸清生产情况的基础上，找出综合性的增产方案和技术规程。１９５３年３月，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抽出上百名高、中、初级科研人员组成河北、山西两个农村科学工作队。陈凤桐亲自带领５４名科研人员，会同河北省抽调的１３０名科技人员，在全省不同农业区建立了５４个研究基点，他和科技人员一起深入农村，进行生产全过程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在各个生产季节召开讨论会，编印《工作通讯》，交流经验，指导全队工作。１９５４年１月，他在《农业科学通迅》上发表《深入农村，为生产服务，是农业科学工作的正确道路》文章，全面总结介绍了１９５３年河北、山西两省麦、棉区域化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和取得的科研成果。这篇文章对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开展农村基点工作，起到极大推动作用。１９５５年，中央决定扩大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范围，除河北、山西外还增加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合作。陈凤桐立即召开四省农业科学工作会议，共同制定研究计划，在有代表性的地区选建农村基点，研究大面积增产方案。他继续深入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基点进行调查和指导工作，还在《农业科学通讯》上先后发表《让我们的工作向前跨进一大步》、《农业科学工作不能离开生产实践》、《加强农业科研工作》等文章，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大力推进农业区域化调查研究和增产示范工作。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陈凤桐回到北京后，本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革命精神，不愿闲着‘等死’，经与北京市委和市政府领导联系，接受北京农业劳动大学顾问名义，积极参加农业教育改革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与其他许多老同志一样，经历了严峻考验。１９７０年，北京农业劳动大学撤销，陈凤桐被安排住到海淀区成府街道，成为一名普通居民。此时，他尽管年事已高，但从不气馁，表现出高洁品质，积极参加街道的社会活动，慷慨资助居民和公益事业；满腔热情地辅导居民学文化、学政治，受到街道居民的尊敬和称赞。
１９７６年，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紧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陈凤桐二十多年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回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担任顾问，并恢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职务。他义无反顾地与同志们商讨农业科研发展设想，继续为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６日，陈凤桐本着“我们搞过农业科学的人，有责任汇报工作和提出改进意见”的精神，及时向党中央提出对我国农业科学工作的十一项具体建议；１２月２５日，他再次上报《关于中国农林科学院专业研究所体制的建议》。在此前后，他还给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高惠民、李文玉，著名土壤学家侯光炯等同志写信，探讨什么是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