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玺
组织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冶炼试验
攀枝花铁矿是高钛型钒钦磁铁矿，这种矿石的冶炼是100多年来一直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想用规模大、产量高的高炉冶炼，更是科技领域中的一大难题。原因是高钛渣过粘，堵塞高炉，无法冶炼。然而利用攀矿建设我国西南钢铁基地则是我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既重要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58年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期间批转了关于建设攀枝花钢铁厂的报告，当时解决攀枝花铁矿的冶炼问题已成燃眉之急。
1959年，为与苏联科学院合作研究攀矿冶炼，王之玺曾组织钢铁研究总院、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所进行了攀矿小高炉冶炼试验。后因故停顿。
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结束，钢铁工业需要进一步发展，攀矿冶炼试验需要继续进行。由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徐驰直接领导这一工作。是年春，王之玺代表钢铁司商请钢铁研究总院炼铁研究室李公达主任组织一个小组赴攀枝花矿区进行实地调查（详情参阅同卷李公达传略）
在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要加快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并请周总理主管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王之玺因而于6月中旬在京召开了有关技术人员和炼铁专家的研讨会，讨论攀矿冶炼方案。会上争论激烈，有的说用高炉冶炼，有的建议用电炉，化工冶金研究所叶渚沛所长则建议用高炉“三高”（高风温、高湿度、高顶压）方法冶炼。莫衷一是。同年7月，王之玺到矿区了解了攀枝花矿的储量和矿石特点。8月，又在鞍山召开的科委冶金组会议上进行了第二次讨论。会上仍有同样的争论，但多数主张进行高炉冶炼试验，王之玺也赞成以高炉冶炼试验为主，同时进行电炉试验，并提出，为加快速度，试验必须从半工业性或工业性试验着手。最后确定以高炉试验为主，同时进行电炉和“三高”冶炼试验。
攀枝花地处我国西南山区，交通十分不便，无法运出大量矿石。针对这一情况，王之玺提出了一个配矿试验与原矿试验相结合的三步试验计划，即：
第一步，在承德钢铁厂100立方米高炉上用承钢现有的含Ti028%～10%的铁精矿和含Ti0245%左右的钦精矿配成矿成分，进行小型工业性模拟试验；
第二步，利用西昌28立方米的小高炉直接用攀矿进行验证试验；
第三步，如验证成功，为确保攀钢建设大高炉冶炼成功，再在首都钢铁公司1号高炉上进行大高炉配矿冶炼试验和转炉炼钢及轧钢试验。
这项试验计划经徐驰副部长同意并得到负责攀钢建设的李富春和薄一波两位副总理的赞同。
随后，王之玺立即与承钢联系组织试验准备工作。1964年冬，王之玺商请由李公达担任承德高炉冶炼试验组组长，由蔡博担任在吉林铁合金厂进行的电炉冶炼试验组组长，由叶渚沛负责在首都钢铁公司进行的“三高”冶炼试验。后来因李公达有病，不能长期驻留承德，因由冶金部商调鞍钢炼铁厂代厂长周传典为副组长，具体负责试验工作。
高炉试验工作，采用承德钢铁厂含钦较低的钒钦磁铁矿精矿粉，配加承钢的钦精矿，使其达到攀枝花铁精矿成分，而后烧结入炉。试验从1965年1月24日开始到同5月，共用了3个多月时间，在实验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摸清了情况，落实了技术措施，解决了高钦渣高炉冶炼的根本问题。在此期间，王之玺每两周去承德一次，了解试验情况并参加研究讨论。
承德试验成功后，又按计划进行了西昌小高炉的验证试验和首都钢铁公司的大型高炉试验。结果完全一致。这一试验的成功突破3百多年来世界上没有解决的难题，肯定了高炉冶炼高钛型钒钛磁铁矿的前途，为攀钢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开拓学会工作
1954年中国科学院和冶金工业部冶金、金属材料等方面的专家与学者在北京相会，倡议筹建我国冶金方面的学会并组织了筹备委员会。推周仁为主任，刘彬、靳树梁、王之玺、张文奇为副主任。195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金属学会。由此时起，王之玺连续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1980年当选为副理事长，1986年当选为荣誉会员。
前后30余年，为中国金属学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发展学会工作，他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活动，坚持学术活动结合冶金工业实际。如1979年12月召开的全国轧钢会议，对我国轧钢工业现状与其后发展方向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提出应用连铸逐步代替初轧，用连续式冷热宽带钢轧机代替劳特式中板轧机和迭轧薄板轧机，用冷轧硅钢片代替热轧硅钢片，用连续式棒材、型材轧机代替横列式轧机，用步进式加热炉代替推式加热炉等等，据此写了轧钢会议报告，受到好评。
1983年7月，中国金属学会受冶金部委托，对冶金部编写的《钢铁工业技术政策和装备政策》及《钢铁工业科技发展规划大纲》进行论证。在周传典副部长的直接领导和有关人员的大力协助下，王之玺组织了400多位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讨论，并作了修改。最后由冶金部编印成集颁发试行。这一工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集体一等奖。
继续为钢铁科技事业奋斗终身
王之玺1984年离休，时已78岁。他已届耄耋之年，犹念念不忘国家钢铁科技事业的发展。他不仅担任冶金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及时提出建议，还于1987年到1991年协同学部委员魏寿昆等两次远道跋涉，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发展钢铁工业的专题报告。第一次是在1988～1989年，目的是调查我国钢铁工业原燃料情况。他们走遍东北、西北、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的十多个省市和鞍钢、宝钢、武钢、马钢、包钢、攀钢等十几个重点钢铁企业，查明了我国铁矿资源不足的情况，提出了合理利用国外铁矿资源的方案。
他们了解到我国焦煤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浪费严重，又提出了合理开发利用山西丰富的焦煤、肥煤支援各地区的意见。最后提出了《我国发展钢铁工业原料路线的建议》的调查报告。第二次是在1990到1991年，他们用了一年多时间，对山东、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的六个沿海港口进行建厂条件的调查，认为有四个深水港口具备建设大型钢铁厂的条件。同时还到上海宝山钢铁厂进一步了解引进新技术、高技术发展钢铁工业的具体经验。结合第一次调查资料，针对钢铁工业面临的挑战，经过详细分析研究，提出了两个战略问题：一是2000年后第三步建设钢铁工业的战略布局、发展规模与合理产品结构；二是采用宝钢新技术、高技术改造旧厂、建设新厂的建议。他们写了《我国钢铁工业长期发展中若干战略问题的研究》报告。这两个报告都上报了冶金部和中国科学院，得到冶金部领导的赞许和表扬。中国科学院还把第一个报告上报国务院。
现在王之玺年事更高，但他仍然坚持在有生之年，不辞劳累，兢兢业业地为冶金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钢铁工业的发展而努力奋斗着。
简历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８日 生于河北省行唐县。
１９２４～１９３１年 在北洋工学院矿冶工程系学习，获学士学位。
１９３２～１９３４年 任汉口六河沟铁厂工程师。
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 在英国雪菲尔德大学钢铁冶金系学习。
１９３７年 任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钢铁厂筹委会矿冶专门委员。
１９３８年 参加汉阳铁厂搬迁和大渡口钢铁厂建厂规划工作。
１９３９～１９４３年 筹建云南钢铁厂，任工程处副处长、工厂副厂长。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 赴美考察钢铁工业。
１９４６年 任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钢铁组副组长。
１９４７年 任鞍山钢铁公司协理。
１９４８年 调往哈尔滨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工作。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 任鞍山钢铁公司计划处工程师。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 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副处长、一级工程师。
１９５２～１９６７年 任中央重工业部生产技术司副司长、冶金工业部技术司副司长、钢铁司副司长、科技办公室副主任。
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 任中国金属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１９８４年 离休。
主要论著
攀枝花铁矿是高钛型钒钦磁铁矿，这种矿石的冶炼是100多年来一直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想用规模大、产量高的高炉冶炼，更是科技领域中的一大难题。原因是高钛渣过粘，堵塞高炉，无法冶炼。然而利用攀矿建设我国西南钢铁基地则是我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既重要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58年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期间批转了关于建设攀枝花钢铁厂的报告，当时解决攀枝花铁矿的冶炼问题已成燃眉之急。
1959年，为与苏联科学院合作研究攀矿冶炼，王之玺曾组织钢铁研究总院、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上海冶金研究所进行了攀矿小高炉冶炼试验。后因故停顿。
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结束，钢铁工业需要进一步发展，攀矿冶炼试验需要继续进行。由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徐驰直接领导这一工作。是年春，王之玺代表钢铁司商请钢铁研究总院炼铁研究室李公达主任组织一个小组赴攀枝花矿区进行实地调查（详情参阅同卷李公达传略）
在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出要加快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并请周总理主管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王之玺因而于6月中旬在京召开了有关技术人员和炼铁专家的研讨会，讨论攀矿冶炼方案。会上争论激烈，有的说用高炉冶炼，有的建议用电炉，化工冶金研究所叶渚沛所长则建议用高炉“三高”（高风温、高湿度、高顶压）方法冶炼。莫衷一是。同年7月，王之玺到矿区了解了攀枝花矿的储量和矿石特点。8月，又在鞍山召开的科委冶金组会议上进行了第二次讨论。会上仍有同样的争论，但多数主张进行高炉冶炼试验，王之玺也赞成以高炉冶炼试验为主，同时进行电炉试验，并提出，为加快速度，试验必须从半工业性或工业性试验着手。最后确定以高炉试验为主，同时进行电炉和“三高”冶炼试验。
攀枝花地处我国西南山区，交通十分不便，无法运出大量矿石。针对这一情况，王之玺提出了一个配矿试验与原矿试验相结合的三步试验计划，即：
第一步，在承德钢铁厂100立方米高炉上用承钢现有的含Ti028%～10%的铁精矿和含Ti0245%左右的钦精矿配成矿成分，进行小型工业性模拟试验；
第二步，利用西昌28立方米的小高炉直接用攀矿进行验证试验；
第三步，如验证成功，为确保攀钢建设大高炉冶炼成功，再在首都钢铁公司1号高炉上进行大高炉配矿冶炼试验和转炉炼钢及轧钢试验。
这项试验计划经徐驰副部长同意并得到负责攀钢建设的李富春和薄一波两位副总理的赞同。
随后，王之玺立即与承钢联系组织试验准备工作。1964年冬，王之玺商请由李公达担任承德高炉冶炼试验组组长，由蔡博担任在吉林铁合金厂进行的电炉冶炼试验组组长，由叶渚沛负责在首都钢铁公司进行的“三高”冶炼试验。后来因李公达有病，不能长期驻留承德，因由冶金部商调鞍钢炼铁厂代厂长周传典为副组长，具体负责试验工作。
高炉试验工作，采用承德钢铁厂含钦较低的钒钦磁铁矿精矿粉，配加承钢的钦精矿，使其达到攀枝花铁精矿成分，而后烧结入炉。试验从1965年1月24日开始到同5月，共用了3个多月时间，在实验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摸清了情况，落实了技术措施，解决了高钦渣高炉冶炼的根本问题。在此期间，王之玺每两周去承德一次，了解试验情况并参加研究讨论。
承德试验成功后，又按计划进行了西昌小高炉的验证试验和首都钢铁公司的大型高炉试验。结果完全一致。这一试验的成功突破3百多年来世界上没有解决的难题，肯定了高炉冶炼高钛型钒钛磁铁矿的前途，为攀钢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开拓学会工作
1954年中国科学院和冶金工业部冶金、金属材料等方面的专家与学者在北京相会，倡议筹建我国冶金方面的学会并组织了筹备委员会。推周仁为主任，刘彬、靳树梁、王之玺、张文奇为副主任。195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金属学会。由此时起，王之玺连续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1980年当选为副理事长，1986年当选为荣誉会员。
前后30余年，为中国金属学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发展学会工作，他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活动，坚持学术活动结合冶金工业实际。如1979年12月召开的全国轧钢会议，对我国轧钢工业现状与其后发展方向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提出应用连铸逐步代替初轧，用连续式冷热宽带钢轧机代替劳特式中板轧机和迭轧薄板轧机，用冷轧硅钢片代替热轧硅钢片，用连续式棒材、型材轧机代替横列式轧机，用步进式加热炉代替推式加热炉等等，据此写了轧钢会议报告，受到好评。
1983年7月，中国金属学会受冶金部委托，对冶金部编写的《钢铁工业技术政策和装备政策》及《钢铁工业科技发展规划大纲》进行论证。在周传典副部长的直接领导和有关人员的大力协助下，王之玺组织了400多位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讨论，并作了修改。最后由冶金部编印成集颁发试行。这一工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集体一等奖。
继续为钢铁科技事业奋斗终身
王之玺1984年离休，时已78岁。他已届耄耋之年，犹念念不忘国家钢铁科技事业的发展。他不仅担任冶金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及时提出建议，还于1987年到1991年协同学部委员魏寿昆等两次远道跋涉，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发展钢铁工业的专题报告。第一次是在1988～1989年，目的是调查我国钢铁工业原燃料情况。他们走遍东北、西北、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的十多个省市和鞍钢、宝钢、武钢、马钢、包钢、攀钢等十几个重点钢铁企业，查明了我国铁矿资源不足的情况，提出了合理利用国外铁矿资源的方案。
他们了解到我国焦煤资源丰富，但分布不均，浪费严重，又提出了合理开发利用山西丰富的焦煤、肥煤支援各地区的意见。最后提出了《我国发展钢铁工业原料路线的建议》的调查报告。第二次是在1990到1991年，他们用了一年多时间，对山东、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的六个沿海港口进行建厂条件的调查，认为有四个深水港口具备建设大型钢铁厂的条件。同时还到上海宝山钢铁厂进一步了解引进新技术、高技术发展钢铁工业的具体经验。结合第一次调查资料，针对钢铁工业面临的挑战，经过详细分析研究，提出了两个战略问题：一是2000年后第三步建设钢铁工业的战略布局、发展规模与合理产品结构；二是采用宝钢新技术、高技术改造旧厂、建设新厂的建议。他们写了《我国钢铁工业长期发展中若干战略问题的研究》报告。这两个报告都上报了冶金部和中国科学院，得到冶金部领导的赞许和表扬。中国科学院还把第一个报告上报国务院。
现在王之玺年事更高，但他仍然坚持在有生之年，不辞劳累，兢兢业业地为冶金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钢铁工业的发展而努力奋斗着。
简历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８日 生于河北省行唐县。
１９２４～１９３１年 在北洋工学院矿冶工程系学习，获学士学位。
１９３２～１９３４年 任汉口六河沟铁厂工程师。
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 在英国雪菲尔德大学钢铁冶金系学习。
１９３７年 任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钢铁厂筹委会矿冶专门委员。
１９３８年 参加汉阳铁厂搬迁和大渡口钢铁厂建厂规划工作。
１９３９～１９４３年 筹建云南钢铁厂，任工程处副处长、工厂副厂长。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 赴美考察钢铁工业。
１９４６年 任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钢铁组副组长。
１９４７年 任鞍山钢铁公司协理。
１９４８年 调往哈尔滨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工作。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 任鞍山钢铁公司计划处工程师。
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 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副处长、一级工程师。
１９５２～１９６７年 任中央重工业部生产技术司副司长、冶金工业部技术司副司长、钢铁司副司长、科技办公室副主任。
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 任中国金属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１９８４年 离休。
主要论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