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建厂详情请参阅同卷严恩械传略）。1941年秋，原筹委会改为理事会，周仁任理事长。工务处改为云南钢铁厂工程处，严恩棫任处长，王之玺任副处长，负责全面建设工作。在材料设备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经过一年多时间，建成50吨高炉一座，1．5吨转炉两座，分别于1943年6月、11月竣工投产。生铁质量良好，满足了云贵地区对生铁的迫切需要，还部分支援四川。
　　为恢复和扩建鞍钢做贡献
　　鞍钢是以原昭和制钢所为主体，与周围十几个附属企业构成年产钢100万吨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它是一个包括采矿，选矿，烧结，炼焦，炼铁，炼钢，轧钢以及轧辊、钢锭模与机械制造，耐火材料，线材加工，生铁铸管等的庞大实体。日本投降后，苏联将主体设备拆走2／3，解放战争期间部分设备又遭到破坏，加上技术人员少，物资缺乏，恢复生产确是一个困难而复杂的工程。留用的日本专家声称：“八路军会打仗，鞍钢不可能恢复，将来只有种高梁”。鞍山解放后，领导上要求迅速恢复生产，并让我国技术人员和日本留用人员各提一个复工计划。李大璋经理由王之玺、邵象华、李松堂、杨树棠陪同参观了各厂，并决定由王之玺起草鞍钢复工计划。这时日本专家也提了一个复工计划。经领导研究，决定采用王之玺的计划，并调他到计划处工作，参与恢复工程的实施。
　　计划要求用一年半时间恢复三座高炉、二座焦炉，恢复第一炼钢厂和初轧、中型、中板、小型、带钢等轧钢厂，以及有关辅助工厂的生产。计划恢复到年产60万吨铁、50万吨钢、40万吨材。
　　为迅速恢复鞍钢生产，组织上从上海、北京、四川、广东等地招聘了一批技术人员，并动员广大职工献交器材，有力地促进了恢复工作的进行。只用1个月时间就把中型、小型、中板等轧钢厂开动起来。
　　当时鞍钢恢复生产的关键是炼铁，而恢复炼铁需要解决两项重点工程：一是修复高炉，鞍钢原有高炉9座，苏联拆走了6座高炉的机械设备。只剩下1、2、4号三座高炉，其中除2号高炉完整外，1号高炉停炉时未出铁，炉底有积铁要清除，4号高炉炉身在战争中被炸毁，需要清理废料，重建炉体；二是焦炭问题，鞍钢原有焦炉12座，只有两座可以修复投产，为保证三座高炉用焦，必须再修建两座焦炉，同时还要利用存焦。经研究，高炉修复工作量虽大，但根据鞍钢机修部门的能力，可以完成，只是时间要拖长一些。砌焦炉则是一个难题，当时缺乏熟练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恰好鞍山解放时，有一德国筑炉技师曼纳尔留鞍未走，因此商留他帮助筑炉，并由王之玺负责控制存焦，除炼铁外一律不许作它用。
　　随着炼焦、炼铁两个难题的解决，在广大员工的共同努力下，2号高炉提前于1949年6月投产，01、4号高炉也相继于同年11月和次年1月出铁。其他各项工程在高炉出铁后的半年内陆续恢复生产。仅用1年多时间，鞍钢就恢复到年产50万吨钢的水平。这确实是一个奇迹。1949年7月9日鞍钢举行开工典礼时，王之玺被推荐在大会上发言。在鞍钢公司召开的立功奖励大会上，他荣获一等功臣称号。
　　1950年冬，苏联黑色冶金设计院派专门小组来华搜集鞍钢扩建设计基础资料并征求中方对扩建的意见。王之玺提出了两点建议，均被采纳。一是：鞍钢是以原昭和制钢所为主体，厂区北部纵列有八个附属工厂，其中有的是为鞍钢服务，有的是利用鞍钢坯料加工成材，都是鞍钢的组成部分，扩建设计上应考虑把钢厂主体车间与北部各厂在生产联系上、物料运输上融为一体以提高生产效率。二是：我国今后生产建设中既需要中厚板，也需要薄板，在板材轧机选型上应考虑能满足以上两种需要。
　　1951年底，苏联黑色冶金设计院提出了鞍钢扩建初步设计。王之玺参加了审查工作。审查中他提出了两点设计中的缺点，可惜未被接受，造成鞍钢扩建中的损失。一是：设计中取消了鞍钢原有的高炉煤气和焦炉煤气贮气罐。王之玺提出应保留贮气罐，否则会因没有贮气罐而煤气无法调节，导致煤气大量放散，造成大量能量损失。由于苏方未接受，造成鞍钢多年来大量放散高炉煤气。二是：冷轧厂镀锡板采用落后的热镀工艺不妥。他建议采用欧美已大量应用的电镀锡新工艺。由于苏方不同意改，结果要多费2／3锡，提高了生产成本，质量也差。
　　推行技术管理推广先进技术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钢铁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技术水平很低，以致建国初期我国钢铁产品质量和品种远远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和国防发展的需要。为此，重工业部于1951年5月召开了一次全国钢铁质量会议。会上朱德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尖锐地指出“产品质量还不好”，并特别强调“要建立严格的技术操作规程，订立规格标准，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会议期间起草了部分技术操作规程和规格标准草案，并要求各企业建立技术监督机构和订立技术监督制度。这次会议为新中国的钢铁质量工作开创新局面奠定了基础。重工业部和钢铁局都把这项工作列为重点。
　　1953年王之玺调任中央重工业部生产技术司副司长后，在1953～1954年期间，他协助部领导推行原苏联的计划管理、调度制度、技术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1955年起，他组织各主要生产单位参照苏联最新标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各种钢铁品种提出标准草案，在全国钢铁标准会议上由有关生产厂和用户参加讨论。根据用户的需要和生产单位的可能，进行技术协商，陆续制订出较为先进的标准。由部颁发施行，称为部颁标准，在生产和销售上有法律效力。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创建了我国钢铁产品第一套完整的标准，对促进生产发展，提高产品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1966年，曾受到国家标准局的表扬。
　　为了交流经验、促进生产，1953年钢铁局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炼铁会议。由此建立了一个制度，每个专业隔一两年就由生产技术司召开一次全国性经验交流会，总结、推广我国各厂和苏联的先进经验；制订全国统一的炼铁、炼钢、轧钢的操作要点，并由各企业根据“要点”制订具体操作规程。这些措施促进了全国各专业技术的共同发展，也保证了新标准的贯彻执行。
　　1955年到1956年，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各厂都建立了技术监督机构，对技术操作规程的执行和产品质量的好坏进行检查，防止发生生产操作事故和不合格产品出厂。可惜在“大跃进”时被撤销，多年未得恢复。现在只有极少数现代化企业仍在施行。
　　王之玺很注意新技术的开发和推广。1956年上半年，王之玺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持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起草工作，任冶金组组长，具体负责矿山和选矿部分，同时参加冶炼部分重点项目的研究。当时已查明我国铁矿资源中有大量贫赤铁矿和包头、攀枝花两个多金属共生的复杂铁矿。他建议把包头、攀枝花矿的综合利用和贫赤铁矿的选矿方法列为长远规划中的三个重点课题。在钢铁冶炼方面，奥地利发明的氧气顶吹转炉工业生产已成功，苏联科学院院长巴尔金来访时曾建议我国发展该新工艺，国内部分专家和单位已建造设备进行试验。王之玺建议在唐钢建设5吨氧气顶吹转炉进行试验，并列为重点课题。
　　1962年国务院组织制订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又把红矿选矿新方法，包头稀土的回收、分离、提纯及稀土在工业上的利用，高炉喷吹煤粉，无料钟炉顶，强化高炉冶炼和上下部调剂，平炉、电炉、转炉用氧，合金钢镍铬代用等列为重点题目。
　　1956年9月，冶金部钢铁工业代表团访问苏联、捷克和民主德国，进行了3个月的参观。参观中，在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看到高炉风温高达800℃以上，打破了风温600～700C的传统；在红十月特钢厂和土拉试验厂看到建有两套直立式板坯和方坯连铸机；在德聂泊尔特钢厂看到了钢水真空处理和真空浇铸试验。这三项新技术引起了大家的极大重视，认为应该推广。王之玺回国后，在刘彬部长助理的领导下，经冶金部技术司加以推广这三项技术。
　　在有关炼铁厂的大力支持下，高炉风温逐步提高，到1960年，鞍钢9号高炉风温竟高达1200C，创当时世界最高水平。连铸技术于1958年在上海冶金研究所试验厂和重钢三厂相继进行试验，重钢坑下式连铸机试验成功。真空浇铸和真空处理于1957年在大连钢厂进行了试验，结果不佳，未能推广。其后，大冶钢厂、抚顺钢厂等先后引进国外真空处理装置，对钢水脱气提纯，改进钢质量取得了显著效果。目前这仍是重点推广的新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