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呀。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呀荷嘿，嘿嘿，依荷呀嘿。解放区的太阳永远不会落啊。解放区的歌声永远唱不完。”父亲参加了支援前线抢修委员会，当工程组的秘书，50年过去了，叶大年永远忘不了1949年11月15日，这一天成为贵阳解放后的第一个晴朗的天。
　　贵阳解放这年，叶大年读小学五年级，小学毕业后，考入贵阳第二中学，它的前身是王若飞的母校、黄齐生老先生创办的“达德中学”。这时他的父母亲已经调离贵阳，他成了住校生，从此自己料理生活，自己洗衣服被褥、缝缝补补，并且自己管理自己的学习和“财务”。初中三年里，叶大年的成绩一直是优秀，尤其是数学。数学老师王起华，他的一条腿在“黔南事变”中日机轰炸贵阳时被炸断，平时杵着双拐，讲课时却以“金鸡独立”的姿势讲课，神情自若，稳如泰山，在他的身上体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有一次他在讲台上后退时，不小心摔了下来，有些同学失声笑了，王老师没有责备同学们，而是讲述了日机轰炸贵阳时的惨象，教室里安静得出奇，很像法国作家都德的名篇《最后一课》的情景。
　　1954年，贵州省新建了一所完全中学——贵阳第六中学，据说是按前苏联高尔基城的一所中学的模式设计的，屋顶都是琉璃瓦，理化生物都有专门的实验室，两个学生一个实验台，有标准的运动场和数个篮排球场，相当一部分学生可以住校。叶大年如愿以偿地考上了贵阳六中，并成为它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他在高中的学习阶段是非常刻苦的，因是住校生，不论星期日还是寒暑假都用来学习，所有的功课不管高考考与不考，都一律对待，努力学习，他的信条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地理老师史重威，知识渊博，他讲的经济地理非常有趣，讲述到：前苏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是钢城，卡拉干达是煤都，在两个城市间建立钟摆式的运输关系，中国的攀枝花和水城，将来就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卡拉干达那样。十多年后，三线建设中攀枝花和六盘水的关系正是史老师所说的钟摆式，真令人佩服。叶大年最近潜心研究经济地理的对称问题，经济地理的基础知识得益于史重威老师。数学老师陈寿轩，是贵州最有名的数学老师之一，他只读过私塾，全靠自修，据说他一度教过大学。陈老师教他们证明“九点共圆”、“欧拉多面体公式”，使叶大年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语文老师杨石，解放前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他父亲是前清举人，特别喜欢他用标准的普通话抑扬顿挫地朗诵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叶大年对背诵古文很感兴趣，课本中的古文背得滚瓜烂熟，终身受益不浅。
　　1956年，国家制定了科学规划，要在12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郭沫若为此题词：“军号响了，年轻的朋友们前进，前进，向科学大进军，要抢救中国科学文化的落后，要在十二年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是光荣而艰巨的使命。”郭沫若的题词被谱成了歌曲，叶大年至今还会唱，当时他们深受郭沫若题词的鼓舞，称努力学习为“进军”，他要当一个铁道工程师的志愿就更加坚定。高中的生活是在充满幻想的欢乐中度过的，全然不知等待着他的却是一场灭顶之灾。
　　1957年春，正当叶大年满怀信心准备高考的时候，贵州省教育厅突然宣布，贵州的考生只能报考贵州的高等学校（即贵阳医学院、贵州农学院和贵阳师范学院），这对他无疑是当头一棒。他们很有意见，集体写信给毛主席，并派代表去省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提要求，结果得到满意的答复。这年高考，他的成绩考得相当好，传言名列全省第二，可是等通知书，左等右等都不来，最后来了一张“未予录取”的通知书。此时他人已在北京，只能托同学和老师帮助打听原由，从内部得知，“政治不合格，因而除名”。事情是这样的，时值“反右”，教育厅认为学生集体给毛主席写信和“请愿”乃“裴多菲俱乐部”性质，要把首要分子除名，学校校长和班主任认为他是“首要分子”，汇报到省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其实他并没有去“请愿”。在那个年头，“说你是，不是也是，说你不是，是也不是”。被扣上“政治不合格”的帽子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叶大年曾打消了上大学的念头，去报考火车司机，没报上名，去联系下乡务农，因为在北京他只能算“社会青年”，没人组织。想来想去，无从是好。父亲说：“即使永远上不了大学，自学吧，只要你自己不自暴自弃，我宁可养你一辈子，华罗庚靠一张纸一支笔，自修成才，你可以走华罗庚的道路。”韩愈说过：“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于是他把名落孙山的耻辱和“政治不合格”的冤屈深深地埋在心里，拿起纸笔自修高等数学和俄语，同时再作一次考大学的尝试，如果再次以“政治不合格”而落榜的话，就永世不考大学了。1958年春，武汉的《数学通讯》上发表了叶大年的一篇“论文”，名为《二元二次联立不等式的图解法》，尽管它是一篇很不起眼的文章，但对于高中毕业、落地秀才的他来说，是件无比高兴的事，它证明他有自学的能力，在数学上有成功的希望，孙子曰：“置之死地，而后生。”真乎哉。
　　勤学奋进，志在为中国地质学作贡献
　　1958年高考的通知书发下来了，叶大年并没有考上第一志愿——北京大学数学系，而被录取在北京地质学院普查系，内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深知有刺配“金印”的人得这个结果就相当不错了。他寻思着，与其三心二意白浪费时光，不如好好学地质，相信学好地质也能出人才，这样，情绪很快就稳定下来，父亲对此很高兴，给他讲述了陈国达的故事。陈国达在中山大学地质系读书时，写了一篇关于广东红层的论文，并得到中国地质学会的300大头的奖金。二十多年后，叶大年见到陈国达院士，还畅谈起三百大头的故事。
　　他一贯学习刻苦，兴趣广泛，勤于思考，又善于学习观察，爱提问题，有股刨根问底的钻劲。
　　一年级上解析几何课时，叶大年在作业上写到，平面方程的截距式，与结晶学中的晶面符号有密切关系，作业被彭志忠看到，很赏识他的悟性，告诉他，矿物学和结晶学中用到数学的地方多着呢，从此他就迷上了矿物学，常常出入彭志忠老师的实验室和家里。彭志忠先生是他的良师益友，如果没有遇到彭志忠先生，今天就不会有矿物学家的叶大年。
　　物理化学是一门令学生头痛的课程，叶大年领悟到它必定是岩石学和矿床学最基础的理论，当时国内地质院校还没有结合岩石学和矿床学的物理化学教程。他从俄文教科书中得知柯尔任斯基有过这方面的着作，柯氏提出火成岩和变质岩中主要矿物数目不超过四个的观点，他找不到原着，自己就用吉布斯相律和类质同象的规律给出了证明，并写了一篇读书报告交给池际尚教授，这时他刚上大学三年级，这件事给池先生深刻的印象，两年后，她推荐他去考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
　　1961年，叶大年参加了郝诒纯先生领导的华北中生代地层队，在孙善平老师的指导下负责中侏罗纪火山岩地层的岩石学工作。他在滦平发现了焊接凝灰岩（ignimbrite），并论证它与新西兰的焊接凝灰岩有相同的野外特征和镜下特征。写了一篇论文给《科学通报》，论证他发现的一种新的火山沉积相，不幸被退稿了。后来外国人论证了这种新的沉积相，他只能惋惜。他那时还是个大学生，没有刊物录用他的论文，觉得自己没有陈国达先生那样走运。
　　叶大年在学生期间初步显示了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是得益于他能流畅地阅读俄文的专业文献。他上大学一年级时，有人认为地质学院不必念外语，高元贵院长高瞻远瞩，批驳了这种错误的观点，规定外语非但不能取消，而且要天天读。那时地质学院旁边的五道口商场有个外文书店，俄文的专业书籍应有尽有，非常便宜（每个卢布只折合人民币0.13元），为了增加词汇量，专业课学习他全用俄文的教程。教矿物学的张本仁老师上课时说过：“西方的科学家数据多且精，但总结归纳较弱，前苏联的科学家数据少且精度差，但学术思想相当活跃，应该取两者的长处。”张本仁老师的教导他一直牢记心中，并成为他学习俄文的动力。

叶大年-职业成就

　　1.开拓矿物学的新领域
　　1961年广州会议召开，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估价有了很大的松动，对叶大年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他决心要考研究生，1962年大学毕业，他被批准报考研究生，结果考上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何作霖教授的研究生。何作霖先生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他非常重视学生的基本功训练。一天他给叶大年一个很好的晶体，要他鉴定，并没限定方法。叶大年没有用常规的方法，而用两个世纪前的方法，接触测角仪的办法，鉴定出来是符山石。先生问他何以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