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才到柳州，就在到达柳州的当天晚上，母亲在一个军用仓库里生下他的大妹妹。在柳州他们逗留了几日，仍随家属的队伍坐汽车奔赴昆明。途中经过贵州的晴隆，它处于路况最惊险的“24道拐”的地段，晚上投宿晴隆，吃饭时见到一个没有舌头的乞丐，当时觉得非常可怕。两年以后，抗战胜利，又路经晴隆，还看见这个乞丐。正是因为“24道拐”和没有舌头的乞丐，晴隆这个地名，他就牢牢地记住了。整整50年后，他当了中国政协常委，去六盘水市考察，又路经晴隆，还专门到街面上问当地的老人，知否没舌头乞丐之事。皆云非50年前的居民，故不得而知。他们到了昆明没有见到父亲，因他父亲一直在滇西前线抢修公路，他们就在家属“营地”住着，差不多过了一年后，保密公路通车后他父亲才回到昆明。
　　有一天，父亲的一位同事从工地回来说，因为工头平常欺压少数民族民工，积怨太深，民工罢工并暴动，工地的大小工头和技术人员多被打伤，父亲是少数没被打的人之一，原因是，他父亲比较尊重少数民族民工的人格，并关照他们的病痛，在民工中有些相识的人。他们家的人悟出一个道理：任何时候都必须平等待人。后来他们家在贵州住了很长的时间，贵州是多民族的省份，叶大年有一些同学是少数民族，所以对少数民族很有感情，1996年，他在贵州加入了苗学会，1998年在北京加入了中国侗族文化学会，结交了一批侗族和苗族的朋友。正是因为如此，他专门研究了侗族、苗族、彝族聚居区的经济地理学问题。
　　3.第二故乡——贵阳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了，彻夜的鞭炮声响遍了昆明全城，鞭炮声冲走了8年离难的晦气，给流落他乡的人们以返回老家的希望，仅仅6岁的叶大年也激动不已，抗战胜利和以后的贵阳解放及打倒“四人帮”是他这一生中最兴奋的三件事。那时他父亲在粤桂公路找到工作，在朋友的帮助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黄鱼票”（即半非法的黑市票），领着全家到了柳州，途中在安顺附近，一辆军车企图超他们的车时翻入稻田中，六轮朝天，军车上的“黄鱼”有的被抛出来，有的被压在车下，好惨啊。他们的车连停都没停，司机说：“不能停，军车惹不起。”几十年来，一提起翻车，他就想起这次惨象。他们在柳州住了大约有一年，家里又添了二妹，当时哥哥8岁，他6岁，全都没有上学，只听说过“幼稚园”，但从未见过。一个工程师带着妻子和五个完全没有受正规教育的孩子生活着，在今天看来是件怪事，可在那时，见多不怪。他说没受正规教育，并不等于没有受教育，早在昆明逃难时，母亲就是哥哥和他的全能老师，她教他们国文、算术和音乐，而且还会给他们种牛痘、开中药方、拔牙和做衣服，总之在他们的眼里母亲样样都会干。1946年，交通部成立湘桂黔铁路工程局都（匀）筑（贵阳）段工程处，他父亲是筹备组成员，于是又举家迁往贵阳，从此，叶勉之、冯剑虹一家就和贵州有不解之缘，扎根于铁路事业，祖孙三代有8个人在铁路工作，叶大年对铁路事业也特别关心。

叶大年-求学历程

　　到了贵阳，

叶大年

叶大年他们哥仨上了小学，而且是最好的公立学校（贵阳实验小学，即今天的南明小学），哥哥插班四年级，他插班二年级，而且都名列前茅，这充分证明母亲和父亲自办的“家庭学校”是合格的。一年后，铁路工程处办了子弟学校（扶轮小学），他们都转到扶轮小学，妹妹也入了幼稚园。扶轮小学的学生不多，只能复式教学，即两个年级合用一间教室，一班上课，另一班同堂自习，颇像山区农村的学校。但是，教员的质量都很高，大多是工程师太太或青年技术人员兼任，老师中高级师范毕业和大学毕业的比比皆是，教学质量都很好，而且还开设其他学校没有开设的课程，如英语和铁道常识。这所小学有一首振奋精神的校歌，他至今还会唱：“贵山富水，佳气郁葱葱，火车如电过，文化随交通，励品学，锻体魄，奋发志气雄。”在扶轮小学，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讲授铁道常识课的老师李仲芳，李老师是工程处的工程师，他除了讲铁道常识，如车站、道岔、轨距、隧道、坡度等等外，还讲詹天佑的故事、鬼谷子的故事和孙膑及庞涓的故事，解放后李先生是西安公路局的总工程师。虽然他们上了学校，父母亲并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教育，尤其是父亲，他抓英文，用的是开明书局的英语读本，强调“傻读、傻背”，抓算术是用日本人写的算术习题集，不断地要他们演难题，如鸡兔同笼问题、植树问题、时钟问题、行程问题等等。叶大年认为，父亲抓他们的算术学习是第一流的。中学后，父亲又以“三S平面几何”和“范氏代数”课本来要求他们，并常常给他们讲李国平的故事。
　　长大了要做一个土木工程师，这是父母给他灌输的，母亲甚至作了一篇范文，让他背下来以便应付升学考试。在旧社会，土木工程师比较容易找工作，尤其是铁路，被人称之为“铁饭碗”，所以继承父业就成为他们弟兄的志愿。后来又添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一共7个孩子。为了糊口，母亲出来在铁路上找了一份工资比临时工还低的工作。虽说有美好的愿望，可是家境越来越困难，要把孩子培养成土木工程师实际是不可能的，哥哥小学毕业考上公立的师院附中，没钱缴学费，只得卖了爷爷留下的长袍，此时不由得想起母亲教他们唱的《渔光曲》：“爷爷留下的破鱼网，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叶大年从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起，就知道通货膨胀的滋味，因为父母亲发工资后，立刻去米铺把一个月的米都买了，余下的钱去黑市（贵阳的南门口）换成银圆，手上不能留纸币。他关于银圆的“丰富知识”都来自这时候，银圆重量七钱二分（十六两制），又分“大头”（有袁世凯头像）、“小头”（有孙中山半身像）、“船板”（有帆船图案）、“龙板”（光绪年间的，有龙的图案）、“川板”（民国初年四川军政府的）和“墨西哥鹰洋”（有老鹰图案）。“大头”又分“民三”、“民九”、“民十”，其中以民三最值钱，他父亲曾风趣地说：“民三大头中袁世凯的耳朵里有耳屎”。后来他学了化学和矿物学，才知道“民三”含银量高，容易氧化成黑色的氧化银。至今不解的是，民国四年袁世凯就死了，怎么会出来“民九”和“民十”呢？到了1949年，父母亲的工资就停发了，他家就只得上街去摆地摊，卖旧衣物。叶大年人虽小，但颇有力气，因此每天用麻袋往返背衣物都是他的事，有时还要看摊。国民党行将灭亡的形势越来越明显，父亲的同事同乡常常聚集在家里讨论形势，许多广东同乡决定回广东另谋生路，或出走港澳，父母亲鉴于有7个子女，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是没法谋生的，于是说：“共产就共产吧，反正我没有什么财产可共，不怕共产”。就这样留了下来。离去的同乡留下一些旧衣物和旧皮箱，都让他们“练摊”了。他们家周围是农民的菜地，到解放前夕，他家连买菜的钱也没了，只得到菜地拣白菜帮子，农民都是相识的邻里，见他家人多困难，故意多留一些好菜叶给他。叶大年始终没有忘记这几户农民，几十年后，他当了中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后，出差到贵阳，还特意去看望他们。
　　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宣布下台，同学们拿着一张银圆券大家争着传阅，原来钞票上四个角的花纹中藏着“中正下台”4个正楷字，显然是钞票设计师的手笔。他们公开、半公开地议论共产党和解放区等新鲜名词了。父辈们组织护处纠察队，他们这些孩子凑热闹，也不时地玩弄着“武器”——十字镐把。1949年11月14日，情况十分紧张，据说解放军已经过了马场坪（湘黔公路与黔桂公路的交会点）。晚饭后，他挤在大人堆里，凑到电话总机旁，大家静听着接线生与都筑段沿线各工地的呼话，“贵定，贵定……，”没人接，贵定解放了，“龙里，龙里……，”又没人接，龙里解放了，直到最后一站贵阳市郊油炸街的第四总段，听到了对方的回话：“刚刚见到解放军，天亮举行入城式。”这时正好是1949年11月15日零点。天亮了，一队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的战士和拉着大炮的骡子在他们身前走过，听到的第一支歌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