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

职业生涯

　　陆启铿
　　陆启铿自1951年到科学院工作后，即师从华罗庚教授在多复变函数方面进行研究工 作。1956年发表于《数学进展》的近百页综合性文章《多复变函数与酉几何》是国内最早系统地介绍酉几何(现称复几何)，特别是Kaehler几何的文章。1957年与厦门大学钟同德合作发表于《数学学报》的文章《P14valov定理的拓广》受到李国平院士和苏联Gahov学派的好评。1957。1958年间发表的关于多复变函数论Bergman度量的Schwarz引理及解析不变量的系列文章中的主要结果，被收集在苏联Fuchs所写的多复变函数论专著中。以华罗庚为首，在1958—1959年间合作发表的系列文章，给典型域的调和函数论建立了完整的理论。1959年发表于《科学记录》的文章《对于GL(n，R)的连续示之无穷小联络的表示》，是用L~ichnerwich的现代联络论来讨论联络的表示。1959年所写的《十年来的中国科学一数学一多复变函数部分》，由美国数学会出版的《Notice》转载。1961年与许以超合作的《关于可递域的一个注记》是解决了华罗庚1946年提出的一个负曲率的猜想，证明有界可选域的黎曼曲率可以是非负。1961年出版的《多复变数函数引论》一书与1963年出版的《典型流形与典形域》一书，实质上是根据陆启铿1960。1962年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多复变专门化课程的讲义写成，这对于培养中国第二代的多复变人才起了一定的作用。1966年发表于《数学学报》的两篇文章《常曲率的：Kaehler流形》与《关于Cauchy—Fantappie公式》被翻译为英文刊登在美国数学会《(~hinese Mathematics》，前者证明完备的Bergman度量若其酉曲率为常数，则必解析等价于一超球。这篇文章颇引起各国同行的注意，波兰数学家把文中提出的一个问题“Bergman核有无零点”命名为陆启铿猜想，把没有零点的域称为陆启铿域。此后，不断有美国、日本等国同行研究此猜想，直到20世纪末仍然如此。后一文章是用法国院士I~eray的(~auchy—F’antappie公式证明在典型域的情形与华罗庚的Cauchy公式是等价的。这结果在法国巴黎第六大学Norquet．的讨论班讲义中被多次提及。Lerav得知后亦有好评。 “文革”开始后，国内多复变数函数的研究完全停顿十多年，国外刊物的订阅亦终止。 1978年后，特别是陆启铿主持所里工作期间，邀请了一批国外著名华裔学者如伍鸿熙、郑绍远、邱成桐、肖荫堂，及欧美的著名数学家如Borel，Griffiths，Hirzebruch，Grauert，CaI’leson，Vesentini，vladimirov等教授到数学所讲学，组织各地高等学校数学师生来所听课，介绍推荐一批有志中青年数学工作者出国留学、交流，这不但消除了我国长期在学术上与外界隔绝而产生的脱节现象，使很多年轻数学家知识眼界拓扩了，继而做出优秀成绩。陆启铿亦从中受益。1979年重新对Schwarz引理做进一步研究，发表在《中国科学》两篇论文，第一篇是在多复变数有界域上引进了多种Finsler度量，证明Schwarz引理对此等Finsler度量亦成立；第二篇是与郑绍远、陈志华合作，把1976年邱成桐的Schwarz引理做了改进。1979年，陆启铿在研究生院对数学与理论物理研究生开设了“微分几何学及其在物理学中的应用”课程，其讲义于1983年出版，销售量总计达1．6万册，对培养研究生成才有一定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启铿主要研究Green函数，Poison微分式及热核。其结果总结在1997年出版的专著《典型流形与典型域新篇》中。
　　陆启铿所受的教育完全是在国内，他的研究工作受华罗庚教授的影响至深。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他才有机会应邀出国访问交流。他多次访问美国PI"incetin高等研究所、 德国马普数学研究所、瑞典皇家学会：Mitteg—Leffler研究所、法国高等研究所(IHES)及前苏联科学院Steklov数学研究所、日本数理解析研究所等。对于这些研究所的感受及可资借鉴处写出一文《世界各国著名研究所见闻》刊登在1990年《百科知识》杂志中。

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

　　戴元本以下为陆启铿院士在庆祝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建所30周年暨戴元本先生八十华诞会上的发言的整理，希望读者通过下文对陆启铿院士有更多的了解。
　　戴元本同志和我认识已经半个世纪了。“大跃进”时代的1959年，我受华罗庚先生委托，接受了程民德先生邀请到北京大学数学系为五年级学生开一个多复变函数课程的任务。运动一来，北大提出了“打倒欧家店，火烧柯西楼”的口号，多复变也有柯西公式，因而也被波及。学生们质问我，多复变是如何产生的。我说最初是由推广单复变数的一些结果产生的。学生们问，多复变有什么实际应用，我说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学生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真正的理论是从实际中来，又可以反过来指导实际，多复变违反了毛主席对理论的论述，它不是科学的理论；换句话说，是伪科学。
　　我受到很大的压力。回到数学所，听到张宗燧先生说，多复变函数正在应用于量子场论色散关系的证明。我大喜过望。但量子场论是什么，我一点不懂，于是向老戴(戴元本)求助，请他帮忙，为我和其他一些搞多复变的人(如陆汝钤同志等)，讲讲量子场论的基本知识。老戴十分热情地答应了，为我们讲了几个月的量子场论。这是我们彼此熟识的开始，也是我关注物理的数学问题的开始，特在他八十大寿之际，再一次表示感谢。
　　有了初步知识，我参加了张宗燧先生的色散关系讨论班，知道了多复变用于色散关系的证明，就是Bogoluibov的劈边定理(edge of wedge theorem)；也知道未来光锥的管域，就是华罗庚的第四类典型域。虽然我在色散关系上没有任何贡献，也没有写过一篇有关的论文，但这对我对Bogoluibov与Vladimirov于1958年提出的“扩充未来光锥管域是正则域”的猜想，有了较深的理解，某种意义上是劈边定理的推广。
　　Bogoluibov证明的色散关系不但在物理上而且在数学上也很有意义，所以，他在1958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被邀请与Vladimirov一起作了一小时报告，扩充了未来光锥管域的猜想。Vladimirov是Bogoluibov的学生、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Steklov研究所)所长。Vinogrodov于上世纪80年代初去世后，Bogoluibov兼任数学所所长。由于Bogoluibov本来就是苏联联合核子所(杜布纳)的所长，实在忙不过来，后来推荐Vladimirov当数学所所长。1988年，Vladimirov所长邀请我到Steklov数学所访问并作报告。在我报告之后，他当着成百名听众，向我提出了扩充未来光锥管域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最有可能由华罗庚学派的人解决。我带着问题回来，组织讨论班讨论。10年之后的1998年，这个问题果然由周向宇(现在数学所所长)解决。他的工作不但受到俄国数学界的高度评价(认为是20世纪重大数学事件之一)，并且被欧洲数学界写进了20世纪下半叶数学史，这是在国内的数学成果中罕有的，周向宇为国争了光。
　　老戴和我是一起升副研究员的，“文革”中一起调到中科院物理所13室一起工作了6年，1980年一起当选为学部委员。除老戴外，我和许多后来成为理论物理所成员的同志都非常熟识，如朱重远、郭汉英、刘煜奋、安瑛、陈时、张历宁等同志。我们那时候是多学科交叉，思想活跃，不怕权威，敢于创新，团结合作。我认为自己是理论物理的准成员，因为我还曾在物理所成立之后，带过两个研究生，就是吴可与谭小红同志。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老戴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主要参考书就是朱洪元写的《量子场论》。我是从此知道朱洪元先生的。在上世纪70年代初，杨振宁先生回国访问。中央领导十分重视，由周总理亲自安排，指定周培源老前辈负责在北京接待杨先生。大概由于当时“文革”之中已没有什么人搞物理研究，周培源邀请物理所13室的一部分人参加为杨先生举行的学术活动。向杨先生提的问题以及杨先生的回答，都详细纪录下来，用大字印刷供中央领导同志阅读。每次杨先生离开会场之后，周先生都会征求参加者的感想、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