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钟健
围由北方转向西北和南方。他的第一批有关华南哺乳动物化石的论述，对中国秦岭以南及河套以西地区的新生代和部分中生代的陆相地层、地史以及脊椎动物化石组合提供了最早的认识。
与此同时，他开始研究爬行动物化石，虽然他在这一阶段内发表这方面的论文尚不多，但确有若干重要的发现，例如，袁复礼在新疆找到了一大批爬行动物化石，交给杨钟健研究。这一研究表明，三叠纪初期大量生存于南非和印度大陆上及南极古冈瓦纳大陆的水龙兽及与之共生的阔口龙也出现于中国境内，这有力地说明了古代中国大陆与南方大陆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为以后的研究者指出了深入开展这一课题的必要性。此外，他报导的山西首次发现的三叠纪肯氏兽动物化石也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再是，他记述的宁夏和新疆等地中生代后期的恐龙化石，开创了中国西北地区恐龙研究的历史。
自1938年，他的研究工作有很大部分是围绕着“禄丰蜥龙动物群”的材料进行的。他和卞美年一起，采集了禄丰盆地中一批数量众多的恐龙、最早的鳄类、槽齿类和三列齿类等化石。杨钟健先后发表了20多篇文章，包括3本专著，介绍了这一动物群的组成内容、性质分析、形态特征和系统关系以及地质时代、科学意义等等。这一研究使禄丰动物群成为这个重要地史时期的脊椎动物和古地理的一个经典的和标准的化石地点。他本人也成为国际上有名望的卓越古生物学家。
他的研究工作的第三阶段，是随着建国后各地建设工程的开展、大量脊椎动物化石被开采出来而进行的，如四川的侏罗纪恐龙、山东的白垩纪恐龙等。通过这一阶段的工作并结合过去他的有关论著，中国大陆上恐龙动物群的演变过程的轮廓，在杨钟健近20年的辛勤探索下已大致清楚了。
50年代与60年代是杨钟健一生中学术活动最活跃时期，除了大量的学术领导、组织工作，野外与国外考察和科学写作、总结工作以外，他的研究领域几乎涉及到爬行动物的各个重要门类和方面，基本上填补了中国这方面的空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爬行类化石材料最丰富、多样和重要的一个地区。
杨钟健逝世后不久，许德珩手书了一首悼念他的词，这首“浪淘沙”的上阕写道：“五四风雷年，六十年前，共驱国贼救时艰；同学少年君与我，战友情牵”。
杨钟健作为国内一门学科的带头人，早在学生时代在发起及参与一些团体组织中，即培养了良好的组织能力与团结作风。他对于他的师友、同事是很有感情的，他的老师李四光、葛利普、舒罗塞，同事如德日进、步达生、赵亚曾、计荣森等人去世后，他均在报刊上发表真挚的悼念文章。新生代研究室有一位修理化石的技工陈德清先生，于解放初去世，杨钟健不仅发表了悼念文章，并且亲到他的墓前凭吊。周口店有位采掘工人，名叫唐亮，善于识别化石，抗战中穷无所归，竟然饿死在北平街头，杨钟健对此也形诸文字，“很久还在悼惜和怀念他。”还有一位王存义同志，从30年代始便跟随杨钟健一起工作，抗战时又同去后方，前后共事近50年，参与了周口店、山旺、禄丰、莱阳等重要化石发掘和修复工作，卓有成绩。他原有文化程度不高，可在杨钟健的提携下，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现在安度晚年。
杨钟健性情率直，对于工作人员的素质、效率要求较高。在他去世后，不少人怀念他扶掖后学的作风，再欲受到他的“指责”已不可得。
杨钟健的工作具有鲜明的节奏性和概括性。每年除夕，他要把当年发表过的著作目录写成清单，摆在案上，引杯自贺，这是他个人的工作小结。他对于古脊椎动物学及新生代地质的进展，经常作出阶段性的总结，将研究情况及时向同行通报并作科普宣传，例如他发表的《新生代研究之回顾》（1931年）、《〈自然〉的二周年》（1934年）、《脊椎动物化石研究之新趋向》（1937年）、《抗战三年来新生代地质及脊椎动物化石之进展》（1941年）、《三十年来之中国古生物学》（1947年）、《新生代研究室二十年》（1948年）、《古脊椎动物研究的基础、现况与发展》（1953年）、《十年来的中国古生物学总论》（1959年）、《新生代研究的展望》（1964年）等等均为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论述，对于有关学科的发展显然具有指导作用。
杨钟健不仅及时总结国内学术的发展状况，并且密切注意国外的学术动态，他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其目的正如他自己写的那样：“和中国的同类工作有特别重大的关系。”例如，1946年发表的《美国地质机关谈》，详细列举说明了美国地质机构的组织形式及功能等。又如《记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1948年）与《烽火中谈学人》（1947年）二文，把美国以至英国自20世纪初的地质古生物学者直至“现在主力”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突出描写每人的专长与贡献。这对国际学术交流与借鉴显然大有裨益。
杨钟健每次外出作重大考察后，必有一册游记出版，如留学时的《去国的悲哀》、30年代初在蒙古、新疆调查时的《西北的剖面》、抗战时的《抗战中看河山》、在美考察时的《新眼界》和《国外印象记》以及50年代的《访苏两月记》等。在这些书中，不仅翔实记载了地质古生物方面的事例、当地的风土人情，而且常有一定篇幅涉及国计民生问题，反映了他与祖国、人民息息相关的情感。
杨钟健一生研究了大量化石，记述了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及哺乳类共209个新属新种，对中国生物地层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脚踏实地，不尚空言，既不好高鹜远，尤恶故弄玄虚，而只是与实际调查及客观事实打交道。他确是一位正直、务实的科学家[2]。
1、杨钟健，赵喜进．合川马门溪龙．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甲种专刊，科学出版社，1972（8）：1—30．
2、杨钟健．新疆吐鲁番——新假鳄类．同上，甲种专刊，科学出版社，1973（10）：15—37．
3、杨钟健．三论袁氏阔口龙．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甲种专刊，科学出版社，1978（13）：26—46．
4、杨钟健．河南济源——新晚二叠纪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17（2）：99—113．
与此同时，他开始研究爬行动物化石，虽然他在这一阶段内发表这方面的论文尚不多，但确有若干重要的发现，例如，袁复礼在新疆找到了一大批爬行动物化石，交给杨钟健研究。这一研究表明，三叠纪初期大量生存于南非和印度大陆上及南极古冈瓦纳大陆的水龙兽及与之共生的阔口龙也出现于中国境内，这有力地说明了古代中国大陆与南方大陆之间的密切联系，也为以后的研究者指出了深入开展这一课题的必要性。此外，他报导的山西首次发现的三叠纪肯氏兽动物化石也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再是，他记述的宁夏和新疆等地中生代后期的恐龙化石，开创了中国西北地区恐龙研究的历史。
自1938年，他的研究工作有很大部分是围绕着“禄丰蜥龙动物群”的材料进行的。他和卞美年一起，采集了禄丰盆地中一批数量众多的恐龙、最早的鳄类、槽齿类和三列齿类等化石。杨钟健先后发表了20多篇文章，包括3本专著，介绍了这一动物群的组成内容、性质分析、形态特征和系统关系以及地质时代、科学意义等等。这一研究使禄丰动物群成为这个重要地史时期的脊椎动物和古地理的一个经典的和标准的化石地点。他本人也成为国际上有名望的卓越古生物学家。
他的研究工作的第三阶段，是随着建国后各地建设工程的开展、大量脊椎动物化石被开采出来而进行的，如四川的侏罗纪恐龙、山东的白垩纪恐龙等。通过这一阶段的工作并结合过去他的有关论著，中国大陆上恐龙动物群的演变过程的轮廓，在杨钟健近20年的辛勤探索下已大致清楚了。
50年代与60年代是杨钟健一生中学术活动最活跃时期，除了大量的学术领导、组织工作，野外与国外考察和科学写作、总结工作以外，他的研究领域几乎涉及到爬行动物的各个重要门类和方面，基本上填补了中国这方面的空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爬行类化石材料最丰富、多样和重要的一个地区。
杨钟健-个人品德
杨钟健逝世后不久，许德珩手书了一首悼念他的词，这首“浪淘沙”的上阕写道：“五四风雷年，六十年前，共驱国贼救时艰；同学少年君与我，战友情牵”。杨钟健作为国内一门学科的带头人，早在学生时代在发起及参与一些团体组织中，即培养了良好的组织能力与团结作风。他对于他的师友、同事是很有感情的，他的老师李四光、葛利普、舒罗塞，同事如德日进、步达生、赵亚曾、计荣森等人去世后，他均在报刊上发表真挚的悼念文章。新生代研究室有一位修理化石的技工陈德清先生，于解放初去世，杨钟健不仅发表了悼念文章，并且亲到他的墓前凭吊。周口店有位采掘工人，名叫唐亮，善于识别化石，抗战中穷无所归，竟然饿死在北平街头，杨钟健对此也形诸文字，“很久还在悼惜和怀念他。”还有一位王存义同志，从30年代始便跟随杨钟健一起工作，抗战时又同去后方，前后共事近50年，参与了周口店、山旺、禄丰、莱阳等重要化石发掘和修复工作，卓有成绩。他原有文化程度不高，可在杨钟健的提携下，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现在安度晚年。
杨钟健性情率直，对于工作人员的素质、效率要求较高。在他去世后，不少人怀念他扶掖后学的作风，再欲受到他的“指责”已不可得。
杨钟健的工作具有鲜明的节奏性和概括性。每年除夕，他要把当年发表过的著作目录写成清单，摆在案上，引杯自贺，这是他个人的工作小结。他对于古脊椎动物学及新生代地质的进展，经常作出阶段性的总结，将研究情况及时向同行通报并作科普宣传，例如他发表的《新生代研究之回顾》（1931年）、《〈自然〉的二周年》（1934年）、《脊椎动物化石研究之新趋向》（1937年）、《抗战三年来新生代地质及脊椎动物化石之进展》（1941年）、《三十年来之中国古生物学》（1947年）、《新生代研究室二十年》（1948年）、《古脊椎动物研究的基础、现况与发展》（1953年）、《十年来的中国古生物学总论》（1959年）、《新生代研究的展望》（1964年）等等均为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论述，对于有关学科的发展显然具有指导作用。
杨钟健不仅及时总结国内学术的发展状况，并且密切注意国外的学术动态，他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其目的正如他自己写的那样：“和中国的同类工作有特别重大的关系。”例如，1946年发表的《美国地质机关谈》，详细列举说明了美国地质机构的组织形式及功能等。又如《记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1948年）与《烽火中谈学人》（1947年）二文，把美国以至英国自20世纪初的地质古生物学者直至“现在主力”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突出描写每人的专长与贡献。这对国际学术交流与借鉴显然大有裨益。
杨钟健每次外出作重大考察后，必有一册游记出版，如留学时的《去国的悲哀》、30年代初在蒙古、新疆调查时的《西北的剖面》、抗战时的《抗战中看河山》、在美考察时的《新眼界》和《国外印象记》以及50年代的《访苏两月记》等。在这些书中，不仅翔实记载了地质古生物方面的事例、当地的风土人情，而且常有一定篇幅涉及国计民生问题，反映了他与祖国、人民息息相关的情感。
杨钟健一生研究了大量化石，记述了鱼类、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及哺乳类共209个新属新种，对中国生物地层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脚踏实地，不尚空言，既不好高鹜远，尤恶故弄玄虚，而只是与实际调查及客观事实打交道。他确是一位正直、务实的科学家[2]。
杨钟健-主要论著
1、杨钟健，赵喜进．合川马门溪龙．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甲种专刊，科学出版社，1972（8）：1—30．2、杨钟健．新疆吐鲁番——新假鳄类．同上，甲种专刊，科学出版社，1973（10）：15—37．
3、杨钟健．三论袁氏阔口龙．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甲种专刊，科学出版社，1978（13）：26—46．
4、杨钟健．河南济源——新晚二叠纪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17（2）：99—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