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和平的信念。
　　让我们行动起来，继续寻找“北京人”，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资深院士：
　　贾兰坡 刘东生 张弥曼 秦馨菱 叶大年
　　陈庆宣 孙殿卿 李廷栋 宋叔和 吴汝康
　　郝诒纯 王鸿祯 杨遵仪 侯仁之

人生评价

　　贾兰坡一生著述等身，成果丰硕。从五十年代开始，贾兰坡院士参加、主持、指导了丁村河、西侯度、蓝田、峙峪、许家窑、萨拉乌苏、水洞沟和泥河湾等一系列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及古人类学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先后发表了400多篇学术著作和文章，广泛涉猎人类的起源、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不同文化传统的源流、更新世环境与气候的变化以及第四纪地质学等诸多领域。五十年代，他对北京猿人的文化性质提出新的看法，倡导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讨论，将周口店遗址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进而带动了全国旧石器工作的开展。七十年代，贾兰坡院士提出中国华北两大旧石器文化传统的理论，奠定了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的基础，从理论的高度探讨了世界范围内细石器文化的起源和分布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反应。近十几年来，他耄耋犹勤，提议更改地质年表，建立“人生代”，提出人类的历史应追溯到400万年前的新学说，并为寻找失落的“北京人”化石奔走呼吁。这些都对中国乃至世界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贾兰坡一生诲人不倦，桃李芬芳，为培养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人才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科学院在周口店举办了多届旧石器时代考古培训班，贾兰坡院士亲自撰写讲义和授课，指导田野实习，为全国各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队伍培养了基本的骨干力量。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山西大学等大专院校作兼职教授，为学生讲授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课程。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很少有人没有聆听过先生的教诲和没有接受过贾兰坡先生的指导和帮助。即使在90多岁高龄的晚年，他仍然关心科学队伍的建设和后继人才的培养。
　　贾兰坡积极参与我国的博物馆建设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就参加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陈列设计工作，还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注着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建设，经常亲临北京自然博物馆指导工作，并长期担任国内许多博物馆的兼职研究员，受到国内博物馆界同仁的爱戴和崇敬。
　　贾兰坡一生刻苦好学，努力进取。中学毕业后，他先后进入地质调查所做练习生、在北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进修和学习地质学、古脊椎动物学和人体解剖学。工作中他刻苦钻研，勤奋自学，不耻下问，为获取科学知识和提高业务能力废寝忘食。晚年中，贾兰坡院士忍着眼疾及多种疾病的疼痛折磨，仍然每天手不释卷，伏案工作，用一把放大镜和一支钢笔解读、诠释着人类早期的历史。就是靠这样的苦学、钻研和勤奋，他由一个中学毕业生成长为建树卓著的学者，由一个不懂化石和石器为何物的练习生成长为享誉世界的三院院士，创造出一个刻苦进取、勤奋向上、靠个人的不懈努力实现自我价值重大转变的现代传奇。贾兰坡院的这种精神境界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立志成才的青少年在科学探索和自我完善的道路上不断奋进，去勇攀高峰。

研究领域

　　贾兰坡对第四纪地质、古脊椎动物、古人类和考古等方面都有很多研究，在旧石器的考古方面，成绩最为显著。作为一位世界公认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参加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贾兰坡1935年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除发现大量石器和脊椎动物化石外，1936年11月又连续发现了三个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震动了国际学术界。1949年后，他又多次主持周口店的发掘。1984年贾兰坡与他的学生、考古学家黄慰文合写的《周口店发掘记》一书，对周口店的发掘历史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价，对周口店发掘与研究工作进行了系统总结。这本书已译成日文和英文。他对华北旧石器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所提出的华北地区古文化年代表奠定了华北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的理论基础。贾兰坡十分热爱中国旧石器的研究工作。1956年，他就在《考古通讯》上发表“对中国猿人石器的新看法”。1957年又发表“试述中国旧石器时代初期石器文化的相互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他已经把注意力放在有关理论研究上，而不是单纯对石器本身的描述。中国学术界20世纪50年代末展开“北京人”是否使用过骨器的争论，贾兰坡支持法国旧石器考古学家H步日耶(Breuil)的意见，认为“北京人”使用过骨器。他于1960年发表的“关于中国猿人的骨器问题”一文以及1964年出版的《中国猿人及其文化》都探讨了这个问题。贾兰坡把周口店“北京人”制造的骨器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角工具，第二类是盛水工具，第三类是肢骨做成的尖状器和刀状器。关于骨器的观点受到国内外不少学者的重视。
　　20世纪50—70年代，贾兰坡对中国旧石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北部，特别是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等地，尤以对山西旧石器的研究最为出色。1958年，他与裴文中一起研究了山西丁村发现的旧石器，指出丁村文化是旧石器时代中期之初文化的新发现。他在1962年与人合作的《河》中，指出河遗址的时代，属于中更新世早期，并指出丁村文化是由河文化逐渐发展而来的。1972年贾兰坡与盖培、尤玉柱发表“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从地貌、地层、脊椎动物化石和旧石器等方面作了全面研究，指出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至少有两个系统，即“河—丁村系”，和“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提出我国原始文化的继承关系后，又提出中国、东北亚和北美的细石器可能起源于华北的论点。国内外同行对这些观点给予了极大关注。1979年，贾兰坡与卫奇等研究了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认为许家窑文化在细时器技术传统上是“北京人”文化与峙峪文化的过渡桥梁，并对世界范围内细石器的两大传统以及细石器起源和分布等理论性问题作了探讨。1978年贾兰坡对细石器研究作了系统总结，发表了“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起源与分布”，把中国的细石器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受到美国考古学者的支持。美国学者认为它对北美考古是指导性的。
　　贾兰坡在研究人类起源和进化方面有着比较突出的贡献。他在《科学通报》上发表“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一文，并提出在中国属于早更新世初期的泥河湾地层，才是人类最早的生存地。指出“北京人”在体质特征和石器制作上有了许多进步性质，又具有使用和管理火的能力，因而不代表最古老的人类和最原始的文化，人们对我国远古文化的认识还是很晚的。在20世纪以前没有发现过确切的石器时代遗址，直到20世纪初，一些外国学者还不相信中国有旧石器时代文化。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在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相继发现旧石器之后，特别是裴文中于1929年发现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接着又发现“北京人”使用的石器和用火遗迹之后，才使这种局面改观。但由于受旧观念的束傅，有的学者又提出中国没有比“北京人”再早的文化了。贾兰坡与王健的论文无疑是对这种观点的挑战，因此在学术界引起一场持续一年多的争论。他们这一科学论断为后来西侯度文化元谋人牙齿化石和蓝田人头盖骨的发现所证实。1978年所出版的《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文化遗址》一书，是他们对我国更新世早期人类及其文化存在问题的多年研究成果。早在30年代，贾兰坡就对北京人的地质分层文化性质和生活环境诸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贾兰坡还根据“北京人”遗址各层出土的动物化石的不同性质，提出“北京人”在周口店生活的几十万年中，华北气候出现过冷暖交替的变化。解放后，贾兰坡发表过不少论文和专著。
　　他撰写的《人体骨骼学纲要》(1954)以及《从猿脑发展到现代人脑》(1954)曾是医学院很好的参考书。贾兰坡还著有《旧石器时代文化》(1957)、《周口店——北京人之家》(1975)、《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1978)等，后两种已被译成英、日、德和西班牙等文种出版。1982年出版了由贾兰坡主编的《人类的黎明》，这本书是一本图文并茂，系统地阐述人类起源演化，并包括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