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树屏
臭。忍辱负重，以庚款锥刺骨，效勾践，学韩信，许身报国，共肩建国大业时，再聚首联欢。”从此，“科学救国”的梦想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抵英后，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和学习，修完了动物、植物两系的课程，又修了生物化学系课程，业余和假日全部投入实验研究工作，成绩卓著。1942～1945年，任英国普利茅斯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英国淡水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等职期间，研究成功了17种藻类培养液的配方，即以他的姓命名的“朱氏培养液”，其中“朱氏10号”是至今世界上仍广泛使用的标准经典配方。
朱树屏在埋头学习工作之余，念念不忘报效祖国。他了解到国内各大学设备、经费非常困难，为了归国后开展云南高原大湖调查，用薪俸余额购置了调查工作所需的文献及用具，先期空运昆明；曾捐款支持陶行知先生“教育救国”的行动；与其他留英同学编辑《东方副刊》，寄到国内印刷；通过伦敦电台每月向中国介绍国外学术研究、新技术和工业进展概况等，以拳拳报国之心，尽其所能，积极为祖国的科学发展效力。
抗战胜利后，云南大学聘请朱树屏回国任教，日夜思念祖国、立志报效祖国的他迫不及待地取道美国，踏上了归国之路，但由于搞不到回国的船位，未能成行。1946年1月，他暂时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洋研究所——美国著名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被聘为高级研究员，仍然从事浮游生物的研究。短短一年中，发表了《朱氏人工海水》等极有影响和价值的研究成果，为该所创建了世界一流的藻类实验室。该所对于享有盛誉的朱树屏先生苦苦相留，并提出了优厚的条件。然而，一颗游子的拳拳之心是赤诚的，他谢绝了该所的一再挽留。从美国归国前，他只留下路费，其余全部用于购置野外调查、室内研究所需的工具。
1946年12月，朱树屏毅然回到战乱的祖国。他先到云南大学生物系任教，同时投身于云南各大湖泊的调查。1947年夏，应聘到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进行海洋和湖沼学的研究。后来，有人约朱树屏一起返回美国工作，但他说：“祖国生活困窘、科学落后，正是需要我们的时候。”一颗赤子的科学报国之心何其真诚！
1947年，国立山东大学童第周教授受校长赵太侔之托，函请朱树屏到青岛创建和主持水产系工作，任教授兼系主任，借聘期为一年。当时，该系刚刚成立一年，基础十分薄弱，朱树屏同年7月到职后，将从英国带回的有关海洋、水产科研教学方面的书籍、资料及一些实验设备赠送给了水产系。同时，朱树屏制定发展规划，在水产系成立了渔捞、养殖、加工三个专业组，还争取到实习调查船；又经多方努力，聘请到戴立生、王以康、王贻观等多位教授和讲师康迪安、辛学毅等先后来到水产系任教，使当时全国惟一的四年制本科水产系初具规模，并成为国立山东大学重要学系之一，并培育出了中国首批大学本科水产专业人才。
1948年9月，在国立山东大学的借聘期满，朱树屏被调返上海动植物研究所，不久带队出海到舟山渔场进行海洋调查。离青时，国立山东大学水产系全体同学到码头挥泪送别。1949年1月，国立山东大学水产系一、二、三年级全体同学又长函敦请朱树屏教授返青执教，函文情真意切：“……只要有老师来做我们的领导中心，我们的力量定会团结起来……创建水产系的巨任，除了老师具有这种勇敢果决、忍辱负重的精神能担负，别人再也担负不起。……我们以平静的心情等待再一次在码头上欢迎我们衷心崇敬的老师……”（该函至今犹存）朱树屏捧读再三，不禁涔然泪下，但终因舟山海洋调查的重任在身，未能如愿返校。
1951年1月，朱树屏调回青岛，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室工作(青岛)；同年3月，调农业部水产实验所（今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任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研究员，同时被国立山东大学聘为水产系教授，继续讲授湖沼学、浮游生物学和水化学等专业课程，使中断了三年的这几门重要课程得以恢复。他到任后，对科研规划、研究任务、机构设置、人员配置、设施建设等均具体操持、组织领导，不遗余力，使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工作很快全面展开。1952年，正式增设资源、渔捞、海产养殖、淡水养殖和水产加工五个研究室及其它辅助设施。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从海洋生态和初级生产力入手加强资源与渔业研究，又建立了生产力研究室和实验生态组，并相应增建了实验场、同位素实验室、恒温室等基础研究设施，使该所成为中国水产界成果最多、世界知名的骨干科研单位。在他的直接培养指导下成长起来的科研人员晋升为高级职称的约有四五十人，其中不少人成了学科带头人。
在青岛，他曾在胶州湾设站，逐月调查浮游植物生长所需要营养盐类的组成特点和变化规律，发现营养盐类的分布相当均匀，除每年4至5月外，营养盐含量均能满足浮游植物的需求。他首次提出：根据长期连续的调查结果，预报海产生物资源及养殖业的丰歉，进行“种海”，合理开发利用海洋的战略思想。
在青岛，他与童第周教授共同组织领导了中国首次海洋渔场调查——烟台、威海外海鲐鱼渔场调查，并从理论上总结解释了调查结果，在论文中揭示了该产卵场属性同地理位置和地形的关系，黄海暖流同鱼群洄游和行动的关系，水温、饵料生物同鱼群分布的关系，渔期同鱼性腺发育的关系等规律。调查成果当年即用于指导渔业生产，并获得中国科学院奖励。
在朱树屏等直接领导下，黄海水产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合作编制了《渤、黄、东海渔捞海图》，该书共三卷，分为海洋学图集与捕捞对象图集两部分，概括地展示了中国对近海渔业资源与渔场海洋学多年的调查研究结果，该项工作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
通过长期的缜密调查研究，朱树屏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不顾非议与压力，针对黄、渤海渔业资源状况提出“资源衰退，应予保护”的观点，并在许多场合积极阐明，但一直未能被采纳，直到1978年以后，“资源衰退”的事实和论点才被公认。这不仅说明了朱树屏作为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也显示了他坚持真理的科学态度，深受后人的缅怀与崇敬。
朱树屏作为海洋生态学家、中国水产学科带头人，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合作谈判等科学技术活动。他是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的中方专家，担任该委员会海洋渔业专业组副组长，在历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论文多篇。1956年，他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的访问苏联代表团，作为水产方面的顾问，同苏方商洽中苏水产科技合作草案；1957年参加领导中苏合作黄海、东海越冬渔场调查；1958年参与指导了中国首次世界最大规模的“全国海洋综合调查”，在其撰写的论著《渤海诸河口渔业综合调查报告》中进一步论述了海洋人工增殖和农牧化；主持了1958～1960年中苏合作的“发展海洋渔业和利用海洋渔业资源的调查研究”项目。在国际科技合作中，他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维护国家利益，坚持原则立场，受到水产部领导的赞誉。他参加了我国1956～1967年和1963～1972年两个科学技术长远规划的制定工作。在他的倡议下很多重要研究课题，如海洋生产力研究、紫菜人工养殖等被列入规划。
1951年海带南移青岛后，在中港试养成功，但在附近
抵英后，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和学习，修完了动物、植物两系的课程，又修了生物化学系课程，业余和假日全部投入实验研究工作，成绩卓著。1942～1945年，任英国普利茅斯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英国淡水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等职期间，研究成功了17种藻类培养液的配方，即以他的姓命名的“朱氏培养液”，其中“朱氏10号”是至今世界上仍广泛使用的标准经典配方。
朱树屏在埋头学习工作之余，念念不忘报效祖国。他了解到国内各大学设备、经费非常困难，为了归国后开展云南高原大湖调查，用薪俸余额购置了调查工作所需的文献及用具，先期空运昆明；曾捐款支持陶行知先生“教育救国”的行动；与其他留英同学编辑《东方副刊》，寄到国内印刷；通过伦敦电台每月向中国介绍国外学术研究、新技术和工业进展概况等，以拳拳报国之心，尽其所能，积极为祖国的科学发展效力。
抗战胜利后，云南大学聘请朱树屏回国任教，日夜思念祖国、立志报效祖国的他迫不及待地取道美国，踏上了归国之路，但由于搞不到回国的船位，未能成行。1946年1月，他暂时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洋研究所——美国著名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被聘为高级研究员，仍然从事浮游生物的研究。短短一年中，发表了《朱氏人工海水》等极有影响和价值的研究成果，为该所创建了世界一流的藻类实验室。该所对于享有盛誉的朱树屏先生苦苦相留，并提出了优厚的条件。然而，一颗游子的拳拳之心是赤诚的，他谢绝了该所的一再挽留。从美国归国前，他只留下路费，其余全部用于购置野外调查、室内研究所需的工具。
1946年12月，朱树屏毅然回到战乱的祖国。他先到云南大学生物系任教，同时投身于云南各大湖泊的调查。1947年夏，应聘到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进行海洋和湖沼学的研究。后来，有人约朱树屏一起返回美国工作，但他说：“祖国生活困窘、科学落后，正是需要我们的时候。”一颗赤子的科学报国之心何其真诚！
鞠躬尽瘁
1947年，国立山东大学童第周教授受校长赵太侔之托，函请朱树屏到青岛创建和主持水产系工作，任教授兼系主任，借聘期为一年。当时，该系刚刚成立一年，基础十分薄弱，朱树屏同年7月到职后，将从英国带回的有关海洋、水产科研教学方面的书籍、资料及一些实验设备赠送给了水产系。同时，朱树屏制定发展规划，在水产系成立了渔捞、养殖、加工三个专业组，还争取到实习调查船；又经多方努力，聘请到戴立生、王以康、王贻观等多位教授和讲师康迪安、辛学毅等先后来到水产系任教，使当时全国惟一的四年制本科水产系初具规模，并成为国立山东大学重要学系之一，并培育出了中国首批大学本科水产专业人才。1948年9月，在国立山东大学的借聘期满，朱树屏被调返上海动植物研究所，不久带队出海到舟山渔场进行海洋调查。离青时，国立山东大学水产系全体同学到码头挥泪送别。1949年1月，国立山东大学水产系一、二、三年级全体同学又长函敦请朱树屏教授返青执教，函文情真意切：“……只要有老师来做我们的领导中心，我们的力量定会团结起来……创建水产系的巨任，除了老师具有这种勇敢果决、忍辱负重的精神能担负，别人再也担负不起。……我们以平静的心情等待再一次在码头上欢迎我们衷心崇敬的老师……”（该函至今犹存）朱树屏捧读再三，不禁涔然泪下，但终因舟山海洋调查的重任在身，未能如愿返校。
1951年1月，朱树屏调回青岛，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室工作(青岛)；同年3月，调农业部水产实验所（今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任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室研究员，同时被国立山东大学聘为水产系教授，继续讲授湖沼学、浮游生物学和水化学等专业课程，使中断了三年的这几门重要课程得以恢复。他到任后，对科研规划、研究任务、机构设置、人员配置、设施建设等均具体操持、组织领导，不遗余力，使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工作很快全面展开。1952年，正式增设资源、渔捞、海产养殖、淡水养殖和水产加工五个研究室及其它辅助设施。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从海洋生态和初级生产力入手加强资源与渔业研究，又建立了生产力研究室和实验生态组，并相应增建了实验场、同位素实验室、恒温室等基础研究设施，使该所成为中国水产界成果最多、世界知名的骨干科研单位。在他的直接培养指导下成长起来的科研人员晋升为高级职称的约有四五十人，其中不少人成了学科带头人。
在青岛，他曾在胶州湾设站，逐月调查浮游植物生长所需要营养盐类的组成特点和变化规律，发现营养盐类的分布相当均匀，除每年4至5月外，营养盐含量均能满足浮游植物的需求。他首次提出：根据长期连续的调查结果，预报海产生物资源及养殖业的丰歉，进行“种海”，合理开发利用海洋的战略思想。
在青岛，他与童第周教授共同组织领导了中国首次海洋渔场调查——烟台、威海外海鲐鱼渔场调查，并从理论上总结解释了调查结果，在论文中揭示了该产卵场属性同地理位置和地形的关系，黄海暖流同鱼群洄游和行动的关系，水温、饵料生物同鱼群分布的关系，渔期同鱼性腺发育的关系等规律。调查成果当年即用于指导渔业生产，并获得中国科学院奖励。
在朱树屏等直接领导下，黄海水产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合作编制了《渤、黄、东海渔捞海图》，该书共三卷，分为海洋学图集与捕捞对象图集两部分，概括地展示了中国对近海渔业资源与渔场海洋学多年的调查研究结果，该项工作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
通过长期的缜密调查研究，朱树屏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不顾非议与压力，针对黄、渤海渔业资源状况提出“资源衰退，应予保护”的观点，并在许多场合积极阐明，但一直未能被采纳，直到1978年以后，“资源衰退”的事实和论点才被公认。这不仅说明了朱树屏作为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也显示了他坚持真理的科学态度，深受后人的缅怀与崇敬。
朱树屏作为海洋生态学家、中国水产学科带头人，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合作谈判等科学技术活动。他是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的中方专家，担任该委员会海洋渔业专业组副组长，在历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论文多篇。1956年，他参加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的访问苏联代表团，作为水产方面的顾问，同苏方商洽中苏水产科技合作草案；1957年参加领导中苏合作黄海、东海越冬渔场调查；1958年参与指导了中国首次世界最大规模的“全国海洋综合调查”，在其撰写的论著《渤海诸河口渔业综合调查报告》中进一步论述了海洋人工增殖和农牧化；主持了1958～1960年中苏合作的“发展海洋渔业和利用海洋渔业资源的调查研究”项目。在国际科技合作中，他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维护国家利益，坚持原则立场，受到水产部领导的赞誉。他参加了我国1956～1967年和1963～1972年两个科学技术长远规划的制定工作。在他的倡议下很多重要研究课题，如海洋生产力研究、紫菜人工养殖等被列入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