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九章
。如此反复，一路折磨不止。
邓增昆后来回忆说：“赵先生每次劳动途中，被造反派像牲口一样赶着往前走，甚至连牲口都不如，因为老百姓对自己的牲口还知道爱惜呢!”
劳动改造期间，赵九章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接受批斗，或者赶写交待。他的腰因挨批斗时给折腾坏了，劳动时弯不下去，只好蹲在地上干活。白天劳动时准许他摘下牌子，但劳动一结束，十几公斤重的牌子必须重新挂回脖子上。然后等着接受批斗。由于体力耗费太大，他每晚躺在床上，连身都不能翻，痛得无法入睡，他的妻子每晚都用烟草为他熏腿、熏腰、熏背，一边熏，一边抹着眼泪。等熬到天亮，他又被押着去劳动、去改造。
尽管如此，赵九章那颗痴迷于人造卫星的心，依然“死不悔改”。身陷困境的他，虽然无法准确预测出中国空间技术将来到底会是什么前景，但有一点他却非常清楚，即发射人造卫星的路必须有人往前走，不仅竖着要走，横着也要走。他深知，他们这一代科学家，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而只属于现在。他们的选择，就是让现实拥抱自己，吞没自己，甚至与现实同归于尽；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创造，就是牺牲----以牺牲自己作桥梁，为后人架设一条通向明天的路，而且尽可能让这条路少一点曲折，多一些平坦。
然而，１９６８年６月，当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传来时，他一颗本已伤痕累累的心，仿佛一下又被人猛地插了一刀。
姚桐斌是中国极其优秀的一位火箭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
１９６８年６月８日这天，由于第七机械工业部两派群众组织连日不断地发生冲突，许多人都不上班了，也不敢上班了。身为所长的姚桐斌出于对工作的负责，照样顶着武斗的危险坚持上班，并打算找几位干部商量一下，如何解决生产中停工的问题。中午下班时间到了，有人听说他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可他家里还有几岁的女儿，他放心不下，还是回了家。
回家后的姚桐斌刚刚拿起碗筷，还未来得及吃上一口饭，几个气势汹汹的“左派”人物便冲进家门，架着他就往楼口推。随之几个戴红袖章的人也冲上来，一边扔掉他的眼镜，一边扇他的耳光，还一边恶狠狠地骂：“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
姚桐斌被打得满脸是血，一个家伙又朝他阴部猛踢一脚，接着，又有两个家伙举起铁棍向他头部猛烈击去。他顿时鲜血直涌，倒在了地上。
但几个家伙仍不罢休，拖着他就走。途中，他脚上的鞋袜全被拖掉了，也没人理睬，照样将他光着脚丫拖到了所谓的“左派”总部，然后接着拷打。很快，姚桐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之便瘫在了地上……
“左派”头头们见状，便吩咐手下人将姚桐斌拖回去。于是，几个家伙又将姚桐斌拖回他家楼前的人行道上，然后又朝他身上猛踢几脚，这才扬长而去。
一位邻居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姚桐斌，忙跑去请求将姚桐斌送医院抢救，可得到的答复是：“不行!”。邻居只好把姚桐斌抬到家里，放在客厅的沙发上。
由于姚桐斌头部几处遭到铁棍的重击，一直昏迷不醒，流血不止，下午３时，他终于停止呼吸，惨死家中。
姚桐斌的死，震惊了研究所，震惊了国防部，也震惊了党中央。当秘书将这一消息告诉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时，周恩来手中的茶杯竟掉在了地上……
姚桐斌之死，对赵九章与其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莫如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一个微妙的暗示。
姚桐斌死后的几天时间里，他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不言不语，甚至整夜不睡。如果说在姚桐斌死之前，他对眼前的这场“大革命”多少还抱有一种幻想心中还默默燃烧着一盏希望的灯火，那么姚桐斌死后，他的这种幻想消失了，心中那盏本来就不明亮的灯火也开始变得暗淡微弱了。
在那几天里，他的头发陡然增白，恍惚中，他像沿着自己曾经走过的人生之路重新走了一遍，而一路拾到的，都是迷茫、疑问和困惑。
一种人生的巨大困惑像阴云般笼罩着他，让他无法排解，无法超越，他第一次在自己７１岁的生命中深深触感到一种本质上无法消化的痛苦。
每晚夜幕降临，他便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从未有过的恐惧感，直至深夜，他也无法入睡。一合上眼，街头巷尾、门前楼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便像雪花般飞来，每一张大字报上，他都仿佛看见写着两个血淋淋的大字：吃人!
为了躲避这人间的恐惧，他只好披衣下床，踱至门外，把一双孤独无望的目光举向繁星点点的夜空。
那一时刻，他恍惚感到，法国罗马塔楼上那悲壮的钟声忽然划破夜空，徐徐飘入他的耳际----他想起了伟大的科学家布鲁诺!透过茫茫夜空，他仿佛看见通往鲜花广场的街道两旁站满了人，僧侣们手中高举的熊熊火炬充满着杀气；布鲁偌被宗教裁判所的刽子手们用铁链绑在一根高高的柱子上，特制的钳子死死夹住他那呼唤真理的舌头；他脚下的干树枝被点燃了，熊熊的火焰炙烤着他的全身，一根长长的杆子将耶稣受难头像朝他慢慢伸了过去……蓦地，布鲁诺转过脸来，一双愤怒的眼睛射出太阳般的光芒……
赵九章禁不住浑身一阵颤粟，再也无法忘记布鲁诺那双眼睛。布鲁诺一生都在异国四处流浪，却始终无限思念自己的祖国，然而当他最终回到自己的祖国时，祖国迎接他的却是熊熊的火刑架!布鲁诺那双充满悲愤与不屈的眼睛仿佛在告诉他：人类是经过火刑架才飞向宇宙的!
当他突然醒悟到这一点时，整个身心似乎都被某种怪异的东西击垮了。面对夜空，他无法抗拒宇宙间那巨大的诱惑；面对现实，他又无力承受从未见过的人身攻击。于是，他也想写一张大字报，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自己写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名字就叫：自杀!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０日晚，赵九章独自一人伏在走廊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
事实上，一封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请柬在国庆节的前三天已经发到了中国科学院。但革命“左派”分子见到这封请柬后，当即便给扣压了。
赵九章对此当然不知。假如他知道有此事，假如他知道他一直忠爱的国家依然还没忘记他，那么，或许他人生的态度会来一个根本的转变，至少他在人间的时日还可再延长一些。
然而，他被政治的黑手死死蒙在鼓里，不但请柬没见着一眼，甚至连一点点信息也毫无所知。
于是，他心中剩下的那一点点希望之火熄灭了，他对自己的命运彻底绝望了!
时针已指向两点。赵九章工工整整写完最后一份检查的最后一个字，起身走进属于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再翻身上床。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这才静静地躺在了床上……
就这样，中国的一代科学巨匠赵九章永远离开了世界。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一句话一个字也没留下。或许，他对这个世界已懒得再说什么了?
赵九章自杀后，国防科委的罗舜初将军很快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报告。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顿时流下了热泪。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说，当年吴玉章先生去世时，周总理也没如此伤心过。并且，日理万机的周恩来还第一次停止了办公，当即向有关部门打电话查问这一情况，随后又委派专人去中国科学院进行追查。
然而在那混乱的年代里，一个科学家“畏罪自杀”，其结果又会怎样又能怎样呢?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59年4月16日，赵九章出席毛主席召集的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科学家为之欢欣鼓舞。竺可桢、赵九章、钱学森等纷纷发表讲话、写文章，阐述发射卫星的重要意义，还建议我国也应考虑研制卫星的规划设想，并及早作些准备。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将科学家的建议反映到中央。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随之，主管科技的聂荣臻副总理责成张劲夫等进行研制卫星的规划设想安排，为此，中科院成立581组，组长钱学森，副组长赵九章、卫一清。581组下设技术组，由赵九章主持，成员包括陆元九、杨嘉墀、陈芳允、马大猷、贝时
邓增昆后来回忆说：“赵先生每次劳动途中，被造反派像牲口一样赶着往前走，甚至连牲口都不如，因为老百姓对自己的牲口还知道爱惜呢!”
劳动改造期间，赵九章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接受批斗，或者赶写交待。他的腰因挨批斗时给折腾坏了，劳动时弯不下去，只好蹲在地上干活。白天劳动时准许他摘下牌子，但劳动一结束，十几公斤重的牌子必须重新挂回脖子上。然后等着接受批斗。由于体力耗费太大，他每晚躺在床上，连身都不能翻，痛得无法入睡，他的妻子每晚都用烟草为他熏腿、熏腰、熏背，一边熏，一边抹着眼泪。等熬到天亮，他又被押着去劳动、去改造。
尽管如此，赵九章那颗痴迷于人造卫星的心，依然“死不悔改”。身陷困境的他，虽然无法准确预测出中国空间技术将来到底会是什么前景，但有一点他却非常清楚，即发射人造卫星的路必须有人往前走，不仅竖着要走，横着也要走。他深知，他们这一代科学家，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而只属于现在。他们的选择，就是让现实拥抱自己，吞没自己，甚至与现实同归于尽；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创造，就是牺牲----以牺牲自己作桥梁，为后人架设一条通向明天的路，而且尽可能让这条路少一点曲折，多一些平坦。
然而，１９６８年６月，当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传来时，他一颗本已伤痕累累的心，仿佛一下又被人猛地插了一刀。
姚桐斌是中国极其优秀的一位火箭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
１９６８年６月８日这天，由于第七机械工业部两派群众组织连日不断地发生冲突，许多人都不上班了，也不敢上班了。身为所长的姚桐斌出于对工作的负责，照样顶着武斗的危险坚持上班，并打算找几位干部商量一下，如何解决生产中停工的问题。中午下班时间到了，有人听说他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可他家里还有几岁的女儿，他放心不下，还是回了家。
回家后的姚桐斌刚刚拿起碗筷，还未来得及吃上一口饭，几个气势汹汹的“左派”人物便冲进家门，架着他就往楼口推。随之几个戴红袖章的人也冲上来，一边扔掉他的眼镜，一边扇他的耳光，还一边恶狠狠地骂：“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
姚桐斌被打得满脸是血，一个家伙又朝他阴部猛踢一脚，接着，又有两个家伙举起铁棍向他头部猛烈击去。他顿时鲜血直涌，倒在了地上。
但几个家伙仍不罢休，拖着他就走。途中，他脚上的鞋袜全被拖掉了，也没人理睬，照样将他光着脚丫拖到了所谓的“左派”总部，然后接着拷打。很快，姚桐斌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之便瘫在了地上……
“左派”头头们见状，便吩咐手下人将姚桐斌拖回去。于是，几个家伙又将姚桐斌拖回他家楼前的人行道上，然后又朝他身上猛踢几脚，这才扬长而去。
一位邻居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姚桐斌，忙跑去请求将姚桐斌送医院抢救，可得到的答复是：“不行!”。邻居只好把姚桐斌抬到家里，放在客厅的沙发上。
由于姚桐斌头部几处遭到铁棍的重击，一直昏迷不醒，流血不止，下午３时，他终于停止呼吸，惨死家中。
姚桐斌的死，震惊了研究所，震惊了国防部，也震惊了党中央。当秘书将这一消息告诉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时，周恩来手中的茶杯竟掉在了地上……
姚桐斌之死，对赵九章与其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莫如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一个微妙的暗示。
姚桐斌死后的几天时间里，他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不言不语，甚至整夜不睡。如果说在姚桐斌死之前，他对眼前的这场“大革命”多少还抱有一种幻想心中还默默燃烧着一盏希望的灯火，那么姚桐斌死后，他的这种幻想消失了，心中那盏本来就不明亮的灯火也开始变得暗淡微弱了。
在那几天里，他的头发陡然增白，恍惚中，他像沿着自己曾经走过的人生之路重新走了一遍，而一路拾到的，都是迷茫、疑问和困惑。
一种人生的巨大困惑像阴云般笼罩着他，让他无法排解，无法超越，他第一次在自己７１岁的生命中深深触感到一种本质上无法消化的痛苦。
每晚夜幕降临，他便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从未有过的恐惧感，直至深夜，他也无法入睡。一合上眼，街头巷尾、门前楼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便像雪花般飞来，每一张大字报上，他都仿佛看见写着两个血淋淋的大字：吃人!
为了躲避这人间的恐惧，他只好披衣下床，踱至门外，把一双孤独无望的目光举向繁星点点的夜空。
那一时刻，他恍惚感到，法国罗马塔楼上那悲壮的钟声忽然划破夜空，徐徐飘入他的耳际----他想起了伟大的科学家布鲁诺!透过茫茫夜空，他仿佛看见通往鲜花广场的街道两旁站满了人，僧侣们手中高举的熊熊火炬充满着杀气；布鲁偌被宗教裁判所的刽子手们用铁链绑在一根高高的柱子上，特制的钳子死死夹住他那呼唤真理的舌头；他脚下的干树枝被点燃了，熊熊的火焰炙烤着他的全身，一根长长的杆子将耶稣受难头像朝他慢慢伸了过去……蓦地，布鲁诺转过脸来，一双愤怒的眼睛射出太阳般的光芒……
赵九章禁不住浑身一阵颤粟，再也无法忘记布鲁诺那双眼睛。布鲁诺一生都在异国四处流浪，却始终无限思念自己的祖国，然而当他最终回到自己的祖国时，祖国迎接他的却是熊熊的火刑架!布鲁诺那双充满悲愤与不屈的眼睛仿佛在告诉他：人类是经过火刑架才飞向宇宙的!
当他突然醒悟到这一点时，整个身心似乎都被某种怪异的东西击垮了。面对夜空，他无法抗拒宇宙间那巨大的诱惑；面对现实，他又无力承受从未见过的人身攻击。于是，他也想写一张大字报，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自己写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名字就叫：自杀!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０日晚，赵九章独自一人伏在走廊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
事实上，一封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请柬在国庆节的前三天已经发到了中国科学院。但革命“左派”分子见到这封请柬后，当即便给扣压了。
赵九章对此当然不知。假如他知道有此事，假如他知道他一直忠爱的国家依然还没忘记他，那么，或许他人生的态度会来一个根本的转变，至少他在人间的时日还可再延长一些。
然而，他被政治的黑手死死蒙在鼓里，不但请柬没见着一眼，甚至连一点点信息也毫无所知。
于是，他心中剩下的那一点点希望之火熄灭了，他对自己的命运彻底绝望了!
时针已指向两点。赵九章工工整整写完最后一份检查的最后一个字，起身走进属于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再翻身上床。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这才静静地躺在了床上……
就这样，中国的一代科学巨匠赵九章永远离开了世界。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一句话一个字也没留下。或许，他对这个世界已懒得再说什么了?
赵九章自杀后，国防科委的罗舜初将军很快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报告。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顿时流下了热泪。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说，当年吴玉章先生去世时，周总理也没如此伤心过。并且，日理万机的周恩来还第一次停止了办公，当即向有关部门打电话查问这一情况，随后又委派专人去中国科学院进行追查。
然而在那混乱的年代里，一个科学家“畏罪自杀”，其结果又会怎样又能怎样呢?
赵九章对中国人造卫星事业发展的贡献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1959年4月16日，赵九章出席毛主席召集的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国科学家为之欢欣鼓舞。竺可桢、赵九章、钱学森等纷纷发表讲话、写文章，阐述发射卫星的重要意义，还建议我国也应考虑研制卫星的规划设想，并及早作些准备。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将科学家的建议反映到中央。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随之，主管科技的聂荣臻副总理责成张劲夫等进行研制卫星的规划设想安排，为此，中科院成立581组，组长钱学森，副组长赵九章、卫一清。581组下设技术组，由赵九章主持，成员包括陆元九、杨嘉墀、陈芳允、马大猷、贝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