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九章
庆5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赵九章院士是其中一位。
赵九章是我国著名科学家，“６５１”卫星设计院院长。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做出过巨大贡献。然而在“文革”那个混乱的年代里，面对现实，他无力承受从未见过的人身攻击。于是，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名字就叫：自杀!
赵九章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
在赵九章的记忆中，他一生经历了三次较为重要的选择。但这三次选择，也从未导致过失眠。
由于复杂的家庭关系，赵九章一来到这个世界，便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戴季陶的外甥，并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这样的条件，他若要走仕途，自然前程似锦、不可限量。但他不愿做官，一开始便选择了追求知识的道路。他看不惯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与戴季陶时常发生矛盾，后来便离开了国民党机关。
他靠自己的才干，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又考上公费留学，与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一同去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他只用三年工夫，便获得博士学位。凭他的社会关系和自身的学业条件，他若要继续留在国外，完全不在话下。可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祖国。
赵九章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靠边站的。他人靠边了，心却无法平息。面对神圣的科学与强大的政治，他毅然选择了科学，并决意为此献身。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关心人造卫星。叫他反省，他想的是人造卫星；叫他汇报思想，他谈的是人造卫星；叫他关起门来写检查，他在纸上反复论证的还是人造卫星。
１９６７年，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自然首当其冲。他所有的权利统统被剥夺殆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补偿给他的，除了学习班，便是白天夜晚没完没了的充满野蛮与疯狂的批判和斗争。
他有生以来几乎没逛过大街，这次倒好，每天他都被押到大街上游逛一趟，而且脖子上还要挂一块方方正正的广告牌，上写“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几个大字。等游街完毕，再回到科学院接受批斗，然后晚上还得赶写检查和交待。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老实认罪。可他不肯低头，不肯弯腰。再说人老了，腰又有病，也实在弯不下去；即便弯下去了，也无法达到造反派规定的标准。于是，造反派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烫他的嘴，直到烟头烫灭了，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批斗一次次升级（后来他被强迫坐“喷气式飞机”），他脑子里原有的那个“也许过一阵子形势就好了”的念头渐渐打消，随之涌出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迷茫和惆怅。刚开始，他不时还能打听打听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情况，到后来，他连打听的权力也被剥夺了。于是，一种莫大的焦虑、莫大的空虚和莫大的失落一并向他袭来，使他每日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就在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外交部长乔冠华。乔冠华既是中央领导，也是他的朋友。他想给乔冠华打个电话，问问***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不是变了?
然而，当他去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号码时，翻遍了家里全部留有汉字的纸片，最终也没找到那个几乎寄托了他所有希望的电话号码。因为他的家早就被造反派不知翻腾过多少遍了。
他不死心，就白天夜晚地回忆，回忆那个仅有四个数字的电话号码。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挨批、挨斗，甚至是蹲厕所，他也忘不了对电话号码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回忆。也许是连续批斗对他脑子的刺激太大，这位能让地球在脑子里翻上几个个儿的一代科学巨匠，最终也没把四个简单的阿拉伯数码准确地回忆组合起来。
不过，他并不就此罢休。利用一次打开水的机会，他悄悄找到一直跟随他工作了十几年的研究员邓增昆，让他尽快帮着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可邓增昆回去后使出全身解数，也依然没找到那个仅有四位数字的电话号码。
邓增昆后来这样回忆说：
赵九章先生当时最渴望知道的，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他要我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可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里，什么本都被造反派抄走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找到。我怕伤赵先生的心，就躲在家里，不敢见他。
后来，还是被他碰上了。那天，他刚一见到我，眼睛都亮了。当我告诉他没找到号码时，他的身子突然颤抖起来，两眼也顿时失去了光泽。我扶着他在原地站了足足有五分钟，他才一步步地挪回家里。从那以后，赵先生沉默了。他每晚睡不着觉，就一个人爬起来绕着院子走呀走，走呀走。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并不时抬头望望天上的星星。有时，他干脆站在那里，长久地望着天上的星星一动不动，一望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一边望着天上的星星，脸上还一边流着长长的泪水……
从这时起，赵九章开始了痛苦的失眠，亦开始了石头般的沉默。
但他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依然怀着一线希望。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一个国家的知识者，怎么就可能永远是个“罪人”？
他不是党员，没有资格交党费，每次见别的同志交党费，他心里就会涌出一种复杂的滋味。但他是工会会员，他对中国科学院，对自己的国家，始终怀有一分责任，藏着一分爱心。没资格交党费，交工会的会费总是可以的吧。因此，从建国起，他每月只要领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从工资袋里抽出１００元钱。拿去交工会会费。现在，他虽然从科学家变成了“牛鬼蛇神”，但每月１００元钱的工会会费照交不误。只不过有时当他拿着这１００元钱去交费时，却到处找不见人；或者好不容易找见了人，别人又不肯理他。但他不管这些，只要时间一到，该交照交，该找照找，今天找不着明天再找，这个不理再找另一个，直到把这１００元会费交出去才肯罢休。
其实，身为大科学家的赵九章经济上并不富裕，生活上一向简朴。他不抽烟不喝酒，一日三餐几乎都是馒头稀饭咸菜，与一般科技干部是—个生活标准。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他是中央研究院里有名的少壮派，可他和夫人长时间轮流合穿三条裤子!在当年工资如此微薄的情况下，在他身陷困境、惨遭迫害的日子里，他之所以要每月拿出１００元人民币去交工会会费，无非是为表明他对党的忠诚，表明他作为科技队伍中一个分子的存在。
这一时期的赵九章，尽管身为“６５１”卫星设计院院长，可所有会议和科技方面的活动，他都不能参加了，也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参加了，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情况，他无权过问，涉及到第一颗人造卫星方面的信息，也一律对他实行封锁。但他无法忘记人造卫星，也无权忘记人造卫星。他只要一想起苏联、美国一颗接着一颗的卫星升上太空，想起毛泽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想起两年前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发言，就激动难抑，潸然泪下。
同时，他也无法忘记那些同在一起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专家们。他深感自己已力不从心，爱莫能助，便把搞卫星的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因此，他对每个卫星专家和火箭专家的命运，总是格外关注。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稍有一点不祥风云，都会令他揪心不已，焦虑不安。尤其对卫星设计院的技术总体负责人钱骥的命运，他更是尤为关注，因为他深知钱骥对第一颗人造卫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便与钱骥中断了正常的工作联系。开始他还能有机会接触一下，偶尔也能见到一眼，可后来连影子也见不着了。他为此十分着急。
一天，他终于逮住个机会，托人悄悄给钱骥捎去一张纸条。为怕钱骥因此受到牵连，他不得不用德文来写这张纸条，其意图只有一点：希望钱骥能尽快告诉他哪怕是一点点关于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进展情况。
然而，这张书写着漂亮德文的纸条却石沉大海。
本来沉默的赵九章变得更加沉默了。他当然无法知道，这时的钱骥其实已陷入了与他同样无奈的命运之中。
１９６８年春节刚过，赵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大牌子，上写“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然后再在上面打上一个大黑叉。在押送途中，由于牌子重达十几公斤，而套在脖子上的又是铁丝，故他的脖子很快便被勒出道道血槽。加之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所以行走起来极为吃力。但造反派不肯放过任何折磨他的机会，一会儿叫他走路的中间，一会儿又叫他走路边的水沟，他刚下到水沟里，又叫他爬上来，等他刚爬上来，又叫他再下到水沟里
赵九章是我国著名科学家，“６５１”卫星设计院院长。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做出过巨大贡献。然而在“文革”那个混乱的年代里，面对现实，他无力承受从未见过的人身攻击。于是，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名字就叫：自杀!
赵九章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
在赵九章的记忆中，他一生经历了三次较为重要的选择。但这三次选择，也从未导致过失眠。
由于复杂的家庭关系，赵九章一来到这个世界，便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戴季陶的外甥，并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这样的条件，他若要走仕途，自然前程似锦、不可限量。但他不愿做官，一开始便选择了追求知识的道路。他看不惯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与戴季陶时常发生矛盾，后来便离开了国民党机关。
他靠自己的才干，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又考上公费留学，与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一同去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他只用三年工夫，便获得博士学位。凭他的社会关系和自身的学业条件，他若要继续留在国外，完全不在话下。可他还是选择了自己的祖国。
赵九章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靠边站的。他人靠边了，心却无法平息。面对神圣的科学与强大的政治，他毅然选择了科学，并决意为此献身。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关心人造卫星。叫他反省，他想的是人造卫星；叫他汇报思想，他谈的是人造卫星；叫他关起门来写检查，他在纸上反复论证的还是人造卫星。
１９６７年，中国科学院“造反派”开始夺权，赵九章自然首当其冲。他所有的权利统统被剥夺殆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补偿给他的，除了学习班，便是白天夜晚没完没了的充满野蛮与疯狂的批判和斗争。
他有生以来几乎没逛过大街，这次倒好，每天他都被押到大街上游逛一趟，而且脖子上还要挂一块方方正正的广告牌，上写“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几个大字。等游街完毕，再回到科学院接受批斗，然后晚上还得赶写检查和交待。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老实认罪。可他不肯低头，不肯弯腰。再说人老了，腰又有病，也实在弯不下去；即便弯下去了，也无法达到造反派规定的标准。于是，造反派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烫他的嘴，直到烟头烫灭了，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批斗一次次升级（后来他被强迫坐“喷气式飞机”），他脑子里原有的那个“也许过一阵子形势就好了”的念头渐渐打消，随之涌出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迷茫和惆怅。刚开始，他不时还能打听打听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情况，到后来，他连打听的权力也被剥夺了。于是，一种莫大的焦虑、莫大的空虚和莫大的失落一并向他袭来，使他每日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就在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外交部长乔冠华。乔冠华既是中央领导，也是他的朋友。他想给乔冠华打个电话，问问***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不是变了?
然而，当他去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号码时，翻遍了家里全部留有汉字的纸片，最终也没找到那个几乎寄托了他所有希望的电话号码。因为他的家早就被造反派不知翻腾过多少遍了。
他不死心，就白天夜晚地回忆，回忆那个仅有四个数字的电话号码。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挨批、挨斗，甚至是蹲厕所，他也忘不了对电话号码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回忆。也许是连续批斗对他脑子的刺激太大，这位能让地球在脑子里翻上几个个儿的一代科学巨匠，最终也没把四个简单的阿拉伯数码准确地回忆组合起来。
不过，他并不就此罢休。利用一次打开水的机会，他悄悄找到一直跟随他工作了十几年的研究员邓增昆，让他尽快帮着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可邓增昆回去后使出全身解数，也依然没找到那个仅有四位数字的电话号码。
邓增昆后来这样回忆说：
赵九章先生当时最渴望知道的，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他要我查找乔冠华的电话。可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里，什么本都被造反派抄走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找到。我怕伤赵先生的心，就躲在家里，不敢见他。
后来，还是被他碰上了。那天，他刚一见到我，眼睛都亮了。当我告诉他没找到号码时，他的身子突然颤抖起来，两眼也顿时失去了光泽。我扶着他在原地站了足足有五分钟，他才一步步地挪回家里。从那以后，赵先生沉默了。他每晚睡不着觉，就一个人爬起来绕着院子走呀走，走呀走。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并不时抬头望望天上的星星。有时，他干脆站在那里，长久地望着天上的星星一动不动，一望就是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他一边望着天上的星星，脸上还一边流着长长的泪水……
从这时起，赵九章开始了痛苦的失眠，亦开始了石头般的沉默。
但他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依然怀着一线希望。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一个国家的知识者，怎么就可能永远是个“罪人”？
他不是党员，没有资格交党费，每次见别的同志交党费，他心里就会涌出一种复杂的滋味。但他是工会会员，他对中国科学院，对自己的国家，始终怀有一分责任，藏着一分爱心。没资格交党费，交工会的会费总是可以的吧。因此，从建国起，他每月只要领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从工资袋里抽出１００元钱。拿去交工会会费。现在，他虽然从科学家变成了“牛鬼蛇神”，但每月１００元钱的工会会费照交不误。只不过有时当他拿着这１００元钱去交费时，却到处找不见人；或者好不容易找见了人，别人又不肯理他。但他不管这些，只要时间一到，该交照交，该找照找，今天找不着明天再找，这个不理再找另一个，直到把这１００元会费交出去才肯罢休。
其实，身为大科学家的赵九章经济上并不富裕，生活上一向简朴。他不抽烟不喝酒，一日三餐几乎都是馒头稀饭咸菜，与一般科技干部是—个生活标准。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他是中央研究院里有名的少壮派，可他和夫人长时间轮流合穿三条裤子!在当年工资如此微薄的情况下，在他身陷困境、惨遭迫害的日子里，他之所以要每月拿出１００元人民币去交工会会费，无非是为表明他对党的忠诚，表明他作为科技队伍中一个分子的存在。
这一时期的赵九章，尽管身为“６５１”卫星设计院院长，可所有会议和科技方面的活动，他都不能参加了，也没有资格没有权利参加了，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情况，他无权过问，涉及到第一颗人造卫星方面的信息，也一律对他实行封锁。但他无法忘记人造卫星，也无权忘记人造卫星。他只要一想起苏联、美国一颗接着一颗的卫星升上太空，想起毛泽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想起两年前自己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发言，就激动难抑，潸然泪下。
同时，他也无法忘记那些同在一起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专家们。他深感自己已力不从心，爱莫能助，便把搞卫星的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因此，他对每个卫星专家和火箭专家的命运，总是格外关注。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稍有一点不祥风云，都会令他揪心不已，焦虑不安。尤其对卫星设计院的技术总体负责人钱骥的命运，他更是尤为关注，因为他深知钱骥对第一颗人造卫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便与钱骥中断了正常的工作联系。开始他还能有机会接触一下，偶尔也能见到一眼，可后来连影子也见不着了。他为此十分着急。
一天，他终于逮住个机会，托人悄悄给钱骥捎去一张纸条。为怕钱骥因此受到牵连，他不得不用德文来写这张纸条，其意图只有一点：希望钱骥能尽快告诉他哪怕是一点点关于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进展情况。
然而，这张书写着漂亮德文的纸条却石沉大海。
本来沉默的赵九章变得更加沉默了。他当然无法知道，这时的钱骥其实已陷入了与他同样无奈的命运之中。
１９６８年春节刚过，赵九章就被押送到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造反派在他脖子上挂起一个大牌子，上写“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然后再在上面打上一个大黑叉。在押送途中，由于牌子重达十几公斤，而套在脖子上的又是铁丝，故他的脖子很快便被勒出道道血槽。加之他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所以行走起来极为吃力。但造反派不肯放过任何折磨他的机会，一会儿叫他走路的中间，一会儿又叫他走路边的水沟，他刚下到水沟里，又叫他爬上来，等他刚爬上来，又叫他再下到水沟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