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俊德
害严重时损失还要大。根治蝗虫之后每年能为国家减少大量的谷物损失。
后来,钦俊德将他对蝗虫持续十多年研究的成果写成《东亚飞蝗的生态生理等的理论研究及其在根治蝗害中的意义》，1982年获国家科委自然科学集体二等奖。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
1958年钦俊德接受了国家交给的棉铃虫和粘虫的研究任务，棉铃虫和粘虫是粮棉作物的大害虫，钦俊德非常重视这项十分重要的研究工作。但是他在江苏农村实地考察时，不料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突然被召回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当作“脱离实际”的典型批判。
他们说钦俊德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把他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说成是走白专道路。他们否认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认为钦俊德搞的昆虫生理学是脱离实际的，钦俊德开创的昆虫生理研究室被撤销，他培养起来的研究人员被调离。
钦俊德不管他们说什么，深信他为之献身的昆虫生理学作为实验昆虫学不可缺少的基础科学，它能揭示昆虫生命活力的奥秘，又能为害虫的防治和益虫的繁殖与利用提供理论依据，是一门有生命的学科。因此，他虽处于逆境，还是不放弃他的研究工作。
1960年，昆虫生理研究室又得到恢复，但极“左”思潮并没有结束。钦俊德毫不计较个人的荣辱，依然满腔热情地继续研究棉铃虫和粘虫的特性，写出了关于棉铃虫和粘虫的食性和营养特点的一系列论文，为预测和防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一时期，钦俊德还两次接受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委托，研究了跳蚤和蚊子的生理生化，找到了敌投带菌昆虫的快速鉴别方法，为反细菌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钦俊德的昆虫生理研究室首当其冲，很快被“砸烂”。“四人帮”及其牙爪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对知识分子肆意迫害。他们还以《马尾巴的功能》来讽刺搞理论科学的科学家，对他们的科研成果肆意否定。
钦俊德心地坦然，光明磊落。他一生默默研究昆虫生理学，没有丝毫私心杂念，只是一心为发展祖国的农林生产和争取全国人民的温饱而工作。
“四人帮”的代言人抓不住钦俊德的实质性把柄，只有虚张声势，乱扣帽子。1969年他们藉口战备疏散，拟将钦俊德的家眷迁返原籍，文件发到浙江安吉，要当地准备接收安置。周总理得知后，亲自过问，才制止了原中国科学院的错误行为。
迎来科学春天，突破世界难题
钦俊德清楚记得，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汇报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后说：“这段时间一些科技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只有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
钦俊德是坚持搞科研的人。他在“四人帮”横行时也没有停止过学习和研究，但确实像犯罪一样，只怕被扣上坚持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邓小平同志继续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同志的话句句打动了钦俊德的心，他禁不住热泪盈眶。
从此，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恐怖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科学技术工作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怀。钦俊德这年60岁，两鬓布满银丝，但是再次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投入了对害虫生物防治的研究工作。
当时我国北方棉蚜虫对棉花的为害十分猖獗。蚜虫是一种细小的昆虫，专门密集地叮在植物的嫩枝叶腋和叶背吸取液汁，使棉花、小麦、高梁、桃树等作物生长不良，造成严重减产。
蚜虫的繁殖率高得惊人。冬天雌蚜虫只产少些卵就过冬，可是在气候温暖时，它们不必交配就直接生出小蚜虫来，而且小蚜虫几天就长大。在蚜虫大量发生时，大批的棉田都是它们的世界，在棉花的嫩茎和枝叶上挤得满满的，枝叶很快卷曲枯萎。
棉花是纺织原料，那时棉布很紧张，凭票供应。这不是我国的纺织业不发达，主要原料不足。棉花与粮食作物争地，所以不能多种，加上虫害减产，那就更紧张。
钦俊德看到街上行人穿着打了许多补丁的衣服，就觉得自己有责任治灭棉蚜虫，使棉花的产量尽快得到提高，使全国人民能穿上不打补丁的衣服。
蝗虫夺我口中食，蚜虫毁我身上衣，蚜虫与蝗虫一样可恶。蚜虫有种致命的天敌，便是七星瓢虫。七星瓢虫专门以蚜虫作为食料，但是自然界里的七星瓢虫发生的时间和数量每年不同，适应不了防治棉蚜虫的需要。
解决人工饲养和大量繁殖棉蚜虫的天敌七星瓢虫问题，是当务之急。1970年就开始调动全国各地的农科部门的力量，进行人工饲养七星瓢虫的试验，但是试制了上百种人工饲料都没有取得成功。人工饲养和大量繁殖七星瓢虫也是一道世界难题，举世都还没有人突破过。
因为七星瓢虫是专食蚜虫的捕食性昆虫，对食物非常挑剔。人工试制的饲料与捕捉来的蚜虫的营养成分不同，加上人工饲养的环境与自然界有差异，人工饲养的七星瓢虫的生殖腺便停止发育，进入生殖滞育期，不产卵，这就无法达到大量繁殖的目的。
钦俊德知道这是很难解决的课题。但是凭着他在昆虫食性和营养生理方面多年研究的实践经验，决心知难而上。
1975年～1978年，他先对七星和异色瓢虫的人工饲养进行初步的试验，重点进行代饲料的研制和对七星瓢虫殖滞问题的探索。
1979年～1984年，他深入一层，集中研究代饲料中水分对七星瓢虫的营养效应，以及人工饲料对七星瓢虫取食和生殖的影响。后来又用几年时间，研究七星瓢虫成虫下颚须上的化学感受器和改变人工饲料成分对七星瓢虫幼虫生长发育的影响。直到1991年，《七星瓢虫的滞育及与人工繁殖的关系》和《七星瓢虫的营养需要及其人工饲料的研制》两篇论文在《昆虫学报》、《瓢虫学术论文集》上发表，钦俊德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懈，连续十四个年头，七星瓢虫的研究终于宣告成功。
七星瓢虫的大量培养和释放，使棉蚜虫得到有效控制，确保了棉田增产。1952年，全国棉花的产量为215.8万吨，1984年增长了1.8倍，将近翻两番。虽然其中也有科学种植的其他因素，但制服棉蚜虫危害是主要原因之一。
钦俊德对七星瓢虫的研究在中国科学院被誉为以任务带学科的一个典范，认为他这项科研的全部工作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为此，钦俊德获得1984年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
制服松毛虫，举世称奇功
1986年广州花市期间，第二届国际赤眼蜂学术讨论会在此召开，一时间，这里云集了世界各国昆虫学界的专家和教授，使瑰丽多姿的广州花市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息。
在鲜花环绕的主席台上，中国科学院昆虫生理学家钦俊德满面春风，正在做国际上首次人工培养和繁殖松毛虫的天敌赤眼蜂成功的报告。松毛虫是一种十分凶猛的林业害虫，它能把漫山遍野的松树叶子吃光，使崇山峻岭好似经历了一场大火，郁郁葱葱的松林毁于一旦。
小小的赤眼蜂是天生的松毛虫天敌，可是自然界的赤眼蜂为数甚少，远远对付不了肆虐的松毛虫，必须人工培养和繁殖才行。人工培养赤眼蜂是一道世界性难题，国内外许多昆虫学专家研究了多年，一直没有找到答案。中国科学院昆虫生理学家钦俊德，在第二届国际赤眼蜂学术讨论会上首先宣布这项
后来,钦俊德将他对蝗虫持续十多年研究的成果写成《东亚飞蝗的生态生理等的理论研究及其在根治蝗害中的意义》，1982年获国家科委自然科学集体二等奖。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
1958年钦俊德接受了国家交给的棉铃虫和粘虫的研究任务，棉铃虫和粘虫是粮棉作物的大害虫，钦俊德非常重视这项十分重要的研究工作。但是他在江苏农村实地考察时，不料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突然被召回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当作“脱离实际”的典型批判。
他们说钦俊德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把他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出的贡献说成是走白专道路。他们否认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认为钦俊德搞的昆虫生理学是脱离实际的，钦俊德开创的昆虫生理研究室被撤销，他培养起来的研究人员被调离。
钦俊德不管他们说什么，深信他为之献身的昆虫生理学作为实验昆虫学不可缺少的基础科学，它能揭示昆虫生命活力的奥秘，又能为害虫的防治和益虫的繁殖与利用提供理论依据，是一门有生命的学科。因此，他虽处于逆境，还是不放弃他的研究工作。
1960年，昆虫生理研究室又得到恢复，但极“左”思潮并没有结束。钦俊德毫不计较个人的荣辱，依然满腔热情地继续研究棉铃虫和粘虫的特性，写出了关于棉铃虫和粘虫的食性和营养特点的一系列论文，为预测和防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一时期，钦俊德还两次接受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委托，研究了跳蚤和蚊子的生理生化，找到了敌投带菌昆虫的快速鉴别方法，为反细菌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钦俊德的昆虫生理研究室首当其冲，很快被“砸烂”。“四人帮”及其牙爪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对知识分子肆意迫害。他们还以《马尾巴的功能》来讽刺搞理论科学的科学家，对他们的科研成果肆意否定。
钦俊德心地坦然，光明磊落。他一生默默研究昆虫生理学，没有丝毫私心杂念，只是一心为发展祖国的农林生产和争取全国人民的温饱而工作。
“四人帮”的代言人抓不住钦俊德的实质性把柄，只有虚张声势，乱扣帽子。1969年他们藉口战备疏散，拟将钦俊德的家眷迁返原籍，文件发到浙江安吉，要当地准备接收安置。周总理得知后，亲自过问，才制止了原中国科学院的错误行为。
迎来科学春天，突破世界难题
钦俊德清楚记得，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汇报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后说：“这段时间一些科技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只有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
钦俊德是坚持搞科研的人。他在“四人帮”横行时也没有停止过学习和研究，但确实像犯罪一样，只怕被扣上坚持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邓小平同志继续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同志的话句句打动了钦俊德的心，他禁不住热泪盈眶。
从此，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恐怖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科学技术工作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怀。钦俊德这年60岁，两鬓布满银丝，但是再次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投入了对害虫生物防治的研究工作。
当时我国北方棉蚜虫对棉花的为害十分猖獗。蚜虫是一种细小的昆虫，专门密集地叮在植物的嫩枝叶腋和叶背吸取液汁，使棉花、小麦、高梁、桃树等作物生长不良，造成严重减产。
蚜虫的繁殖率高得惊人。冬天雌蚜虫只产少些卵就过冬，可是在气候温暖时，它们不必交配就直接生出小蚜虫来，而且小蚜虫几天就长大。在蚜虫大量发生时，大批的棉田都是它们的世界，在棉花的嫩茎和枝叶上挤得满满的，枝叶很快卷曲枯萎。
棉花是纺织原料，那时棉布很紧张，凭票供应。这不是我国的纺织业不发达，主要原料不足。棉花与粮食作物争地，所以不能多种，加上虫害减产，那就更紧张。
钦俊德看到街上行人穿着打了许多补丁的衣服，就觉得自己有责任治灭棉蚜虫，使棉花的产量尽快得到提高，使全国人民能穿上不打补丁的衣服。
蝗虫夺我口中食，蚜虫毁我身上衣，蚜虫与蝗虫一样可恶。蚜虫有种致命的天敌，便是七星瓢虫。七星瓢虫专门以蚜虫作为食料，但是自然界里的七星瓢虫发生的时间和数量每年不同，适应不了防治棉蚜虫的需要。
解决人工饲养和大量繁殖棉蚜虫的天敌七星瓢虫问题，是当务之急。1970年就开始调动全国各地的农科部门的力量，进行人工饲养七星瓢虫的试验，但是试制了上百种人工饲料都没有取得成功。人工饲养和大量繁殖七星瓢虫也是一道世界难题，举世都还没有人突破过。
因为七星瓢虫是专食蚜虫的捕食性昆虫，对食物非常挑剔。人工试制的饲料与捕捉来的蚜虫的营养成分不同，加上人工饲养的环境与自然界有差异，人工饲养的七星瓢虫的生殖腺便停止发育，进入生殖滞育期，不产卵，这就无法达到大量繁殖的目的。
钦俊德知道这是很难解决的课题。但是凭着他在昆虫食性和营养生理方面多年研究的实践经验，决心知难而上。
1975年～1978年，他先对七星和异色瓢虫的人工饲养进行初步的试验，重点进行代饲料的研制和对七星瓢虫殖滞问题的探索。
1979年～1984年，他深入一层，集中研究代饲料中水分对七星瓢虫的营养效应，以及人工饲料对七星瓢虫取食和生殖的影响。后来又用几年时间，研究七星瓢虫成虫下颚须上的化学感受器和改变人工饲料成分对七星瓢虫幼虫生长发育的影响。直到1991年，《七星瓢虫的滞育及与人工繁殖的关系》和《七星瓢虫的营养需要及其人工饲料的研制》两篇论文在《昆虫学报》、《瓢虫学术论文集》上发表，钦俊德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懈，连续十四个年头，七星瓢虫的研究终于宣告成功。
七星瓢虫的大量培养和释放，使棉蚜虫得到有效控制，确保了棉田增产。1952年，全国棉花的产量为215.8万吨，1984年增长了1.8倍，将近翻两番。虽然其中也有科学种植的其他因素，但制服棉蚜虫危害是主要原因之一。
钦俊德对七星瓢虫的研究在中国科学院被誉为以任务带学科的一个典范，认为他这项科研的全部工作在国际上居领先地位。为此，钦俊德获得1984年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
制服松毛虫，举世称奇功
1986年广州花市期间，第二届国际赤眼蜂学术讨论会在此召开，一时间，这里云集了世界各国昆虫学界的专家和教授，使瑰丽多姿的广州花市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息。
在鲜花环绕的主席台上，中国科学院昆虫生理学家钦俊德满面春风，正在做国际上首次人工培养和繁殖松毛虫的天敌赤眼蜂成功的报告。松毛虫是一种十分凶猛的林业害虫，它能把漫山遍野的松树叶子吃光，使崇山峻岭好似经历了一场大火，郁郁葱葱的松林毁于一旦。
小小的赤眼蜂是天生的松毛虫天敌，可是自然界的赤眼蜂为数甚少，远远对付不了肆虐的松毛虫，必须人工培养和繁殖才行。人工培养赤眼蜂是一道世界性难题，国内外许多昆虫学专家研究了多年，一直没有找到答案。中国科学院昆虫生理学家钦俊德，在第二届国际赤眼蜂学术讨论会上首先宣布这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