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俊德
路。16日，日寇占领安吉，大肆烧杀。钦俊德正好在家，我们全家都在门前的小竹漾里避难。这时日寇推行三光政策，见人就杀，见屋就烧，一日一夜，安吉城大火冲天。
次日中午稍为平静，钦俊德耽不住了，便趁机在小竹漾旁边采集虫瘿标本。不觉被竹鞭绊了一下，这才发觉路边有新踩下的马蹄印，急忙躲进小竹林。日军骑兵去到龙溪边，见水深不得渡过便折回，差一点儿与钦俊德相遇，真险。事后家里人啼笑皆非，这种时候还在采集虫瘿标本，真是十足的书呆子。
1938年，东吴大学在上海复校，由于道路阻隔，钦俊德克服种种困难，绕道温州去上海。沿途看到被日寇烧毁的城镇村庄，他义愤填膺，小小的日本之所以敢于侵略偌大的中国，就是日本明治以后有了新学，才强盛起来；中国比它落后，所以挨打。钦俊德觉得只有发愤图强，才能救中国。到上海，依然靠梁士诒奖学金在东吴大学继续学业。将要毕业时，在徐荫祺教授的指导下，收集上海一带的五种仓库害虫，进行观察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课题。1940年，钦俊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钦俊德大学毕业后，深知其学还不满“五车”，还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于是下半年又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在李汝祺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实验动物学，同时兼任胡经甫教授无脊椎动物学的助教。
这时间钦俊德博览群书，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生物学经典著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并且开始进行北方狭口蛙变态时色斑的形成的试验。
1941年报2月8日，太平洋战争暴发，作为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停办，钦俊德又一次被迫停学回家。不久，由朋友介绍，他去安徽屯溪一所中学任教，并担任教务主任。
后来知道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经同学帮助，与当时筹办生物系的刘承钊先生取得了联系。刘承钊先生邀钦俊德去燕京大学生物系任助教，并汇来2000元作路费。钦俊德于1943年3月1日离开屯溪，经祁门、景德镇往西，沿鄱阳湖东南岸到樟树镇，再乘船逆袁水到宜春，然后走陆路经萍乡到达渌口。这一段路很艰苦，除有些地方乘木船或竹筏，完全靠步行。幸亏钦俊德和一位中学同学结伴同行，才得相互照顾。
接着乘火车经衡阳、桂林，再改乘汽车经贵阳、遵义、桐梓到达重庆。在重庆北醅看了同学，并且见到了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陈世骧先生和伍献文先生，他们都称许钦俊德向往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不畏路途艰苦的决心。
那时公路不好，常闹翻车，造成旅客伤亡，重庆到成都也很不安全，与钦俊德同车的一位旅客便在翻车中造成骨折。钦俊德到成都陕西街燕京大学报到已是5月1日，路上走了两个月。
在成都筹办燕京大学生物系的刘承钊先生，是著名的两栖类爬行动物专家，他在华西多次远出采集标本，收获极为丰富。1943年正好修建康青公路，刘承钊先生认识的总工程师愿意帮助他们去西康采集标本。刘先生便按排钦俊德和一位姓潘的技术员与那位总工程师同行。
6月1日从成都出发，经天全翻二郎山到达泸定，。走过铁索桥，大渡河里波浪翻滚，便是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从泸定到康定，钦俊德和姓潘的技术员拿着捕虫网，穿着雨衣冒雨步行，刘先生带着行李在后面，不料山雨很大时有塌方，行李不能及时到达，天气转冷，钦俊德他们只好晴天也穿着雨衣拿着捕网沿街跑步取暖，当地人看了很奇怪。
后来他们骑马，经折多山口到高原草地，海拔常在3000米以上，呼吸困难。但是那里一望无际的碧草上花卉星罗棋布，远处雪山连绵不断，景色十分壮观。给钦俊德印象最深的是在塔公寺附近南望，可以看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主峰，银白的轮廓在阳光下极为美丽。这也是红军经过的地方，他们还在一座建筑物上看到红军留下的标语。
接着又骑马经道孚、炉霍到达甘孜，沿途采集到不少稀有两栖和爬行动物、高原昆虫。最使钦俊德感兴趣的是阿波罗绢蝶，曾为追捕这种名贵的绢蝶，折断了捕网的木棍。
有一天，在草原上迷了路，天黑了，雷声隆隆，将要下雨，听说草原上天黑了会有猛兽出没，很着急。幸亏藏族民工能吹很响的口哨，与远处帐篷里的藏族牧民取得联系，才在藏族牧民的帐篷里过夜。
从成都到甘孜1000余里，整个采集过程来回走了两千里，加上钦俊德从安徽屯溪出发到四川成都的4300里，6300里路在昔日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走了半年。带着铺盖行李，早晨打捆，晚上铺开，风餐露宿，历尽艰险。这一段长途跋涉对钦俊德是一次很有意义的锻炼。经安徽、江西、湖南、四川、西康，跋涉半个中国，淌过几个省份，为钦俊德沿途考察我国个各地的民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特别是骑马去西康考察，晚上宿在牧民家里，吃的是青稞窝头，更是艰苦，使钦俊德更加了解民众的困苦生活，以及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同时，钦俊德不仅采到大量珍贵的蛙类和昆虫标本，而且饱览高原景色，加深了热爱大自然，热爱地大物博的祖国的情感。
另外，钦俊德与治学严谨的刘承钊先生朝夕相处，刘先生常常勉励他努力做好生物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这给钦俊德的印象很深。于是钦俊德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客观环境，选择自己的科研道路。这时期钦俊德在成都华西大学图书馆见到出版不久的英国魏格尔华斯著《昆虫生理学大纲》非常爱读，对昆虫生理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华西大学的自然环境很优美，绿草如茵，成群的蜻蜓在草地上飞舞捕食，有一次，偶然见到一只速飞的胡蜂，在空中抓到一头蜻蜓落在草地上，经过搏斗，蜻蜓不敌，翅和头被咬掉，胡蜂便把它的胸腹部叼走，大概回巢喂养幼虫了。昆虫在掠食时所显示的行为和种间关系，对当时正热心于昆虫研究的钦俊德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钦俊德在做大学毕业论文时，用的虽是昆虫的材料，但他还没有接触农业科研工作。后来在成都得悉昆明西南联大的清华农业研究所昆虫学组当时需要聘请一名研究助教，钦俊德想这是走向有关农业科研的好机会。于是他在1944年秋季再次踏上旅途，去昆明西南联大清华农业研究所，在刘崇乐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昆明家蝇的天敌，重点是寄生性昆虫天敌与寄主的种间关系。
钦俊德发现昆明家蝇蛹期的天敌有5～6种寄生蜂和一种寄生的隐翅类甲虫，可算种类丰富，使他最感兴趣的是它们怎样识别寄主，以及生后怎样阻碍寄主过早弱化的问题。这项研究一直进行到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大学迁返北平。通过上述的机遇和自己的努力，钦俊德算是选定了昆虫生理学的道路。
1947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了一次公费出国考试，全国录取留欧美学生200多名，钦俊德考取了动物学，被分配去荷兰留学。
身在海外，心怀祖国
1947年秋，钦俊德从上海乘海轮去欧洲。大热炎天海轮航行在赤道上，他写回来热情洋溢的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表达了像李白出川时那样，想要为国为民作一番大事业的远大抱负。钦俊德面对火一样燃烧着的云霞，站在滚烫的远
次日中午稍为平静，钦俊德耽不住了，便趁机在小竹漾旁边采集虫瘿标本。不觉被竹鞭绊了一下，这才发觉路边有新踩下的马蹄印，急忙躲进小竹林。日军骑兵去到龙溪边，见水深不得渡过便折回，差一点儿与钦俊德相遇，真险。事后家里人啼笑皆非，这种时候还在采集虫瘿标本，真是十足的书呆子。
1938年，东吴大学在上海复校，由于道路阻隔，钦俊德克服种种困难，绕道温州去上海。沿途看到被日寇烧毁的城镇村庄，他义愤填膺，小小的日本之所以敢于侵略偌大的中国，就是日本明治以后有了新学，才强盛起来；中国比它落后，所以挨打。钦俊德觉得只有发愤图强，才能救中国。到上海，依然靠梁士诒奖学金在东吴大学继续学业。将要毕业时，在徐荫祺教授的指导下，收集上海一带的五种仓库害虫，进行观察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课题。1940年，钦俊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钦俊德大学毕业后，深知其学还不满“五车”，还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于是下半年又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在李汝祺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实验动物学，同时兼任胡经甫教授无脊椎动物学的助教。
这时间钦俊德博览群书，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生物学经典著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并且开始进行北方狭口蛙变态时色斑的形成的试验。
1941年报2月8日，太平洋战争暴发，作为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停办，钦俊德又一次被迫停学回家。不久，由朋友介绍，他去安徽屯溪一所中学任教，并担任教务主任。
后来知道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经同学帮助，与当时筹办生物系的刘承钊先生取得了联系。刘承钊先生邀钦俊德去燕京大学生物系任助教，并汇来2000元作路费。钦俊德于1943年3月1日离开屯溪，经祁门、景德镇往西，沿鄱阳湖东南岸到樟树镇，再乘船逆袁水到宜春，然后走陆路经萍乡到达渌口。这一段路很艰苦，除有些地方乘木船或竹筏，完全靠步行。幸亏钦俊德和一位中学同学结伴同行，才得相互照顾。
接着乘火车经衡阳、桂林，再改乘汽车经贵阳、遵义、桐梓到达重庆。在重庆北醅看了同学，并且见到了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陈世骧先生和伍献文先生，他们都称许钦俊德向往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不畏路途艰苦的决心。
那时公路不好，常闹翻车，造成旅客伤亡，重庆到成都也很不安全，与钦俊德同车的一位旅客便在翻车中造成骨折。钦俊德到成都陕西街燕京大学报到已是5月1日，路上走了两个月。
在成都筹办燕京大学生物系的刘承钊先生，是著名的两栖类爬行动物专家，他在华西多次远出采集标本，收获极为丰富。1943年正好修建康青公路，刘承钊先生认识的总工程师愿意帮助他们去西康采集标本。刘先生便按排钦俊德和一位姓潘的技术员与那位总工程师同行。
6月1日从成都出发，经天全翻二郎山到达泸定，。走过铁索桥，大渡河里波浪翻滚，便是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地方。从泸定到康定，钦俊德和姓潘的技术员拿着捕虫网，穿着雨衣冒雨步行，刘先生带着行李在后面，不料山雨很大时有塌方，行李不能及时到达，天气转冷，钦俊德他们只好晴天也穿着雨衣拿着捕网沿街跑步取暖，当地人看了很奇怪。
后来他们骑马，经折多山口到高原草地，海拔常在3000米以上，呼吸困难。但是那里一望无际的碧草上花卉星罗棋布，远处雪山连绵不断，景色十分壮观。给钦俊德印象最深的是在塔公寺附近南望，可以看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主峰，银白的轮廓在阳光下极为美丽。这也是红军经过的地方，他们还在一座建筑物上看到红军留下的标语。
接着又骑马经道孚、炉霍到达甘孜，沿途采集到不少稀有两栖和爬行动物、高原昆虫。最使钦俊德感兴趣的是阿波罗绢蝶，曾为追捕这种名贵的绢蝶，折断了捕网的木棍。
有一天，在草原上迷了路，天黑了，雷声隆隆，将要下雨，听说草原上天黑了会有猛兽出没，很着急。幸亏藏族民工能吹很响的口哨，与远处帐篷里的藏族牧民取得联系，才在藏族牧民的帐篷里过夜。
从成都到甘孜1000余里，整个采集过程来回走了两千里，加上钦俊德从安徽屯溪出发到四川成都的4300里，6300里路在昔日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走了半年。带着铺盖行李，早晨打捆，晚上铺开，风餐露宿，历尽艰险。这一段长途跋涉对钦俊德是一次很有意义的锻炼。经安徽、江西、湖南、四川、西康，跋涉半个中国，淌过几个省份，为钦俊德沿途考察我国个各地的民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特别是骑马去西康考察，晚上宿在牧民家里，吃的是青稞窝头，更是艰苦，使钦俊德更加了解民众的困苦生活，以及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同时，钦俊德不仅采到大量珍贵的蛙类和昆虫标本，而且饱览高原景色，加深了热爱大自然，热爱地大物博的祖国的情感。
另外，钦俊德与治学严谨的刘承钊先生朝夕相处，刘先生常常勉励他努力做好生物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这给钦俊德的印象很深。于是钦俊德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客观环境，选择自己的科研道路。这时期钦俊德在成都华西大学图书馆见到出版不久的英国魏格尔华斯著《昆虫生理学大纲》非常爱读，对昆虫生理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华西大学的自然环境很优美，绿草如茵，成群的蜻蜓在草地上飞舞捕食，有一次，偶然见到一只速飞的胡蜂，在空中抓到一头蜻蜓落在草地上，经过搏斗，蜻蜓不敌，翅和头被咬掉，胡蜂便把它的胸腹部叼走，大概回巢喂养幼虫了。昆虫在掠食时所显示的行为和种间关系，对当时正热心于昆虫研究的钦俊德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钦俊德在做大学毕业论文时，用的虽是昆虫的材料，但他还没有接触农业科研工作。后来在成都得悉昆明西南联大的清华农业研究所昆虫学组当时需要聘请一名研究助教，钦俊德想这是走向有关农业科研的好机会。于是他在1944年秋季再次踏上旅途，去昆明西南联大清华农业研究所，在刘崇乐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昆明家蝇的天敌，重点是寄生性昆虫天敌与寄主的种间关系。
钦俊德发现昆明家蝇蛹期的天敌有5～6种寄生蜂和一种寄生的隐翅类甲虫，可算种类丰富，使他最感兴趣的是它们怎样识别寄主，以及生后怎样阻碍寄主过早弱化的问题。这项研究一直进行到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大学迁返北平。通过上述的机遇和自己的努力，钦俊德算是选定了昆虫生理学的道路。
1947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了一次公费出国考试，全国录取留欧美学生200多名，钦俊德考取了动物学，被分配去荷兰留学。
身在海外，心怀祖国
1947年秋，钦俊德从上海乘海轮去欧洲。大热炎天海轮航行在赤道上，他写回来热情洋溢的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表达了像李白出川时那样，想要为国为民作一番大事业的远大抱负。钦俊德面对火一样燃烧着的云霞，站在滚烫的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