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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生

文章来源:[SouVR.com]网络收集整理 作者:Frank/Tracy 发布时间:2010年03月18日 点击数: 字号:
苦奋斗去识别、去对比、去定年,可那总共才占第四纪时期一小部分的四五个冰碛垄。我们怎能想到刘东生等对中国200米厚、含30多层古土壤以及无脊椎、脊椎动物和早期人类化石的风成沉积的研究竟然建立了整个第四纪时期的丰富记录!”
  黄土对刘东生这样的地学研究者意味着什么呢?“就好像一架钢琴对一位音乐家。还是这架钢琴,还是‘1234567’七个音符,可以奏出《英雄交响乐》,也可以奏出《黄河大合唱》、《黄河颂》来;就好像红黄蓝三原色对于一位画家,在不同的画家手里,可以画出来《蒙娜丽莎》这样不朽的杰作,也可以画出很多其他东西。”刘东生还强调说,艺术家追求的是情感,而科学家追求的是智慧。他想从黄土研究中找到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答案,找到沙尘暴频频发生的答案,找到今天环境问题的解答。
  从上世纪60年代起,刘东生把研究全球环境变化的视野,从黄土高原拓展到青藏高原,致力于青藏高原隆起与东亚环境演化的研究。他高瞻远瞩,把仅从地球固体岩石中寻找环境答案的做法,扩展到整个地球圈,开辟了地球科学的新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后,地球系统各圈层相互作用的研究,已经成为环境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纵观20世纪全球环境变化科学,从该世纪上半叶的4次冰期学说,到60年代的多旋回理论,到80年代的全球变化研究,再到90年代的地球系统理论,刘东生在这3次大的理论突破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多旋回理论,他是主要的奠基人;对全球变化理论,他是国际对比标准的建立者;对于地球系统理论,他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提供了成功范例。
  “科学和登山运动一样,为你所看不见的观众而劳动,因而需要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使我们感觉到用自己的知识为人民去工作才是最大的幸福。”刘东生这样认定自己工作的价值。
  ▲承前启后:科学路上,跑好我这一棒
  “我1954年开始研究黄土,这50多年的岁月使我感觉离不开黄土,但是更让我离不开的是和我一起工作的这些同志们,他们使得我们国家的黄土研究真正地能够形成科研上的一股力量,还能够真正地做一些事情。”刘东生在领奖和接受采访等多个场合真诚地表示,一起共事的同事和同行是他“人生里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锦绣文章傲群伦,精博学问育桃李”是学生丁仲礼和朱日祥对刘东生的评价。学生韩家懋则说:“老先生的经历、思想、学术和品德都是一个整体,否则,成就不了今天的他!”
  韩家懋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见到先生的情景。“我1965年考上先生的研究生,第一年集中在中关村的研究生院上公共课,先生捎信来约我到所里一趟见个面,我就去了。那时候先生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我一路上还担心怎样与大学者打交道,但见面以后,顾虑全打消了,先生没有一点架子,非常平易近人。问了我大学期间的学习情况之后,他考虑到我是地理专业的学生,鼓励我要加强地质与生物方面的知识储备,好好学习。先生还带我到各实验室转了一圈,认识了大家,就这样与先生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我认识老先生20多年了,不管是1980年组织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考察讨论会,还是1991年组织召开国际第四纪科学研讨会,或是1995年西南红壤及其贫困问题的考察,我更多地看到了这位谦和的老先生做人的美德。他尊重人、善待人、包容人、团结人,做人确确实实做到家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原干部、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顾问孟辉回忆起刘东生的两样细微之处:一是尊崇和感激前辈先贤的业绩,感念铺路人的创业之功;二是尊重二线工作人员的劳动。
  “我当时读了刘先生写的《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觉得文笔优美、感情真挚。而更重要的是,刘先生这一代科学家对科学精神的传承,往往就体现在这样的细节当中。”孟辉说。
  “解放前,中国的地质学在世界上颇有地位。20世纪3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地质学的黄金时代,出了一大批人才,像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灏、章鸿钊,他们是我国真正的地质学奠基人,还有赵亚曾、黄汲清、程裕淇等等,他们有的走在外国人前边,或者差不多。这些人才在当时是世界一流的。”刘东生说:“如果没有李四光、杨钟健、侯德封等老一辈地质学家对自己的耳提面命,没有他们的传道授业解惑,自己也许不会在地质学的大道上走这么远。而在西南联大学习时,闻一多、朱自清等一代大师们的道德文章,也使自己终生受益。除了业师之外,还有其他老师,他们的工作给我很好的准备。”
  在共同的研究中,刘东生又与施雅风院士、孙鸿烈院士、孙枢院士、郑度院士结下深厚情谊。他在《青春将永放光芒——纪念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30周年》的文章中饱蘸激情地写道:“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要‘话说青藏高原’需要阅读德文、法文、俄文、英文的书籍,而我们自己的先行者们所留下的脚印是那样稀少而难以寻找。50年代之后我们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连续不断。一批一批的科学考察队员们,在默默前进的旅途中、在艰苦的攀登中、在寻探生命进程的沉思中、在风餐露宿的惊险行程中,已经一步一步地把青藏高原变成为世界上科学研究的一个亮点。”
  从前辈汲取的营养,又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他的弟子们——大弟子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安芷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嘉麒,韩家懋研究员,郭正堂研究员,现在的新生代地质与环境研究室主任肖举乐……
  这样的承前启后,使得中国黄土研究者一再往前推进黄土的历史:20世纪30年代,刘东生的老师杨钟健等研究者开始研究中国黄土,认为黄土的形成是十几万年前的事。上世纪50年代以后,在刘东生这一辈研究者的努力下,黄土的历史被倒推至第四纪早期,距今260万年,建立了250万年来最完整的陆相古气候记录。此后,刘东生的学生安芷生、丁仲礼等人把它推到600万~800万年前;再年轻一辈的郭正堂等人将黄土的历史追溯到2200万年前。
  2002年,刘东生获泰勒环境奖后特意去家里给102岁的王恒升院士报喜,王恒升既是刘东生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又是当年地质调查所的同事。王恒升女儿王莹棣回忆说:“那年父亲101岁了,脑子也不大清楚。刘先生还是执弟子礼,毕恭毕敬地把证书展开,捧给父亲看,鞠躬感谢业师的培育之恩。刘先生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大概仅有父亲健在了。难得刘先生耄耋之年大喜之时,还惦念着60多年前的老师!如此人品风范,怎么不让人敬佩。”
  功名显赫的人毕竟稀少,大多数的前辈则默默无闻,湮没在时光的尘雾里。
  “1946年我初到地质调查所,一切都觉得新鲜,尤其对地质调查所中非地质专业的人和他们的工作最为印象深刻。许多做二线工作的老师傅的高尚人格、精湛技艺、敬业精神、创新意识和培养人才的热情,都令人敬佩而神往,希望研究地质学史的同行们能为他们写些文章。” 1950年以前的地质调查所,几十年来走出了49位院士,他们的成就建立在更多无名之辈的奉献之上。刘东生身体力行,多次撰文或在相关会议上赞扬地质调查所那些做二线工作的老师们:测量的颜惠敏,仪器装配的胡宝琳,绘图的鲁巨川、白耆彬,磨片、照相的李时俊,制作模型、后来成为古生物学家的胡承志,采集化石的王存义等,赞颂他们出色的工作,希望人们在纪念地质栋梁的同时,不要忽视了幕后工作者的贡献。
  刘东生 男,1939年生于新宁县金石镇,地质矿产部岩溶地质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广西测试协会常务理事,岩溶所环境影响评价中心主任、实验室主任。先后在中南地质局武汉中心实验室、湖北省地矿局宜昌实验室任技术负责人、工程师。1981年调地矿部岩溶地质所,先后任实验室主任、副所长、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分析测试工作,在全国最早研究铀、针、锆、钛等离子交换分离技术,最早应用离子交换技术建立了铂、钯湿法分析方法和化学光谱分析测定痕量金的分析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80年代从事同位素分析测试工作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均取得显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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