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生
一致；二是洪水作用形成的邻近山区或湖滨的雅丹地貌，沟谷长轴走向与附近山地洪水的走向一致，并在雅丹的土丘上留有洪水的痕迹；三是在阵发性暴雨和洪水作用的基础上，再经过风的修蚀作用而成的雅丹地貌，沟谷长轴走向既与洪水走向一致，也和当地主风向一致，是二者合一的第三种成因。
▲水洞沟遗址研究
位于宁夏灵武市境内的水洞沟，是与北京周口店等旧石器时代遗址齐名的重要遗址之一。该遗址自1923年由两位法国学者首次发现并发掘以来，考古专家于1959年、1963年和1980年又进行过3次发掘。其中，第二次发掘是由中苏专家联合进行的，第三次是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亲自主持的。几乎每次发掘都有许多重要发现。2003年至2005年9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距前几次的发掘地点———第一地点100米以外的第二地点又进行了第五次大规模发掘。刘东生先生认为，水洞沟新的一轮考古工作标志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文艺复兴。”
水洞沟遗址是我国最早经过系统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是我区境内最早进行的考古活动，虽然是由欧洲人进行的，但它无疑是目前所知宁夏现代考古的第一次；水洞沟遗址的文化内涵又是深厚复杂的，它既具有本土特色，又具有欧洲特色，是宁夏境内最早的广义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水洞沟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产生于荒蛮，影响于后世，引起了世界各地研究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专家、学者的广泛注意，也成为宁夏一道亮丽的文化品牌。正如著名地质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在《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序中所说：“水洞沟不同于一般的考古遗址。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中不断迸发出明亮火花的闪光点。从2万多年前猎人们之间的往来，到现代东西方科学家的共同工作，都体现了这种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今天，那些在20世纪初为了寻求科学真理和人类价值而到东方来，并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过贡献的西方科学家们，以及为了旧石器考古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倾注了毕生精力的裴文中和贾兰坡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事业，以及他们所开拓的东西文化交流与世长存，并必将发扬光大。”
▲驰骋南北：“坚、毅、刚、卓”、“超级老头”
1937年7月，刘东生从天津南开中学乘火车赶回北京的家时，车到卢沟桥，过不去了。“七七事变”的烽火阻断了他的回家之路。辗转多日，他才得与母亲团聚，一同到天津避难。
后来，在西南联大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自由氛围的感召下，刘东生报了西南联大机械系。
那时，昆明有个易门铁矿，但谁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开采、值不值得开采。见西南联大有能人，当地人请地质系老师去看看。老师看后断定：这矿很好，可以开采。
听说此事，刘东生赶忙去找清华大学的老师，要求转到地质系：“老师，现在昆明连墨水都不能造，牙膏、肥皂也没有，学机械没有用！”老师告诉他：“现在学机械没用，以后有用。以后有了工厂，还要造飞机呢！”
刘东生不死心，再去找北大管理一年级学生的叶公超老师，叶老师爽快地签了字，刘东生顺利转到地质系1938级。
回想当时情景，刘东生不禁笑着说：“我报的是清华大学机械系，却又转到了北大地质系上课，是名副其实的联大学生了！”
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坚、毅、刚、卓”，这短短的几个字，让刘东生一生受益。他说，“当年艰苦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激励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认真读书，认真做人，坚持进步，坚持革命。坚持就是胜利！”
“66年来，我感觉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西南联大。”刘东生慨叹。
正是在西南联大“坚、毅、刚、卓”精神的指引下，66年来，刘东生不仅首创了黄土“新风成说”和环境演化的“多回旋学说”，而且开辟了青藏高原隆升与环境演变新领域，建立了全球变化国际对比标准。
伴随一个又一个研究成果，他荣获的奖项已经不胜枚举。不过，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成就离不开集体的力量。当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曾经通过《科学新闻》杂志转达了对科技界同行们的感谢：“你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工作给予支持、帮助和合作，是今天我们取得一点成绩的重要基础。荣誉属于大家。”
与刘东生相处多年的地质科学家们亲切地称刘东生为“超级老头”。他那执著的科学追求，扎实的学风，持之以恒的毅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位“超级老头”穿越黄土高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完成十条1000多公里的剖面，吃住都在野外，而且全是步行考察；从北京开车去西部进行野外科考，每天早上6点起床，夜里还要召集开会，研究问题；在长白山考察时，天气恶劣，学生们草草画完图就跑到车里，可等了半天也不见老师回来。原来，他仍在仔细画图、记录。
刘东生的夫人胡长康也是一位地质科学工作者。夫妻俩顾不得一家老小，长年在野外考察，他们深感欠家人的“感情债”太多太多。
作为青藏高原考察研究的旗手，不服老的刘东生还将继续攀登科学高峰。
▲黄土恋人：打开“黄土”这个科学宝库
1954年，为了满足当时的迫切需要，刘东生和当时的地质学一起开始了转型，他参加了三门峡水库及金、铜、镍矿的勘探工作。第一次参加对黄土高原的研究考察，是在河南省会兴镇——今天的三门峡市。就在这次考察中，时年37岁的刘东生认识了他后半辈子的两件珍宝—— 一是黄土，一是他的夫人胡长康。
晚上散步时，刘东生发现了一排排水平而整齐的灯光，对于一个黄土高坡上的小镇来说，应该不可能是楼房，但这样整齐的建筑又会是什么呢？刘东生一夜辗转难眠，第二天找过去才知道，一排排灯光是从当地老乡住的窑洞里发出来的。这里的窑洞跟城市里的楼房一样，在同一个位置有好几层，所不同的是，这些窑洞的房顶都是一片红色的土和下层一片被老乡称之为“料姜石”的石灰质结核层，科学名称为“土壤层的淀积层”，老乡们就利用淀积层的坚固性来做了窑洞的天花板。淀积层水平延伸得很长，而且一层层和黄土、红色的土相间隔，三层窑洞都同样是以料姜石做天花板，黄土做墙，红色的土做地。
刘东生回到驻地后跑去请教土壤学家朱显谟，朱显谟告诉他，以前被杨钟健称为“红色土”的沉积物可能有地质时期的土壤残留。随后，他们俩一起对“红色土”中的“红色条带”进行研究，证实了它们确实就是古土壤层，而整个“红色土”层就是含有古土壤的黄土沉积。这一重大发现，一方面将黄土沉积的时代，从过去的晚更新世（约10万年）延伸到整个第四纪（200多万年）。另一方面，在黄土剖面中区分出两类颜色和结构都差别很大的地层单元—— 一类为黄土层，通常呈灰黄色，质地较均一，无明显结构；另一类为古土壤层，呈红色，有明显的土壤结构和土壤发生层次。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后，刘东生认识到黄土堆积时期代表了寒冷干旱的气候环境，而古土壤发育时期则代表了暖湿的气候特点，黄土与古土壤的交替代表了第四纪时期气候的大规模波动，黄土剖面由许多黄土与古土壤交替而成，说明气候冷暖干湿的交替远不止4次。1958年刘东生发表在Science Record（《科学记录》）上的论文，引起国际科学家的关注。
刘东生说：“设想一下，如果类似现在沙尘暴的风沙天气会带来0.01毫米厚的尘土，每年10次便能积0.1毫米，10年1毫米，100年1厘米，1000年10厘米，1万年1米，到现在，黄土高原上最厚的地方已经深达250米，换一种说法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见的黄土高原已经存在了250万年，从地质上讲，我国的干旱史也有250万年了。”
刘东生通过系统的研究，重建了250万年以来全球环境变化的历史，成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整的陆地沉积记录。这个成果1985年发表在《黄土与环境》中英文专著上，后应德国科学家的要求又进行了修订，以《中国黄土》为题在欧洲重新出版。
对这项工作，国际上的有关科学家表示钦佩与惊讶。华盛顿大学教授Busacca在一篇书评中写道：“曾多少次，地质学家以及那些努力探索第四纪历史的学者们渴望着一个在完整性、时间跨度和详细程度上可以与深海岩心相媲美的陆相岩石记录。我们可以多年地苦
▲水洞沟遗址研究
位于宁夏灵武市境内的水洞沟，是与北京周口店等旧石器时代遗址齐名的重要遗址之一。该遗址自1923年由两位法国学者首次发现并发掘以来，考古专家于1959年、1963年和1980年又进行过3次发掘。其中，第二次发掘是由中苏专家联合进行的，第三次是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亲自主持的。几乎每次发掘都有许多重要发现。2003年至2005年9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距前几次的发掘地点———第一地点100米以外的第二地点又进行了第五次大规模发掘。刘东生先生认为，水洞沟新的一轮考古工作标志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文艺复兴。”
水洞沟遗址是我国最早经过系统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是我区境内最早进行的考古活动，虽然是由欧洲人进行的，但它无疑是目前所知宁夏现代考古的第一次；水洞沟遗址的文化内涵又是深厚复杂的，它既具有本土特色，又具有欧洲特色，是宁夏境内最早的广义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水洞沟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产生于荒蛮，影响于后世，引起了世界各地研究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专家、学者的广泛注意，也成为宁夏一道亮丽的文化品牌。正如著名地质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在《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序中所说：“水洞沟不同于一般的考古遗址。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中不断迸发出明亮火花的闪光点。从2万多年前猎人们之间的往来，到现代东西方科学家的共同工作，都体现了这种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今天，那些在20世纪初为了寻求科学真理和人类价值而到东方来，并为中国科学事业做出过贡献的西方科学家们，以及为了旧石器考古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倾注了毕生精力的裴文中和贾兰坡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事业，以及他们所开拓的东西文化交流与世长存，并必将发扬光大。”
往事略集
▲驰骋南北：“坚、毅、刚、卓”、“超级老头”1937年7月，刘东生从天津南开中学乘火车赶回北京的家时，车到卢沟桥，过不去了。“七七事变”的烽火阻断了他的回家之路。辗转多日，他才得与母亲团聚，一同到天津避难。
后来，在西南联大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自由氛围的感召下，刘东生报了西南联大机械系。
那时，昆明有个易门铁矿，但谁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开采、值不值得开采。见西南联大有能人，当地人请地质系老师去看看。老师看后断定：这矿很好，可以开采。
听说此事，刘东生赶忙去找清华大学的老师，要求转到地质系：“老师，现在昆明连墨水都不能造，牙膏、肥皂也没有，学机械没有用！”老师告诉他：“现在学机械没用，以后有用。以后有了工厂，还要造飞机呢！”
刘东生不死心，再去找北大管理一年级学生的叶公超老师，叶老师爽快地签了字，刘东生顺利转到地质系1938级。
回想当时情景，刘东生不禁笑着说：“我报的是清华大学机械系，却又转到了北大地质系上课，是名副其实的联大学生了！”
西南联大的校训是“坚、毅、刚、卓”，这短短的几个字，让刘东生一生受益。他说，“当年艰苦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激励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认真读书，认真做人，坚持进步，坚持革命。坚持就是胜利！”
“66年来，我感觉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西南联大。”刘东生慨叹。
正是在西南联大“坚、毅、刚、卓”精神的指引下，66年来，刘东生不仅首创了黄土“新风成说”和环境演化的“多回旋学说”，而且开辟了青藏高原隆升与环境演变新领域，建立了全球变化国际对比标准。
伴随一个又一个研究成果，他荣获的奖项已经不胜枚举。不过，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成就离不开集体的力量。当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曾经通过《科学新闻》杂志转达了对科技界同行们的感谢：“你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工作给予支持、帮助和合作，是今天我们取得一点成绩的重要基础。荣誉属于大家。”
与刘东生相处多年的地质科学家们亲切地称刘东生为“超级老头”。他那执著的科学追求，扎实的学风，持之以恒的毅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位“超级老头”穿越黄土高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完成十条1000多公里的剖面，吃住都在野外，而且全是步行考察；从北京开车去西部进行野外科考，每天早上6点起床，夜里还要召集开会，研究问题；在长白山考察时，天气恶劣，学生们草草画完图就跑到车里，可等了半天也不见老师回来。原来，他仍在仔细画图、记录。
刘东生的夫人胡长康也是一位地质科学工作者。夫妻俩顾不得一家老小，长年在野外考察，他们深感欠家人的“感情债”太多太多。
作为青藏高原考察研究的旗手，不服老的刘东生还将继续攀登科学高峰。
▲黄土恋人：打开“黄土”这个科学宝库
1954年，为了满足当时的迫切需要，刘东生和当时的地质学一起开始了转型，他参加了三门峡水库及金、铜、镍矿的勘探工作。第一次参加对黄土高原的研究考察，是在河南省会兴镇——今天的三门峡市。就在这次考察中，时年37岁的刘东生认识了他后半辈子的两件珍宝—— 一是黄土，一是他的夫人胡长康。
晚上散步时，刘东生发现了一排排水平而整齐的灯光，对于一个黄土高坡上的小镇来说，应该不可能是楼房，但这样整齐的建筑又会是什么呢？刘东生一夜辗转难眠，第二天找过去才知道，一排排灯光是从当地老乡住的窑洞里发出来的。这里的窑洞跟城市里的楼房一样，在同一个位置有好几层，所不同的是，这些窑洞的房顶都是一片红色的土和下层一片被老乡称之为“料姜石”的石灰质结核层，科学名称为“土壤层的淀积层”，老乡们就利用淀积层的坚固性来做了窑洞的天花板。淀积层水平延伸得很长，而且一层层和黄土、红色的土相间隔，三层窑洞都同样是以料姜石做天花板，黄土做墙，红色的土做地。
刘东生回到驻地后跑去请教土壤学家朱显谟，朱显谟告诉他，以前被杨钟健称为“红色土”的沉积物可能有地质时期的土壤残留。随后，他们俩一起对“红色土”中的“红色条带”进行研究，证实了它们确实就是古土壤层，而整个“红色土”层就是含有古土壤的黄土沉积。这一重大发现，一方面将黄土沉积的时代，从过去的晚更新世（约10万年）延伸到整个第四纪（200多万年）。另一方面，在黄土剖面中区分出两类颜色和结构都差别很大的地层单元—— 一类为黄土层，通常呈灰黄色，质地较均一，无明显结构；另一类为古土壤层，呈红色，有明显的土壤结构和土壤发生层次。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后，刘东生认识到黄土堆积时期代表了寒冷干旱的气候环境，而古土壤发育时期则代表了暖湿的气候特点，黄土与古土壤的交替代表了第四纪时期气候的大规模波动，黄土剖面由许多黄土与古土壤交替而成，说明气候冷暖干湿的交替远不止4次。1958年刘东生发表在Science Record（《科学记录》）上的论文，引起国际科学家的关注。
刘东生说：“设想一下，如果类似现在沙尘暴的风沙天气会带来0.01毫米厚的尘土，每年10次便能积0.1毫米，10年1毫米，100年1厘米，1000年10厘米，1万年1米，到现在，黄土高原上最厚的地方已经深达250米，换一种说法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见的黄土高原已经存在了250万年，从地质上讲，我国的干旱史也有250万年了。”
刘东生通过系统的研究，重建了250万年以来全球环境变化的历史，成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整的陆地沉积记录。这个成果1985年发表在《黄土与环境》中英文专著上，后应德国科学家的要求又进行了修订，以《中国黄土》为题在欧洲重新出版。
对这项工作，国际上的有关科学家表示钦佩与惊讶。华盛顿大学教授Busacca在一篇书评中写道：“曾多少次，地质学家以及那些努力探索第四纪历史的学者们渴望着一个在完整性、时间跨度和详细程度上可以与深海岩心相媲美的陆相岩石记录。我们可以多年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