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认为要搞好南水北调，必须解决排水出路，完善排水工程配套，同时要采取妥善措施进行调水、蓄水和用水，加强灌溉管理，并做好地下水调控、水盐动态监测和盐碱化的预测预报工作。这些意见得到了科技界的支持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80年代初，国家决定综合开发治理黄淮海平原，并确定为国家“六五”计划期间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年逾七旬因病住院的熊毅，以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执著追求和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在病榻前撰写了《组织起来，联合攻关，加速黄淮海平原治理的研究》的8000字的建议书，为国家献计献策（《光明日报》1982，10．4第一版）。在这份建议书里，他回顾了以往多年从事黄淮海平原治理的研究工作，论述了加速这个地区综合治理和开发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有利条件，也指出了仍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抓紧抓好的带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并把改造中低产田作为主攻方向，这些建议至今仍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熊毅是50年代最早开展黄淮海平原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之一，曾为这个大平原的开发治理作出了创造性的重大贡献。为此，他曾于1956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1988年被国务院追授“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优秀科技人员”荣誉奖。

开拓水稻土的研究，发展肥力综合观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熊毅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他为科学春天的到来而欢欣鼓舞，对四化建设充满信心，尽管已近暮年，但仍壮心不已，废寝忘食地工作，开始了水稻土发生和肥力的研究。
　　水稻土在我国南方分布面积最广。熊毅对水稻土发生和肥力的研究卓有成效，早在1941年他就发现：具有漂白层的水稻土的形成过程不是灰化作用，而是铁锰还原淋溶的结果。这一正确观点，后来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公认，他担任所长后，又亲自组织了不同土壤分支学科的人员，多次深入实地，对太湖地区的水稻土及其肥力特征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找出土壤渗漏性和土壤内外排水条件，是限制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并指出：如不因地制宜实行稻稻麦三熟制，可能会引起一些地区土壤性质的恶化。通过室内外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科学资料，总结了高产水稻土的水与肥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爽水性是肥沃水稻土的重要标志；良好的水稻土要有排水条件；耕层中的鳝血层和青泥层可以分辨水稻土的肥瘦；水稻土的结构性主要反映在微团聚体的数量和质量；水稻土对营养物质的有效利用依赖于土壤的化学性质和物理特性。并组织编写了《太湖地区水稻土肥力研究论文集》，主编了《中国太湖地区水稻土》专著。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耕作制对土壤肥力的影响》（1980）论文。他对推广双三制中“一刀切”的作法提出了批评，他撰写的《对苏南地区耕作制度的看法和建议》一文在《人民日报》刊载（1979．1．13）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对苏南，而且对南方各省稻区因地制宜改革耕作制度作出了贡献。
　　在熊毅的推动下，我国土壤学界对水稻土的研究逐渐形成了系统的学术观点，外国一些学者认为，水稻土只是原始土壤的一种利用方式，而我国的科研实践证明，水稻土是一个独立的土壤类型，它经过淹水和脱水过程，土壤的物理、化学、生物性质都起了一系列的变化，特别是人为的作用，如耕作、施肥、灌溉、排水等也对土壤形态和性质产生影响，形成一个稳定的土体结构。围绕这一论点而开展各方面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已在农业生产实践中获得了可喜的效果，现在这一论点引起许多外国学者注意并开始赞同我们的观点，1980年10月中国科学院在南京召开的“国际水稻土讨论会”上，许多国际知名学者对我国水稻土的系统研究及其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通过太湖地区水稻土发生以及土壤有机无机复合体的研究，熊毅发展了土壤肥力的综合观点，进一步阐明了土壤肥力的实质。他在《土壤科学研究要面向经济建设》一文中明确指出：“土壤肥力是土壤的基本属性和质的特征，是土壤从营养条件和环境条件两个方面供应和协调植物生长发育的能力，是有关农业生产的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的综合反映。由于土壤具有肥力，植物才能在土壤上定居和发育，并利用太阳能合成新的有机物质，”同时指出，“土壤肥力的因素及其指标是因时、因地、因作物而异的，并且还因所要求的产量水平不同而产生变化”（1983）。这种综合观点，强调了土壤营养条件、环境条件与植物生长三者的统一，修正了只以土壤养分为内涵的土壤肥力概念。

开拓土壤生态学研究新领域

　　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在主持水稻土的发生及其肥力特征的研究时，为了推动太湖流域农业发展，他从保护土壤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出发，提出建立用地和养地相结合的耕作制度的建议。与此同时，还论述了《黄淮海平原的生态系统》（1979）。熊毅晚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新学科的开拓上，潜心致力于土壤生态学的研究。在1978年“全国陆地生态会议”上，熊毅等11位科学家联名建议《认真加强对生态系统的科研工作》（《光明日报》1978．11．28）。他首先论述了《土壤生态系统研究的意义和展望》（1978年在“全国陆地生态会议”上的报告），他认为，“土壤生态系统的研究应以肥力为核心，研究影响肥力的环境条件、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以及物质循环与能量传递的特点”。并阐明“土壤生态系统是一个为能量流和物质流所贯穿的开放系统，是多种组成所构成的网络模式，它不是各组成的简单总和，而是各组成相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要想索取生物产品，就应该给土壤归还或补足从中所取走的成分”。
　　从土壤生态系统研究入手，熊毅进而研究《生态系统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1981），论述了农业生态系统的涵义和特点，强调要针对具体情况，分别采取保（护）、改（造）、建（设）的对策，这是农业生态系统研究的三大任务。
　　同时他建议把生态系统的研究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在研究某一地区的土壤生态系统时，首先要研究该地区土壤生态系统在结构、功能与演变上的地区差异，采取调控措施，建立良好的农业生态系统。他认为，“生态系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建设适于人类生存的最佳环境。根据各地生态系统的特点，必须把保护环境、改造环境，建设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良好的人工生态系统，使其具有和谐的结构，高效的物质传输与能量转换，为人类提供优质、高额而稳定的生物产品和洁净、舒适的生存环境”（1982）。
　　由于熊毅对我国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极端重视，他曾多次强调：“人们总是离不开环境的，但是人们经常在改变和破坏环境，破坏环境主要是破坏自然资源。因此，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一定要与保护生态环境相结合”。同时他指出：“有些人不懂得生态，做了蠢事自己还不知道，自然界是错综复杂的系统，要用系统方法利用它，保护它。人们从事生产活动，不能没有生态系统的观念”。因此，他积极完成了《试论土壤生态系统》的论文（1983）。临终前夕，他正以老骥伏枥的精神，案头堆放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手稿，撰写《土壤生态学》一书，可惜的是，书尚未成，他却与世长辞了。

推动土壤科学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熊毅被剥夺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但在运动后期，尽管不断有政治运动的冲击，他十分珍惜宝贵的时光，出于爱国心和科学家的责任感，他和近百名同事们一起，集中集体智慧，用了近3年半的时间，和李庆逵共同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土壤科学专著《中国土壤》。它是全面论述中国土壤科学的综合性专著，是半个世纪来我国土壤科学的重大成果，系统论述了我国土壤类型、发生和分布；深刻阐明了各类土壤的基本性质和肥力特征；科学总结和提高了土壤改良利用及培肥经验。它不仅推动了我国土壤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在农、林、牧业生产的发展、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国土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提供了基础论据；它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实际的应用价值，是中国土壤科学工作者对世界土壤科学发展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