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玉梅
得一清二楚，又对发展趋势和最新进展作了阐述。该书荣获第十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巴德年院士说：“这部著作的出版是医学界之幸事，生命科学界之幸事。”李载平院士在评价这本著作时说：“闻玉梅教授主编的《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是1999年出版的一本值得推荐的特别优秀的新书。”
多年来，闻玉梅院士带领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在研究中国人乙肝病毒亚型与肝炎慢性化的关系基础上，在国际上首创了“复合物型治疗性乙肝疫苗”，为数以亿计的慢性肝炎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带来了希望。目前，该产品已进入二期临床研究。
闻玉梅所领导的集体荣获国家授权的发明专利3项，发表论文200余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实验室荣获市级、部级、国家级奖已达21项。闻玉梅本人也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称号，以及国家科技部“863计划”十五周年突出贡献奖等诸多荣誉。
说起成绩、表彰，闻玉梅显得轻描淡写，不愿“纠缠”。但谈起由她一手创办的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闻玉梅不禁喜形于色，情有独钟，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前身为“微生物教研室病毒组”，1985年经卫生部批准建设，1986年该重点实验室开始运转，原上海医科大学和原复旦大学合并后，2001年实验室被批准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目前，闻玉梅任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袁正宏研究员任主任，瞿涤教授任副主任。实验室现有高级研究人员5名，中级研究人员7名，助教和技师6名，研究生和博士后24名，共42人，其中党员15名，可谓阵容强大，梯队合理。
闻玉梅动情地说：“我们这个实验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完全是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是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与新老两代科技人员勤奋努力、不懈追求的基础上，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
动力之源：人民的期望和重托
闻玉梅和她的实验室同事总是迎难而上，忘我工作，在任何时期、任何境遇下都不曾退缩过。
抗非典期间，在闻玉梅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努力下，仅19天工夫，“灭活SARS病毒免疫预防滴鼻剂”研究就获初步成功。而成功的背后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研制之路：研究人员不仅要“零距离”接触SARS病毒，而且一些实验还必须在被称为“魔鬼实验室”的P3实验室里进行；更不巧的是，上海的P3实验室暂时排不上号……时间紧迫！闻玉梅没有丝毫犹豫，带着得意门生瞿涤教授迅速南下广州。到达广州的第二天，一个可怕消息传来：与闻玉梅毗邻的一个实验室同时有7人发起高烧，全部被隔离！危险如斯，说不害怕是不现实的。可是闻玉梅和她的同事却坚定地选择了留下。
在实验室二十周年庆典上发言
P3实验室即“达到生物安全防护三级标准的实验室”，“魔鬼实验室”的称呼决非凭空捏造：核心区的压力达到-40帕，实验时得穿上厚厚的防护服，戴着令人窒息的特殊口罩和防护镜，操作程序极为繁琐。正常情况下只要5分钟的事，实验室里要1个小时才能完成。在里面呆长了，会有“高原缺氧”的感觉，一般人都受不了，更何况年近七旬的老人！许多人劝闻玉梅不要进去，她却说：“这是第一手资料，我不能不看！”在实验室里，他们要培养出大量用于实验的病毒液，每天接触的活病毒量难以想象。最多时，每毫升病毒液中的病毒高达1亿个，而他们一做就是几百毫升病毒液！经过19个日夜的苦战，闻玉梅他们终于获得2000毫升的高效价病毒液，滴鼻剂的研究初战告捷。
从战乙肝到抗非典，闻玉梅实验室同病毒的战争从未停止。在一场又一场艰辛的战役里，在一年又一年辛勤的工作中，什么是闻玉梅和她的实验室师生们的动力呢？
记者在实验室看到一本装订精美的厚本子，封面上写着10个火红的大字：“人民的重托，人民的期望。”原来，在这厚厚的大本子里，收集了1998年至2000年寄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封有关希望应用抗原-抗体复合物治疗性疫苗的来信，他们中有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及干部，有来自城市的，也有来自农村的。信中以深切的语言，叙述了他们饱受病魔折磨之苦，其情其景，催人泪下。
让我们摘录其中一封来自江西省樟树第二中学一位老师的信：
闻教授：您好！
我是一名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在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我班54名学生中，竟发现了17例乙肝病毒携带者，而且几乎囊括了全班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真令人痛心。17位家长同时找到我，个个都是愁容满面，心力憔悴地问我：“怎么办？……”
当听到乙肝治疗性疫苗即将问世的消息后，他们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要我写信告诉您：“我们多少人如今都深陷于深重黑夜之中，伸长脖子，翘首盼望那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啊！乙肝治疗性疫苗，我们在焦急地期待着！”
这是一位老干部用毛笔工工整整写来的信：
尊敬的闻教授：在报端见到您将制成治疗性乙肝疫苗的报道，实感喜从天降，您这是在为全国1亿多人造福！
我是个退休多年的干部，女儿11年前临产时发现肝炎，产后虽注射了疫苗，婴儿仍未幸免，至今母女俩都是“大三阳”。我们翻遍报纸、书籍，多处咨询，仍说是不治之症。您的发明实为我之大幸，我全家之大幸！如果该药还未投入市场，我们志愿当受试者，即便发生意外也无怨无悔！
收到这些来自全国、催人奋进的来信，实验室所有的人都心情沉重，因为闻玉梅主持的治疗性乙肝疫苗历经16年之艰辛，虽已进入临床二期，但迄今仍未能用于大量病人，解除病人之痛苦。闻玉梅把这些来信精心装订后，在“前言”中深情地写道：“愿我全室科研人员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在治疗乙肝方面继续努力奋斗，为人民解忧，为祖国争光！”
这些信，不正是闻玉梅等不断进取、不怕困难、一往无前的动力之源吗？不正是“科研的目的是为人民”的真实写照吗？
恩师情深：玉石奔马和金钥匙
实验室的成果与辉煌也是老一辈科学家们培育的成果。闻玉梅一生遇到了3位难忘的恩师：一位是余贺教授，她研究生期间的启蒙老师；一位是林飞卿教授，教会了她严格治学；还有一位是谢少文教授，教会了她如何发挥创造性思维。
谈起林飞卿教授，闻玉梅不无感慨地说：“她真是一位严师啊！
我一生都感激她！两年里，我的讲稿，她一字一句地修改，手把手地教我怎样搞研究，极为严格地训练我。比如，做血清稀释时，必须规范，每管只能混匀三次，不能两次，也不能四次，要与机器一样准确无误；挑取菌落时，双肘必须贴桌，对准一个菌落，不许沾边，以免杂菌混入。”“跟林教授学了痢疾菌研究后，林教授语重心长地说，你跟我学得差不多了，应该换师了。”于是，林飞卿把闻玉梅推荐给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一级教授、中科院院士谢少文做“徒弟”。
谢少文教授要求他的学生，每听一场学术报告，必须提问，而且不允许重复别人提过的问题，这就迫使学生必须时时在考虑问题。他还训练闻玉梅打乒乓球，以锻炼其敏捷。“谢老师一生无子女，我又失去父母，他待我像女儿。我非常敬重他！”闻玉梅深情地说，“在他那里，我真正学会了创新。”
闻玉梅非常尊重和怀念她的恩师谢少文和林飞卿两位教授，把两位恩师的赠物——玉石奔马和金钥匙——视为至宝。
在谢少文教授88岁那年，他把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执教50周年时学校赠予他的一对玉石奔马转赠给了闻玉梅，并深情地对她说：“我送你，是对你勤奋刻苦的赞赏；送给你，是要你继续中国微生物学事业。”无独有偶，林飞卿教授也出于对门生的一往情深，将国际友人赠给她的一把镀金钥匙郑重地转赠给闻玉梅
多年来，闻玉梅院士带领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在研究中国人乙肝病毒亚型与肝炎慢性化的关系基础上，在国际上首创了“复合物型治疗性乙肝疫苗”，为数以亿计的慢性肝炎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带来了希望。目前，该产品已进入二期临床研究。
闻玉梅所领导的集体荣获国家授权的发明专利3项，发表论文200余篇。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实验室荣获市级、部级、国家级奖已达21项。闻玉梅本人也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称号，以及国家科技部“863计划”十五周年突出贡献奖等诸多荣誉。
说起成绩、表彰，闻玉梅显得轻描淡写，不愿“纠缠”。但谈起由她一手创办的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闻玉梅不禁喜形于色，情有独钟，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卫生部重点实验室前身为“微生物教研室病毒组”，1985年经卫生部批准建设，1986年该重点实验室开始运转，原上海医科大学和原复旦大学合并后，2001年实验室被批准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目前，闻玉梅任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袁正宏研究员任主任，瞿涤教授任副主任。实验室现有高级研究人员5名，中级研究人员7名，助教和技师6名，研究生和博士后24名，共42人，其中党员15名，可谓阵容强大，梯队合理。
闻玉梅动情地说：“我们这个实验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完全是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是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与新老两代科技人员勤奋努力、不懈追求的基础上，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
动力之源：人民的期望和重托
闻玉梅和她的实验室同事总是迎难而上，忘我工作，在任何时期、任何境遇下都不曾退缩过。
抗非典期间，在闻玉梅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努力下，仅19天工夫，“灭活SARS病毒免疫预防滴鼻剂”研究就获初步成功。而成功的背后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研制之路：研究人员不仅要“零距离”接触SARS病毒，而且一些实验还必须在被称为“魔鬼实验室”的P3实验室里进行；更不巧的是，上海的P3实验室暂时排不上号……时间紧迫！闻玉梅没有丝毫犹豫，带着得意门生瞿涤教授迅速南下广州。到达广州的第二天，一个可怕消息传来：与闻玉梅毗邻的一个实验室同时有7人发起高烧，全部被隔离！危险如斯，说不害怕是不现实的。可是闻玉梅和她的同事却坚定地选择了留下。
在实验室二十周年庆典上发言
P3实验室即“达到生物安全防护三级标准的实验室”，“魔鬼实验室”的称呼决非凭空捏造：核心区的压力达到-40帕，实验时得穿上厚厚的防护服，戴着令人窒息的特殊口罩和防护镜，操作程序极为繁琐。正常情况下只要5分钟的事，实验室里要1个小时才能完成。在里面呆长了，会有“高原缺氧”的感觉，一般人都受不了，更何况年近七旬的老人！许多人劝闻玉梅不要进去，她却说：“这是第一手资料，我不能不看！”在实验室里，他们要培养出大量用于实验的病毒液，每天接触的活病毒量难以想象。最多时，每毫升病毒液中的病毒高达1亿个，而他们一做就是几百毫升病毒液！经过19个日夜的苦战，闻玉梅他们终于获得2000毫升的高效价病毒液，滴鼻剂的研究初战告捷。
从战乙肝到抗非典，闻玉梅实验室同病毒的战争从未停止。在一场又一场艰辛的战役里，在一年又一年辛勤的工作中，什么是闻玉梅和她的实验室师生们的动力呢？
记者在实验室看到一本装订精美的厚本子，封面上写着10个火红的大字：“人民的重托，人民的期望。”原来，在这厚厚的大本子里，收集了1998年至2000年寄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封有关希望应用抗原-抗体复合物治疗性疫苗的来信，他们中有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及干部，有来自城市的，也有来自农村的。信中以深切的语言，叙述了他们饱受病魔折磨之苦，其情其景，催人泪下。
让我们摘录其中一封来自江西省樟树第二中学一位老师的信：
闻教授：您好！
我是一名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在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我班54名学生中，竟发现了17例乙肝病毒携带者，而且几乎囊括了全班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真令人痛心。17位家长同时找到我，个个都是愁容满面，心力憔悴地问我：“怎么办？……”
当听到乙肝治疗性疫苗即将问世的消息后，他们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要我写信告诉您：“我们多少人如今都深陷于深重黑夜之中，伸长脖子，翘首盼望那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啊！乙肝治疗性疫苗，我们在焦急地期待着！”
这是一位老干部用毛笔工工整整写来的信：
尊敬的闻教授：在报端见到您将制成治疗性乙肝疫苗的报道，实感喜从天降，您这是在为全国1亿多人造福！
我是个退休多年的干部，女儿11年前临产时发现肝炎，产后虽注射了疫苗，婴儿仍未幸免，至今母女俩都是“大三阳”。我们翻遍报纸、书籍，多处咨询，仍说是不治之症。您的发明实为我之大幸，我全家之大幸！如果该药还未投入市场，我们志愿当受试者，即便发生意外也无怨无悔！
收到这些来自全国、催人奋进的来信，实验室所有的人都心情沉重，因为闻玉梅主持的治疗性乙肝疫苗历经16年之艰辛，虽已进入临床二期，但迄今仍未能用于大量病人，解除病人之痛苦。闻玉梅把这些来信精心装订后，在“前言”中深情地写道：“愿我全室科研人员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在治疗乙肝方面继续努力奋斗，为人民解忧，为祖国争光！”
这些信，不正是闻玉梅等不断进取、不怕困难、一往无前的动力之源吗？不正是“科研的目的是为人民”的真实写照吗？
恩师情深：玉石奔马和金钥匙
实验室的成果与辉煌也是老一辈科学家们培育的成果。闻玉梅一生遇到了3位难忘的恩师：一位是余贺教授，她研究生期间的启蒙老师；一位是林飞卿教授，教会了她严格治学；还有一位是谢少文教授，教会了她如何发挥创造性思维。
谈起林飞卿教授，闻玉梅不无感慨地说：“她真是一位严师啊！
我一生都感激她！两年里，我的讲稿，她一字一句地修改，手把手地教我怎样搞研究，极为严格地训练我。比如，做血清稀释时，必须规范，每管只能混匀三次，不能两次，也不能四次，要与机器一样准确无误；挑取菌落时，双肘必须贴桌，对准一个菌落，不许沾边，以免杂菌混入。”“跟林教授学了痢疾菌研究后，林教授语重心长地说，你跟我学得差不多了，应该换师了。”于是，林飞卿把闻玉梅推荐给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一级教授、中科院院士谢少文做“徒弟”。
谢少文教授要求他的学生，每听一场学术报告，必须提问，而且不允许重复别人提过的问题，这就迫使学生必须时时在考虑问题。他还训练闻玉梅打乒乓球，以锻炼其敏捷。“谢老师一生无子女，我又失去父母，他待我像女儿。我非常敬重他！”闻玉梅深情地说，“在他那里，我真正学会了创新。”
闻玉梅非常尊重和怀念她的恩师谢少文和林飞卿两位教授，把两位恩师的赠物——玉石奔马和金钥匙——视为至宝。
在谢少文教授88岁那年，他把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执教50周年时学校赠予他的一对玉石奔马转赠给了闻玉梅，并深情地对她说：“我送你，是对你勤奋刻苦的赞赏；送给你，是要你继续中国微生物学事业。”无独有偶，林飞卿教授也出于对门生的一往情深，将国际友人赠给她的一把镀金钥匙郑重地转赠给闻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