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次通信技术标准制定中落于美欧的中国也在积极行动，意图弥补前几代移动通讯技术标准制定中的遗憾。此前，“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要加快信息网络新技术开发应用，积极推进5G和超宽带关键技术研究，并启动5G商用；2013年，工信部牵头成立MG2020推进组，正式启动了中国的5G标准化研究。

　　只有拥有足够研发和资金实力的企业和国家才能影响直至主导5G的标准制定。目前看来，中国、欧洲和美国三个经济体最有可能掌控局面。根据2G、3G和4G时代的历史经验，谁能够掌握更多的通讯标准话语权，将会对其技术是否能够被全世界使用起到关键作用。换句话说，5G时代的到来，与此前通信技术迭代一样，将会迎来产业格局的再次洗牌。

　　所以，中国通信巨头华为和中兴在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华为公开表示，将在未来5年时间内投入6亿美元用于5G的研究和创新，中兴则计划每年投入1亿欧元。另外，中兴还是5G全球技术和标准研究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贡献者，参与了3GPP/NGMN/IEEE/ITU等标准组织的5G工作进程，作为IMT-2020核心成员牵头了超过30%的课题研究。所以，中兴在禁令事件中受到中国政府力挺并不意外。

　　那么，在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角力给厂商和国家带来的好处究竟有多大？

　　以年初美国对中兴的禁令事件为例：美国禁止其企业向中兴出口高科技元件，给中兴正常制造和商业活动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它甚至会由于缺少核心专利元件而无法进行正常生产。中兴之所以无法独立自主地生产所需元件，并非因为其技术水平不足，而是在此前通行标准的角力中失去了话语权，导致的生态和合作伙伴的缺失。无法使自己的技术兼容于世界通行的标准，中兴只能被迫进口国外元件以满足成品制造的需要，这也是中国高科技企业空有技术实力缺无法独立自主的原因。在个人计算终端领域，有桌面时代的Wintel联盟，移动时代有“ARM-Android”联盟。通讯领域经过了从GSM的完全国外主导，到3G标准的分裂（外国主导的WCDMA和CDMA2000与中国自主研发的TD-SCDMA），再到4G时代的全球合作（TDD-LTE和FDD-LTE）的过程。如果在接下来5G标准的制定中中国厂商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5G的通行标准中就会采用更多来自中国厂商的技术，这其中又蕴含着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商业利益需要。

　　除了技术研发之外，在5G技术的应用层面中国企业的表现也可圈可点。目前，业界普遍接受的做法是在现有4G基础上使用4.5G方案向5G过渡的计划。比如，华为与中国移动合作推出了“TDD＋”解决方案，它是TDD技术的长期演进，比4G拥有更快的速率；此外，中国电信也推出了自有的“天翼4G＋”4.5G方案。中兴提出的“Pre5G”受到了最多关注：Pre5G最主要的技术是MassiveMIMO，它可以在不改变空口、不增加频点、不改变终端的前提下实现频谱效率倍增，且Pre5G兼容4G终端，现网能够引入Pre5G。这也是中兴在2016年MWC上的获奖技术。

　　中国逐渐从一个被动接受者变成了主动参与者。在5G的技术和应用层面，中国力量已经不可小觑。

　　以史为镜，方知兴衰。5G是通信技术的进化，也是中国必须要抓住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