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台湾人姚雅莉一本正经地看着我，带着浓厚的台湾腔开始说着她的记忆：“我原来是金融公司的主管，再往上走就是老总了，我又比较凶比较严肃，公司里的人都怕我。”说这话时，她正坐在一个空旷的办公室里，如会议桌一般大的桌边就坐着她一个人，其他的桌上摆满了3D打印出来的各式玩意儿，我怎么都不相信做出这些带有童心玩意儿的创作者之前是一个让员工闻之色变的“灭绝师太”。

（小白老师展示桌，桌上摆满了她研发出来的3D打印工艺品）

她看着我狐疑的样子，笑了一下继续说道：“真的，当时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去报到（人事部办离职）吧。’他们（员工）都知道，只要被我请进办公室，一般都是出大事了。”姚雅莉在32岁前一直担任台湾一家相当大的金融公司的主管，因为公司性质，办公室文化严肃且规章严明，她又是一个黑白十分分明的人，据她回忆，当时她最亲近的下属犯了错也没有留情面，直接给开除了。“老总当时都说我无情。”她说。

（二）

“但是那个被我开除的下属现在都是另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了，反而我开始捯饬3D打印机，变成了最普通的一个！”姚雅莉捂着嘴笑道。

“你原来那么凶，现在怎么能当老师呢？”我问。

“哈哈哈，如果按我原来那样去教小孩子，那一定会吓哭一堆小孩。”说罢，姚雅莉便演了起来。

“这是谁弄坏的，快点说。”姚雅莉厉声看着前方，手指在空中挥舞着，演了起来，看起来真像高中时可怕的教导主任。

“呜呜呜，是我，我不是故意的。”她假装摸着眼泪又扮演起了学生，嘴巴也一抽一抽地和止不住，哭声和小孩一个样。

演罢，她正色道，“但我其实一开始是希望教大人的。”姚雅莉回顾她学习3D打印的经历后做了决定，她希望教成人学会3D打印，让他们能再去教更多的人或者自己开工作室。2015年，她感觉到台湾的3D打印教学市场已呈饱和状态，转而来大陆发展，但当她来到大陆后发现两岸教育氛围差别太大，这让她一度完全不能适应。

（三）

故事还得从她离职后开始说起。

“当时我一直问自己，在这种状态下，我开心吗？如果我人生就这么走下去，又会不会愿意呢？”姚雅莉说。

“答案是我不开心，我还想看看姚雅莉还会有怎样的变化，人生还可以怎么变。”

2014年，辗转折腾，36岁的她开始学3D打印，并成立了3DP乐园个人工作室，变成了小白老师。

说到学3D打印技术，小白老师想纠正一下：“其实3D打印的技术和软件真的一点都不难，我之前是电脑小白，但后来自己摸索就会了。”她翻墙打开了她用于分享的脸书主页，展示了她在上头教3D打印的截图，我才意识到，首先这一道墙就让大陆的3D打印教育发展缓慢了些。他们用的软件有大陆通用的，而更多的是简易的3D打印建模插件，用户只需把想打印的图片放入软件内就自动生成模型，就能打印了。

(含木制品的3D打印材料制成的花瓶)

（含金属类3D打印材料制成的钱币）

他们探索的更多的是打印出来后的创意，或者是应用。在小白老师的办公室里，我也看到了很多这样的物件，大到有3D打印出来加入电子芯片的机器手，战车，小到牙签筒，灯罩等，他们的形成不止是通过机器打印出来那么简单，其中还需要很多别的技术，比如其中添加的电子芯片、其他装置等，又或者是关于成品的思考，比如上文小白老师对于3D打印材料的考究，3D打印技术与创意的联动。如果需要使用3D打印这门技术去制作一个现有的东西，那么只是劳技课，你固然会觉得3D打印实现起来很慢，但如果你只是把这门技术当做实现创意的手段，那么实现一次你的创意，打印出独一无二的东西只需要几个小时便是效率很高的事情了。我曾问过小白老师，她可会觉得3D打印实现很慢，她回答我说：“我不会觉得3D打印慢啊，像要做一个机器人，如果不用3D打印，那我还要去焊接，去打铁吗？我觉得在我想实现的范围内，它效率很高，成本又便宜。”

(小白老师设计的3D打印灯罩，机器人)

而在大陆，3D打印课更像通识课，光是软件就能教一学期，学生们对3D打印的热情与精力被枯燥的软件学习磨光后，还有多少人愿意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下再花时间去构思创意呢？减少对技术的痴迷，缩短学习技术的时间，而让技术为我所用，或许是创新教育更需要重视的事情。

（四）

2015年初，姚雅莉的朋友在广州开了一家咖啡厅，她想先试验市场反应，朋友在咖啡厅给了她一张桌子，让她自由发挥。她在桌上摆了一台3D打印机，每天开始在咖啡厅打印自己的工艺品。

“不知不觉就有很多客人围过来，大家都特别好奇，问我在干什么，这是什么。”姚雅莉回忆道。她开始给客人们解释，这是3D打印机。“当时我特别意外，有一个大学生指着我的打印机说，哦，我知道这是3D打印机，我们老师说这个一台要几百万。”姚雅莉说，她表示当时真是很惊讶，“如果这台机器有那么贵，我敢放在咖啡厅展示吗，我那台机器也就3000块。”姚雅莉说。

当时还有很多自称做教育的人士找到姚雅莉，希望她能在自己的公司或平台内开设3D打印课。姚雅莉很奇怪，那自己教什么呢？“他们无一例外希望我教小孩，而且他们觉得在课堂上我只要展示一下就好了，不需要教太多。”她摆出了鄙夷的神色，“我不想骗人啊，而且我觉得还是教大人比较靠谱。”

她说这话的原因除却认为自己不教任何实质内容是骗人外，也有台湾的教育带给她的烙印。2014年，台湾在政策上支持3D打印教育，政府鼓励成年人先学，教师先学，学会后再将技术带入家庭，教学生，带着孩子一起玩。“当时还有一个企业做了一个百日巡回的活动，他们开着车进入很多的中小学做3D打印的普及，2014年有兴趣的大人们学会了，2015年，基于3D打印课的创意课程教育就全面展开了。”小白老师解释道。

“但是在这边，3D打印先教小孩，我很奇怪，他们那个年纪为什么不去玩泥巴呢？”姚雅莉说。姚雅莉看来，低龄儿童的认知年龄远没有到能进行建模、接触3D打印机的要求，而且从家庭教育的场景来切入反倒对儿童日后的教育更好。家长们了解孩子在做什么，了解3D打印技术，就能切实感知孩子的进步与成长，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来说就完成了情感回馈的闭环，而在大陆，因为家庭教育场景这一环的缺失，家长们只能通过报班比赛的形式感知孩子的进步，有些成长也变了味。

“我们没有课程标准的，在那边辨别课程质量的就是家长，而且教育那么个性化的事情，你觉得有意义就对了。这类教育不可能在孩子身上有一个即时的变化的，应该像种下一颗种子就够了。”小白老师向我介绍起台湾的教育时这样说道。

（五）

咖啡馆就在广州图书馆的楼下，小白老师的展示也引起了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注意。图书馆邀请她前去做3D打印科普讲座与亲子课堂。

说到上课的经历，小白老师也有很多不适应。“真的，我教的几个亲子班里面，每次上课十个家长有九个在划手机。但孩子们特别好奇有求知欲，我想这是我能坚持下来的原因吧。”与此同时，她也接着成人班的预约，为对3D打印感兴趣的成人教授3D打印技术。

“两边的上课方式也很不同，在台湾，老师只是辅助，每节课把任务布置好就在一旁辅助了，不会主动去教太多，老师多希望孩子们做东西多失败几次呢，这样才能成长更多。但是在大陆，似乎课程更多一次到位，我也不是说大陆的教学不好，只是说区别真的挺大。”小白老师回忆道。

（六）

随后，小白老师获得了之前的金融公司帮助，那家公司在杭州的分部给她免费留了一间大办公室能让她办公，她前往了杭州。

此前她在深圳发掘出一种好用又便宜的3D打印机器，并将其展示在已有一定热度的个人主页上，引来了不少3D打印爱好者的兴趣，慢慢地她成为了台湾小有名气的3D打印老师，小白的名号也是在那时候开始响亮的。

（小白老师的3D打印创意课科普讲座）

到达杭州后，很多合作也慕名而来。小白老师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浙江科技馆的工作人员，他们邀请她来进行3D打印科普讲座，同时，她也与其他3D打印专家一起为中央电教馆编撰3D打印创意课教程，台湾农委会以及一些公益项目也联系到了她。

由于工作室只有自己一人，真正的开班教学却没有任何推广。“来上课的也有，一般通过预约的形式，来源大多也是朋友介绍。”小白老师补充道。很明显，她的工作室没有明确的商业模式，没有融资，就像她自己说的，“我收费啊，因为这是对于我劳动成果的尊重，但我没想过要做多大的事业，我觉得靠谱的就接，这样就OK”。

“有时候是有很多朋友会担心我这样下去会饿死，但是我只要顾好自己就可以了啊。还是希望能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我把自己当成老师，做教育不能总想着挣钱啊。”小白老师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