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概况

　　大学商学院是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和国家社科创新基地的实体化学院。

专业设置

　　学院拥有工商管理类、管理科学与工程、图书档案学三个一级学科中的十一个本科专业： 　　工商管理类下属：工商管理、会计学、旅游管理、市场营销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管理工程与科学下属：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电子商务； 　　图书馆与档案学下属：图书馆学、档案学；

十三个硕士学位授权学科

　　（专业）：企业管理、会计学、旅游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技术经济与管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MBA（包括EMBA）、MPACC(会计硕士)、MPM（项目管理硕士）、公司治理； 　　拥有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包括企业管理、会计学、技术经济与管理、旅游管理、公司治理、人力资源管理）和图书馆学七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2005年学院复名为南开大学商学院。目前全院教职工164人。专职教师116人，其中教授38人

南开大学商学院大楼

（博士生导师25人）、副教授55人、讲师23人。

设施

　　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在校人数达到四千八百多人。在南开大学图书馆300余万册图书的基础上，学院图书资料中心共有中外文图书15万余册，期刊700多种。有35个多媒体教室、11个专业实验室，近5千平米。

荣誉

　　经历八十六年的风雨沧桑，沐浴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春风，南开大学商学院在改革中求发展，开拓创新，艰苦奋斗，团结拼搏，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服务经济主战场的高速路上驶入快车道，成为一个学科优势突出，专业设置合理，师资力量雄厚，管理运作良好，综合实力居于全国前列的商学院。是南开大学最有活力、最具发展潜力的学院之一。2004年商学院被评为天津市“十五”立功先进集体。

历史沿革

　　南开大学在1919年建校之时就以“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雄图大略，设立了文、理、商、矿四个学科。适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南开的商科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的影响， 1929年成立南开大学商学院。20世纪50年代，因院系调整，南开的经济管理学科受到冲击。 　　改革开放带来了学科发展的春天， 1980年，管理学系恢复重建。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受国家旅游局委托和资助，于1981年创建了旅游学系。1985年受国家审计署的委托，南开大学在我国首批设立审计专业并招生；1987年南开大学会计学系正式恢复重建。1993年后，市场营销、财务管理、信息管理等学科相继建立。1994年成立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在恢复重建管理学系过程中陈炳富先生提出了“理论与实践、中与外、古与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办学思想,并在“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校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智圆行方”的育人理念，如今“智圆行方”已成为商学院学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与调整

　　1997年，根据国务院学位办颁布的新学科目录，南开大学对国际商学院和经济学院的系所进行了调整，把管理学科所包含的专业和机构全部集中在国际商学院。调整后的国际商学院下设六系一所，即：国际企业管理系、会计学系、旅游学系、市场营销系、财务管理系、信息管理系和现代管理研究所,并在公司治理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内高校最早的公司治理研究中心。1999年1月原属文学院的信息资源管理系并入国际商学院，调整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系和图书馆学系，同年又创办了人力资源管理系。1999年9月， MBA中心成立，顺应社会发展需要学院先后又成立了项目管理工程硕士（MPM）中心、会计专业硕士（MPAcc）中心、高级管理人员培训中心、中小企业研究中心、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企业文化研究中心、服务管理研究中心、项目管理研究中心及案例中心，使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走上了正规化与快速发展的道路。

管理名家

　　陈炳富先生 　　南开大学商学院的缔造者陈炳富先生，堪称中国管理学的开拓者之一。陈老先生在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中的杰出成就，为这门年轻的学科在中国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被推选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其业绩先后被收入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大洋洲及远东地区名人录》、《国际业绩卓著男士名录》和《国际杰出知识分子名人录》。 　　陈炳富先生1920年12月出生于安徽和县。少年时代家境贫寒。他学习刻苦认真，学业成绩优异，从1934年在县立初中求学起，曾多次获得奖学金。1937年，就读于湘西高中。1940年考入内迁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外文系。翌年，转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学系，1945年毕业，1946年冬，到南开大学任教，曾先后在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管理学系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0年，任新创办的管理学系主任。 　　陈先生早年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便倾向革命，参加进步读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时他主编的壁报《论衡》和《经济论衡》，曾经常发表进步言论，受到校内师生的注目。 　　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陈先生在“指数”理论、“指数”的恢复、编纂以及编制方法、公式的论证方面，发表了十几篇研究文章。50年代初，他转入经济效果问题研究，他的《关于工业品产品品种变动对成本影响指数的几个问题》一文曾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讨论。60年代写的《社会主义经济效果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把用最小耗费取得最佳收益问题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内容进行阐述。他指出，“讲求经济效果不能仅局限在生产领域内，还应包括国家管理机关、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部门。”文章后来被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国展望出版社分别选入《解放以来有关经济效果文选》和《建国以来有关经济效果文集》。 　　进入80年代，随着四化建设的深入和国家对管理科学的需求，陈炳富教授的才华方得以充分施展，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1981年在瑞典参加“中国——欧洲技术与工业政策”国际学术会议，他宣读的论文《论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受到与会代表的称赞，被列在会议论文集的首篇。瑞典隆德(Lund)大学校阅曾发表文章给予高度评价。1984年初，应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的邀请，他在会上做了题为“要开展中国管理史研究”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他列举大量事实，指出在古代和近代，我国有许多管理实践与管理思想值得探讨、研究、总结，要创造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理论，必须结合命西，融汇古今。《了望》杂志以《从＜孙子兵法＞说到中国管理史》为题编发了他的报告，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1987年他在加拿大、美国考察、讲学，光后做了“《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学术演讲，引起西方学者的浓厚兴趣。讲学期间，他还参加了欧洲国际市场学会，被推选为该学会的唯一的亚洲理事。 　　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敏锐、视野开阔、富于创新，是陈炳富教授治学的特点。他说：“中国有悠久的管理史，但现代化管理始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许多新的管理问题，新问题的解决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管理思想。我的最大心愿就是建立一门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学。”其实，陈炳富教授有志于斯者可谓久矣。早在60年代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他就强忍饥饿，拧紧眉头思索：怎样才能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在夕阳残照下的校园里，他不知度过多少苦思的黄昏。必须走经济技术相结合的路子——这是他最初萌动的管理学思想。可惜，他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没有一点反响。70年代末，他重提旧论，并上书中国科学院，呼吁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这一次，他急切的呼声被传遍全国，最终促成“技术经济研究所”的诞生。1980年，南开大学授命陈先生筹备建立企业管理系。老先生来了拗脾气：“不能叫企业管理系，应该叫管理学系！”此时，管理学在中国还很新鲜，还有人不承认有这么一门独立学科。他不辞劳苦，四处游说。于是，中国有了第一个大学管理学系。他孜孜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