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第82届奥斯卡奖尘埃落定。颁奖典礼上，介绍《阿凡达》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时候，主持人史蒂夫·马丁跟亚力克·鲍德温戴上看3D电影的红绿双色眼镜，四处张望了一下，说：哦！卡梅隆来了！

    这当然是玩笑，不过，从这一届的颁奖结果看，奥斯卡大叔还真是戴着有色眼镜看《阿凡达》。尽管这部影片已经引领电影进入“后阿凡达”时代，但耄耋之年的奥斯卡大叔却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止步不前——夺得六项大奖的《拆弹部队》，总难免让人联想起那部在1970年获得七项大奖的《巴顿将军》。

    这两部电影之所以获奖，不仅仅是由于它们都塑造出了出色的战争英雄形象，更因为它们都出现在某种合适、必须、且至关重要的关键时机：即国内民众对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怀疑，且深刻厌战的时候。这种时候，美国政府总是亟需一位能够唤起观众热情的天生好战的斗士和英雄。1970年，有巴顿，40年后，有拆弹专家。

    《巴顿将军》在1970年获奖的时候，正值美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肯尼迪、马丁·路德·金遇刺和水门事件政治丑闻使民众对政府失去了信心。越战升级导致了一连串的社会反响，使得二战以来发展起来的战争片和航空片几近绝迹。1968年拍摄的、由约翰·韦恩主演的《绿色贝雷帽》宣告了战争类型片的式微。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当时电影史上投资最多、场面最宏大的战争题材影片《巴顿》出人意料地获得成功。美国五星上将、与巴顿共事多年的布莱德利将军亲任高级军事顾问。美国总统尼克松对《巴顿》在弘扬军威方面所起的作用极加赞扬。

    没有人能否认，以严谨纪实风格拍摄的《拆弹部队》，对于战争的表现、对于人性的探索确实具备相当高的水准，相对于《巴顿将军》，在使英雄平民化、更具备可信性方面有着很大的进步。影片开头那句著名台词：“战争对于男性，就像毒品”，也使影片从对战争英雄的表层塑造深入到心理层面的探究。在影片结尾，幸存回家的拆弹专家却已经不能适应普通人的生活，战争使他上瘾，危险使他感受到生命意义的存在，于是，他又回到了战场。

    这位英雄不像巴顿，是一位天生的战士，“理应死于最后一场战争的最后一场战役的最后一颗子弹”，而是一位在残酷的现实中也曾发生心理问题、几近崩溃、最终习惯了危险的平民英雄。即便如此，这部影片也并没有获得当今观众太大的认同，影片投资1100万美金，票房只有2000多万。在历届奥斯卡获奖影片中，这是票房最少的一部影片。

    相比于《拆弹部队》，《阿凡达》是一部更有勇气的电影。它关注的不是一次由美国对外政策引发的局部战争中普通人的感受——当然，这种关注也非常重要。《阿凡达》反思的是美国发达文明的反面：以先进的武器劫掠资源、破坏环境的粗暴、贪婪、无耻与凶残。影片把胜利和尊严给了那些不如美国“先进”的文明，这种文明与天地万物神灵合为一体，大树的根都记录着文明的痕迹，在那里，你可以听到祖先存在过的声音……《阿凡达》是一部献给全世界敬畏自然和神灵的观众的电影，是一部以前所未有的奇观深刻反思文明灾难和后遗症的影片。但这部影片揭示的是文明的贪婪，反思的是进步的反面，美国的主流文化通过奥斯卡拒绝了它。

    奥斯卡将近6000人的评委会，很大一部分成员是演艺界人士，他们也会对这部带领电影进入奇幻的“后阿凡达”时代的作品存在疑虑：这部3D制作的影片的演员无关紧要，几位主角都不是一线明星，它的出现也许颠覆了明星制的基础。

    这些元素综合作用，导致了一部划时代影片《阿凡达》的落败。

    从第8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结果看，这是一届很疲惫、很跟风的奥斯卡，那些密切反映现实、具备深刻反思精神的影片，或者展现环球普遍忧虑的影片，被悄悄屏蔽掉了。反思文明和环境问题的《阿凡达》如此，表现金融危机的《在云端》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谁让影片不知趣，在金融危机未获解决的时代表现一个“炒鱿鱼面谈官”的苦涩又不乏温暖的人生？

    获得大奖的除了《拆弹部队》，就是表现乡村歌手的《狂野的心》或者黑人小女孩生活的《真爱》，这些影片表现个体生命，拍摄得很出色，在任何年代都不会犯错误，在任何时候都有自己的观众群，不温不火，不渉禁地，不触雷区。

    然而，电影是“工业文明时代以来惟一的集体感知对象”，惟有展现人类普遍忧虑和共同梦想的影片，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集体感知对象”和“共同话题”。一味回避大众普遍忧虑、忽略大众共同梦想的“奥斯卡大叔”，只能从侧面证实现实世界忧患之深重，以至于真实的梦想都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