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讲席教授席文（Nathan Sivin，1931－）先生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荣誉研究员。席文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科学史，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炼丹术史、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医学史、中国与希腊早期科学及医学的比较等。2008年第12届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研讨会上设立了“席文教授荣誉日”，以表达对他的敬意。
　　席文教授此次讲座的主题为科学史方法论。讲座共分为6次。前5次的主题分别是：科学史发生着什么变化、运用社会学与人类学方法、运用通俗文化研究方法、运用比较方法、运用“文化簇”概念。第6次是科学史方法的讨论。
　　在第一讲“科学史发生着什么变化”中，席文认为，当今的科学史与医学史在研究问题、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已不像以往那么明显。自20世纪50年代科学史职业化以来，科学史的研究问题经历了从内史到外史的转向，科学史研究进路（approach）也从传统的文献学、考证方法逐渐扩展到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新视角和新概念工具，并产生出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因此，有必要扩展中国科学史的研究范围。
　　在第二讲“运用社会学与人类学方法”中，他介绍了如何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进路进行科学史研究。席文认为，人类学和社会学提供了大量精细的概念工具与方法，有助于研究很多与科学史相关的文化问题。例如将人类学应用于医学史中，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疾病的体验、病症命名与分类、疗效的象征与仪式作用等；从身体反应、技术反应与意义反应这三类治疗手段理解医学的技术价值和符号价值；采取社会学的方法分析不同社会下医生的权威性之差异，以及不同时代对疾病的定义与命名等。
　　在第三讲“运用通俗文化研究方法”中，席文指出，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是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中重要的研究领域。他探讨了如何在医学史中运用医学人类学和医学社会学的工具来考察通俗文化。席文运用这一思路细致对比了中国古代官方精英医学与民间大众医学对于身体与疾病关系在理解上的差异，并举例说明了疾病疗法不仅影响身心，甚至会影响人的社会关系。这些富有启发性的尝试再次说明了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与社会的重要性和有效性。
　　在第四讲“运用比较方法”中，席文强调比较（comparison）方法是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工具之一。大量优秀的史学工作实际上是比较同一文化中处于不同时段或地区的思想或习俗。在比较不同文化的情形下，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席文进一步列举了一些比较方法的应用实例，如“自然”和“body”在中西文化中的含义差异、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与日本对天文学和医学作用认识上的差异、中国与西方对使用蒸汽动力与铁路建造上的认识差异等，展现了广泛深入的比较研究法在科学史中的重要地位。
　　在第五讲“运用‘文化簇’概念”中，席文认为，学科的专门化会导致史学家的视野过于狭窄，作为整体的历史被区分为前台和背景，仅用智识因素或社会关系来解释许多问题。而“文化簇”（cultural manifolds）这样的概念工具可以打破内外史的界限，从文化的多个维度（如思想、社会关系、经济、宗教、政治、亲属等）考察历史。并且，该概念还可以被广泛地应用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席文进一步采用“文化簇”概念工具分析了元朝伊斯兰历法对汉人钦天监影响甚微的原因，认为是忽必烈出于政治原因有意阻隔了各民族天文知识的交流。他还考察了南北宋“博学之士”关注焦点变化的社会和政治原因。最后就“李约瑟问题”的合法性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二臣”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第六讲“科学史方法的讨论”中，席文教授与参与的学者学生们就科学史教学、科学史选题、一些名词译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机构和高校的学者、学生百余人参加了系列讲座^[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