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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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职于1932年加入中国化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任中国生理科学会理事长。1934年成为美国实验生物医学会会员。1946年为中国生物化学会理事；1950年担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生理杂志》主编；1954年任《科学文摘·生化与营养》主编；1955年任《科学文摘·生理科学》主编；1979年任中国生物化学会常务理事。
1983年8月18日刘思职因肺部感染逝世于北京。
参与蛋白质变性学说的研究
刘思职在科学研究中思维敏捷，具有远见卓识。他是免疫化学创始人之一。在蛋白质变性领域亦有研究。
生物化学是20世纪的一门新兴学科，在1930年代时，对蛋白质的变性的机制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生物化学家吴宪1928～1940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蛋白质变性，刘思职是他的助手之一。1929年8月，吴宪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第13届国际生理学大会上，宣读了根据一系列实验总结得出的“蛋白质变性学说”，获得了一致的赞可。而奠定这一变性学说的科学实验，主要由刘思职等助手所完成。实验证明，蛋白质的变性是蛋白质分子从折叠而变为舒展，这一理论得到了以后更多的实验结果的证实，至今仍为国际生物化学界所公认。
免疫化学研究
早在1930年代，免疫反应的研究主要是微生物学家的事，当时，抗原—抗体间的反应只是靠肉眼定性，对抗体的化学本质也所知甚少。刘思职在吴宪领导下，创造性地用化学定量方法研究抗原—抗体沉淀反应，分析了免疫沉淀物中的抗原抗体比例，并定量回收抗体，纯化抗体。在此基础上，刘思职研究了免疫沉淀物的溶解度和沉淀曲线，同时注射两种不同抗原时抗体的生成反应等，成为免疫化学的创始人之一。以后他一直继续这一领域的研究，如研究低级抗体的性质和代谢、激素对抗体代谢的影响、强弱不同抗原在体内的代谢率等。在国内外杂志上先后发表了40余篇论著。
蛋白质生物合成研究
早在1955年，蛋白质的生物合成还是一个神秘的领域。刘思职有胆识地在他领导的北京医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拟定了科研的战略重点是“蛋白质的生物合成”；为此，在中国生物化学界较早地建立了电泳、层析等先进的生物化学实验技术，使苏联专家费奥多罗夫（ИваиваноВичФёдоров）惊讶不已。可惜他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批判斗争，他有关这一重大课题的科研设想和计划不能付诸实现。影响他的科研计划进度的另一原因是当时学习苏联以科学院和研究机构为主的科研体制。至1960年代，蛋白质生物合成的研究在欧美国家已有重大突破，刘思职在政治上的处境也略有改善，他又重整旗鼓，具体拟订了以“抗体的生物合成”为突破口的科研计划。他把自己的科研设想和见解，撰写成文“抗体的性质及生产机制”，发表于1963年的《生物科学进展》上，以期征求同道的讨论。当时核酸在遗传信息传递中的作用刚有端倪，他从法国某实验室报导中，获悉从北京鸭提取的DNA引入另一种系的鸭中，可导致后一种系鸭的某些性状改变为北京鸭的特征。他就想从免疫动物淋巴细胞中提取DNA引入另一未经免疫的同系动物中，希冀获得抗体生成性能的转移，藉以证明DNA→mRNA→抗体蛋白质的生物合成这一通路。不幸的是，这一研究工作起步不久又因“文化大革命”而夭折。壮志未酬，刘思职终身引以为憾。
确定生物化学名词和编写生物化学讲义
1950年代前，中国不仅没有一本用自己的文字编著的生物化学教科书，即使一套完整的生物化学中文名词也付阙如。有鉴于此，在抗战胜利后，刘思职曾组织部分生物化学学者讨论生物化学名词的中文稿，这遭到当时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主任，原燕京大学美籍教授窦维廉（W.H.Adolph）的反对，窦维廉认为这样做是脱离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中心任务。直到1950年初，刘思职才有可能邀请几位同道专家开始编译生物化学有关名词。他们将名词草案分送全国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后，终于拟订成一部比较系统的《生物化学名词草案》。该草案不久为全国采用，统一了全国的生物化学名词，并给以后的生物化学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4年他主编了《生物化学大纲》，这是中国人第一部自己编写的汉文生物化学教科书，全书70万字，内容丰富，取材新颖，条理分明，逻辑性强。尤其可贵的是在绪编中介绍了中国古代在酿酒发酵、营养及脏器治疗等方面的成就；颂扬了吴宪在临床化学、蛋白质化学，特别是蛋白质变性学说及免疫化学方面的卓越贡献。在营养学等章节中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修正了中国成人对蛋白质等营养成分的需要量；按照中国的膳食习惯，列出了中国人民日常食用的几种混合蛋白质的生理价值，使该书一改过去科技教科书照搬外国教材的惯例。1964年，经卫生部推荐，书名改为《生物化学》，作为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科书，一直沿用到1978年。1950年代，为普及和训练中级卫生干部的需要，刘思职还曾为华北军区卫生部在职干部业余夜校，编写了一本小型的《生物化学讲义》。该讲义的第三版于1965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简明扼要，深入浅出，文笔流畅，深受医药卫生界的欢迎。
生动的讲课
刘思职讲课效果之佳，有口皆碑，这是因为他备课极其认真负责，他的讲授原则是考虑什么可以不讲，从而使内容更加精练。他很欣赏清代袁枚所著“厨者王四余传”中所说的“一肴上，则吾之心腹肾肠亦与俱上”，他认为这与他讲课时的心情同出一辙。因而他在讲台上总是意气风发，严肃认真，条理清楚，没有废话。逻辑性强，注重启发式。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吸引了全体听课学生，使他们精神高度集中。听他的课不仅能激励大家对生物化学学科的兴趣，而且还是一堂美的享受。他的教学风格和重视教学、热爱教学的思想，对中国生物化学界和教育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严谨的科学态度
刘思职治学严谨，在科学研究上鼓励晚辈要做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要有胆识，敢于向科学的高度和深度进军，告诫他们切忌目光短浅，对突破重大课题缺乏信心，老是怕近期出不了成果会影响自己的“前程”；而是首先要以发展中华生物化学为己任。他在实验中一丝不苟，未经他亲自过手过目的结果，他对
刘思职于1932年加入中国化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任中国生理科学会理事长。1934年成为美国实验生物医学会会员。1946年为中国生物化学会理事；1950年担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生理杂志》主编；1954年任《科学文摘·生化与营养》主编；1955年任《科学文摘·生理科学》主编；1979年任中国生物化学会常务理事。
1983年8月18日刘思职因肺部感染逝世于北京。
刘思职-主要科研成果
参与蛋白质变性学说的研究刘思职在科学研究中思维敏捷，具有远见卓识。他是免疫化学创始人之一。在蛋白质变性领域亦有研究。
生物化学是20世纪的一门新兴学科，在1930年代时，对蛋白质的变性的机制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生物化学家吴宪1928～1940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蛋白质变性，刘思职是他的助手之一。1929年8月，吴宪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第13届国际生理学大会上，宣读了根据一系列实验总结得出的“蛋白质变性学说”，获得了一致的赞可。而奠定这一变性学说的科学实验，主要由刘思职等助手所完成。实验证明，蛋白质的变性是蛋白质分子从折叠而变为舒展，这一理论得到了以后更多的实验结果的证实，至今仍为国际生物化学界所公认。
免疫化学研究
早在1930年代，免疫反应的研究主要是微生物学家的事，当时，抗原—抗体间的反应只是靠肉眼定性，对抗体的化学本质也所知甚少。刘思职在吴宪领导下，创造性地用化学定量方法研究抗原—抗体沉淀反应，分析了免疫沉淀物中的抗原抗体比例，并定量回收抗体，纯化抗体。在此基础上，刘思职研究了免疫沉淀物的溶解度和沉淀曲线，同时注射两种不同抗原时抗体的生成反应等，成为免疫化学的创始人之一。以后他一直继续这一领域的研究，如研究低级抗体的性质和代谢、激素对抗体代谢的影响、强弱不同抗原在体内的代谢率等。在国内外杂志上先后发表了40余篇论著。
蛋白质生物合成研究
早在1955年，蛋白质的生物合成还是一个神秘的领域。刘思职有胆识地在他领导的北京医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拟定了科研的战略重点是“蛋白质的生物合成”；为此，在中国生物化学界较早地建立了电泳、层析等先进的生物化学实验技术，使苏联专家费奥多罗夫（ИваиваноВичФёдоров）惊讶不已。可惜他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批判斗争，他有关这一重大课题的科研设想和计划不能付诸实现。影响他的科研计划进度的另一原因是当时学习苏联以科学院和研究机构为主的科研体制。至1960年代，蛋白质生物合成的研究在欧美国家已有重大突破，刘思职在政治上的处境也略有改善，他又重整旗鼓，具体拟订了以“抗体的生物合成”为突破口的科研计划。他把自己的科研设想和见解，撰写成文“抗体的性质及生产机制”，发表于1963年的《生物科学进展》上，以期征求同道的讨论。当时核酸在遗传信息传递中的作用刚有端倪，他从法国某实验室报导中，获悉从北京鸭提取的DNA引入另一种系的鸭中，可导致后一种系鸭的某些性状改变为北京鸭的特征。他就想从免疫动物淋巴细胞中提取DNA引入另一未经免疫的同系动物中，希冀获得抗体生成性能的转移，藉以证明DNA→mRNA→抗体蛋白质的生物合成这一通路。不幸的是，这一研究工作起步不久又因“文化大革命”而夭折。壮志未酬，刘思职终身引以为憾。
确定生物化学名词和编写生物化学讲义
1950年代前，中国不仅没有一本用自己的文字编著的生物化学教科书，即使一套完整的生物化学中文名词也付阙如。有鉴于此，在抗战胜利后，刘思职曾组织部分生物化学学者讨论生物化学名词的中文稿，这遭到当时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主任，原燕京大学美籍教授窦维廉（W.H.Adolph）的反对，窦维廉认为这样做是脱离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中心任务。直到1950年初，刘思职才有可能邀请几位同道专家开始编译生物化学有关名词。他们将名词草案分送全国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后，终于拟订成一部比较系统的《生物化学名词草案》。该草案不久为全国采用，统一了全国的生物化学名词，并给以后的生物化学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4年他主编了《生物化学大纲》，这是中国人第一部自己编写的汉文生物化学教科书，全书70万字，内容丰富，取材新颖，条理分明，逻辑性强。尤其可贵的是在绪编中介绍了中国古代在酿酒发酵、营养及脏器治疗等方面的成就；颂扬了吴宪在临床化学、蛋白质化学，特别是蛋白质变性学说及免疫化学方面的卓越贡献。在营养学等章节中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修正了中国成人对蛋白质等营养成分的需要量；按照中国的膳食习惯，列出了中国人民日常食用的几种混合蛋白质的生理价值，使该书一改过去科技教科书照搬外国教材的惯例。1964年，经卫生部推荐，书名改为《生物化学》，作为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科书，一直沿用到1978年。1950年代，为普及和训练中级卫生干部的需要，刘思职还曾为华北军区卫生部在职干部业余夜校，编写了一本小型的《生物化学讲义》。该讲义的第三版于1965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简明扼要，深入浅出，文笔流畅，深受医药卫生界的欢迎。
刘思职-评价
生动的讲课刘思职讲课效果之佳，有口皆碑，这是因为他备课极其认真负责，他的讲授原则是考虑什么可以不讲，从而使内容更加精练。他很欣赏清代袁枚所著“厨者王四余传”中所说的“一肴上，则吾之心腹肾肠亦与俱上”，他认为这与他讲课时的心情同出一辙。因而他在讲台上总是意气风发，严肃认真，条理清楚，没有废话。逻辑性强，注重启发式。他铿锵有力的声音吸引了全体听课学生，使他们精神高度集中。听他的课不仅能激励大家对生物化学学科的兴趣，而且还是一堂美的享受。他的教学风格和重视教学、热爱教学的思想，对中国生物化学界和教育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严谨的科学态度
刘思职治学严谨，在科学研究上鼓励晚辈要做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要有胆识，敢于向科学的高度和深度进军，告诫他们切忌目光短浅，对突破重大课题缺乏信心，老是怕近期出不了成果会影响自己的“前程”；而是首先要以发展中华生物化学为己任。他在实验中一丝不苟，未经他亲自过手过目的结果，他对
